19460523，YD00032 外交部中国处关于中国当前若干趋势与最近发展态势的分析报告^[20]

（1946年5月23日）

（F 7701/25/10）

极机密

中国政府

关于国家重建的方案孙逸仙博士设想了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随着国民党至上地位的确立——在其领导下开展了针对“北方军阀”的军事行动，以及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全国性政府的地位得到承认，军政时期在1928年正式结束。没有通过民主选举就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把实现孙逸仙博士的国家重建方案作为自身的任务。

2.训政时期开始于1929年。国民党制订了一项计划，对民众进行自治训练，以此作为进入宪政阶段的必要准备。民众得到训练以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利，省、区、村分级设立了自治机构。当全国半数以上的省份被认为能够自治，接下来将是召开国民大会正式通过并颁布一部宪法。在此基础上，成立对国民大会负责而不是对国民党党代会负责的新国民政府，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

3.这项计划本打算在6年后完成。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了一部宪法草案，并打算由计划于次年召开的国民大会批准通过，但日本人发动战争打乱了这一安排。直到目前，中国才能够再一次将精力放到国家重建的任务上来。

4.蒋介石，国民党的领导人，同时是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在1943年承诺，战争结束后一年内政府将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并确定宪法生效的日期。然而，这并没有让共产党人及中国的其他民主力量感到满意。在结束一党统治，同意早日建立联合政府治理国家直至战争结束后成立一个完全的宪法政府方面，国民党遭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5.蒋介石顶住了压力，理由是，在国民会议召开之前，如果国民党在最终决定权方面以及政党联盟的最终责任方面做出任何让步，将导致无休止的冲突和混乱，致使中央权威崩溃。1945年3月，他同意在当年的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改变了当初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再召开国民大会的设想。与共产党人持续的纷争导致国民大会进一步拖到1946年5月5日才举行。但在1945年底，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做出让步，同意召开所有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召开国民大会的办法，研究修订宪法草案的原则及在宪政实施之前扩大政府的基础”。

6.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其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在作为宪政的最初步骤的国民大会召开之前，国民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以扩大负责国家事务的最高政府机构国民政府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的一半委员是国民党党员，其余从不同党派成员中选出。政治协商会议也决定，国民大会将在1946年5月5日召开，代表主要由提名产生，并被各政党所接受。

7.因此，共产党人得到许诺，会组建他们所主张的联合政府，在制宪会议中也会给予其足够的代表比例，以确保通过一部符合他们喜好的宪法。但此后在完成这些目标方面，并未取得什么进展。在代表比例方面和部长职位分配方面无休止的争论阻碍了联合政府的组建，共产党人没能得到他们所要的条件，最终决定抵制大会，而他们在满洲的胜利无疑坚定了他们的立场。一个没有包括所有主要政党的制宪会议，就无法正式通过一部得到普遍认可的宪法；没有一部宪法，中国的议会制政府就无法完成组建。因此，宣布大会不确定地延期至4月底召开就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了。

8.宪政是值得长年努力和奋斗的目标，它有可能为中国数百万民众带来真正的民主政府，使中国最终从独裁与专制的枷锁下解脱出来。而现在在中国，能够把宪政的目标几乎即将实现这种事写下来，是令人感到欣慰的。但从长期来看，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看上去除了在共产党人控制的延安周边地区民主政府得到了真正的实行外，大部分中国民众是令人无望地没有能力进行自治。普遍的选举权在今天的中国是一种嘲弄，使其易于遭受各种指责。另外，除了共产党人控制的地区外，战时岁月几多宣传的自治训练带来的仅仅是民主化的外表，这种训练由国民党党员和指定的地方委员会进行，也几乎没有超出二者的范围。

9.为蒋介石说句公平的话，必须承认，他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无疑意识到了这些情况，只是急于尽早地施行宪法政府的形式与构架，他们希望并且相信，自治所需的训练以及政治意识随着实践自然会被民众所掌握。然而，在得到这样的训练之前，任何国民大会及由该大会选举产生的国民政府其权力和权威更多来自那些宣誓执行党的领导人政策指令的党内被提名者而不是来自民众当中，这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从这点出发，只要像当下的情况这样，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长期处于国民党控制之下，或者是处于效忠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省级和地方领导人控制之下，即使谈不上支配，任何国民大会也必然主要处于国民党的影响之下，从而使国民党政府现有的主要特点能够保持下去。

国共争端

10.关于国共争端的起源与动机已有许多说明，毫无疑问它还将被继续予以记述，这里并不打算全面分析这一中国国内持续多年的最前沿的政治争端。然而，有必要纠正任何这样的想法，即认为这只是如同中国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是又一次权力之争。仅仅是政治斗争本身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这场争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痛苦和深度的分裂。因为这场争端是由政治观念与社会观念的冲突所引发的，即使天生具有以和为贵倾向的中国人也会发现这是无法调和的。共产党人从群众，主要是农民当中，获取力量与支持，其理论和政治纲领专门为吸引这些人而设计。国民党则从地主和富商（“乡绅阶层”）当中获取力量与支持，国民党赋予他们权力，使他们与目前的军队结盟（大多数军队的领导人本身就是大地主）；大城市的劳工联盟，他们处在效忠于国民党与蒋介石的敲诈勒索者的控制之下。从这些来源获得权力与地位，国民党不可避免地走向反动与僵化，只有通过财富、权势及最终通过暴力（动用军队和秘密警察）来设法维持他们的现状。共产党人，由于什么也没有，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反而充满了活力与革命性。他们继承了国民党获得政权时候的那股冲劲，现在要求从国民党手中获取领导权。他们宣称，国民党已被它的反动派所束缚，不再能够完成革命的目标。

11.虽然在抗日战争上，共产党人与蒋介石结成统一战线，但实际上他们在联合抗敌的军事行动中，从未与重庆结成联盟。整个战争期间，他们是作为一个拥有自己军队的独立政权进行战争，主要运用游击战术展开作战行动，他们是这个领域的行家里手，如果能够避免，他们绝不投入阵地战，而是集中打击敌人在华北的交通线。尽管完全缺乏现代化的军事装备，但是相比国民党的军队而言，共产党的军队取得了更加令人赞叹的抗日成果。与此同时，蒋介石谴责共产党人拒绝与重庆采取一致行动并拒绝将他们的军队置于共同的指挥之下是直接对抗中央，在面对共同敌人的战争期间，这是难以容忍的，他对延安周边的共产党人的地盘实施封锁。没有自己的军队，共产党人将完全受国民党的摆布，作为一个有力的反对党可能一周也存在不下去。对他们而言，收编进国家军队是难以想象的，毫无疑问，他们宁愿打一场内战，也不愿意妥协。因此，战争期间可以看到一个令人惊奇而又充满浪费的景象，重庆把成千上万的精锐部队用于封锁陕西荒野上的共产党人，而其二流的部队则在东面抵抗敌人。

12.中国自1942年起被纳入美国的战略势力范围，这一点已为人认可。到1944年末，美国加强了对日攻势，于是决定激发中国的战争潜能以使中国更有效地参与共同作战行动。在美国的坚持与引导下，中国进行了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改革以及国共和解的尝试。但是，赫尔利将军的努力毫无成效，在1944年华盛顿述职之行后，将军宣布美国的政策是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然而，实际上随后赫尔利主导下的美国政策被证明是全力以赴地支持重庆政府。国务院内部在这一政策上的意见分歧导致赫尔利辞职，1945年12月由马歇尔将军接任他的角色。

13.与此同时，中国内部的事务引起了国际上相当的注意力，成为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谈的议题之一。三国外长关于这一问题的商议结果在会谈最终报告的摘要中记录如下：

“三国外长一致同意，统一、民主的中国应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国民政府各部门应广泛吸纳民主力量参加，内部的纷争必须停止。”

14.在三大国宣言的支持下，马歇尔将军得以使双方达成和解。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签署了停止对抗的停战协定，但实际上对抗后来演化成一场全面内战，协定将政治问题留给政治协商会议去考虑（见上述第7段），将军事方面的解决办法留给一个“三人委员会”去研究。由该委员会任命实地督查小组，逐步地执行真正意义上的停止对抗。然而，共产党人拒绝承认中央政府对满洲的控制或在那里适用停战协定的条款。于是，中央政府与共产党人在沈阳以北地区爆发战斗，接着扩大至中原地区。马歇尔将军再一次介入，他的调处看上去成功地阻止了中国的武装冲突，但是在满洲没有解决的希望。在那里，得到俄国人支持的共产党人处于强势地位，他们以此作为加强他们政治要求的一种手段（见第7段）。

中国共产党人

15.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马列主义者意义上的共产党人。1927年国共分裂导致共产党人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当时他们曾是马列主义者。但是，在长征之后，共产党人在陕西的延安重新建立了革命总部，他们制定了一种适合农村或小农经济的土地改革政策，也许我们不应把这看作是与社会民主不相容的。这项政策在赢得延安所控制地区的群众支持方面被证明是十分成功的，这大概也是采取这项政策的主要动机，因为如果没有群众的全力支持，共产党人在过去9年中面对日本人和重庆政府的双重压力就难以幸存下来。

16.中国共产党人公开声明拥护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信条”，但是他们在贯彻“民主”的方式上与国民党有所不同。他们声称，农民的“民生”问题在国民党手中简直就是一种嘲弄。对于第三个主义——民族或民族平等，他们则从未表现出任何特别的热情，也许是因为他们从未有机会直接关心对外关系。

17.在关于民主的观念和实践上，共产党人同国民党的不同之处在于，国民党试图从上层开始实行民主，希望通过言传身教使民主逐渐普及给大众；相反，共产党人则对大众进行自治教育，并鼓励政治意识的萌发，这样从村、区和省一级级往上直到上层，自己去从事创建自治的构架。

延安与莫斯科

18.过去并没有延安与莫斯科直接联系，或者是延安从莫斯科接受命令或由莫斯科进行政策指导的任何迹象或证据。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声言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土生土长的组织，与任何外国列强都没有关联。然而，最近的事件完全改变了这种说法。即使谈不上直接的军事援助，共产党人很明显也是与苏联人串通取得了他们目前在满洲的地位，除了付出点代价，莫斯科不可能打算一直供养他们。而且，在满洲，共产党人能够与苏联领土直接联系，这是在延安所做不到的。最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告诉罗伯茨^[21]先生，他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在莫斯科的直接控制之下。

19.［中共］是否与莫斯科有关系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因为俄国人能通过中共更好地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尤其是如果后者承认莫斯科决议中所提到的“吸纳广泛的民主力量参加”。在接管占领区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十足无能和普遍腐败，造成许多地方经济与管理上的混乱，所引发的动荡与不满一定会为共产主义的种子提供肥沃的土壤，国民党目前的这些所作所为正使俄国人受益。目前，中国共产党人只是少数，但他们是强有力的少数，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建立政权替代现政府的政党。如果由于对现状不满而引发一场社会革命或类似的剧变加速国民党的倒台，那么共产党人将取而代之，一个易于受苏联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府在我们的远东关系中将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甚至可能是破坏性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人迄今声称，他们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倒转这种顺序的任何趋势都需要细心观察，尤其是这伴随着中国共产主义对莫斯科的重新定位时，更是如此。

中国的对外关系

20.除了与苏联的关系之外（将单独讨论），中国的对外关系在战后最近的这一段时期主要由以下几方面所决定。

（a）意识到这一事实，即中国从战前的一个三流国家到目前获得了“五强”之一的地位，在国际事务中拥有重要的发言权及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

（b）相信没有中国，对日战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在赢得那场战争的过程中，中国扮演了一个显著的且决定性的角色，尽管是在美国的大力帮助之下。

（c）中国意识到它获得了长期所追求的与世界各国完全平等的地位，由此彻底地结束了“不平等条约”和外来压迫、外来屈辱的时代。

（d）意识到它作为一个亚洲首要大国的命运，以及随之产生的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责任和机遇。

（e）意识到尽管面临巨大的责任与机遇，但由于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孱弱与能力不足，无法发挥与其新获取的大国地位相匹配的作用。

21.自战争结束以来，这种孱弱主要表现在依赖于美国。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国难以使其领土上的日军投降、遣散和撤离。没有美国的介入，它现在可能正处于同共产党人进行一场全面的内战当中。没有美国经济与财政后续的援助，它难以开展关于国家重建的宏伟计划。

22.因此，在与美国打交道方面，它慎重小心。在战后同美国的关系中，它做出了许多让步，但拒绝给予英国和其他国家这样的让步。然而，这大概只是暂时状况，只有美国以撤回经济援助相威胁时，这种状况才会持续下去。

23.除了与美国外——中国可能已与之保持密切接触——中国在处理同其他国家关系尤其同英国的关系上表现出越来越深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特征；任何时候，在字面上和实质上都严格强调它的“主权”。战时同盟与合作的蜜月期结束了。虽已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中国却正在坚持国家完全平等方面表现出“矫枉过正”。我们通常会毫无问题地给友好大国和前盟国援助或请求合作，［但它们］会受到［中国的］严格审查，并且很可能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触犯了中国的主权观念被草率地拒绝，而中国对粗鲁地损害和侵犯我们权利的行为却进行开脱或是毫无歉意地置之不理。

24.有一些例子足以说明问题：（a）皇家空军要求在广州和上海设立我们飞机的中转站，为英联邦驻日占领军提供补给，中国人最终同意了这些权利，但是期限只有三个月。由于只要部队驻在日本就需要场所设施，英国提出了无限期延长的请求，但已遭到中国的拒绝。（b）去年10月达成的中英协定规定，暂时允许英国船只在长江运送救济供应物资（依据一些条约的规定，我们不再享有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利）。现在中国人违背协定，禁止英国的船只在长江航行，理由是英国船只出现在条约所禁止的水域将激发强烈的民族情绪并引发事端。^[22]（c）虽然允许美国的军舰自由地使用上海和其他港口，但明显［中国］并不希望英王陛下的军舰也出现在那里。最近一艘巡洋舰访问青岛的申请遭遇到了这样的婉拒理由：军舰在领水活动容易引发民众的情绪。

25.卡顿·德·威亚尔特将军（首相派驻蒋介石身边的私人代表）把这些现象描述为“发展时期的困难”。但愿可能是这种情况，希望中国能够很快进入理性谨慎的时期。与此同时，英国与其他国家在华的利益可能会陷入困难。靠近香港，在西藏的利益，以及在马来亚、缅甸的中国人问题把英国人置于一个非常脆弱的地位，现实主义的中国人无疑意识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们确实需要外来的援助，他们的领导人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不打算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会完全信赖美国人。因此，他们可能不希望冒险将事态发展到与我们对抗的地步。但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不得不忍受傲慢、无礼和烦恼。

海外的中国人

26.自战争结束以来，强劲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显著表现是，中国政府关心起海外中国人的福利问题，尤其是对在像马来亚、缅甸这样的邻邦境内的中国人。对于国内上百万深受弊政、腐败之害并遭受疾病、饥馑的中国人的命运漠不关心，中国政府却常常对所有海外中国人的福利与利益展现出最细致的关怀。部分原因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鼓励对中国经济十分重要的海外汇款流入国内。但政府的主要政策意图在于促进新式的、精心粉饰的中国帝国主义。在宣称没有领土野心的同时，中国仍然对它认为应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的亚洲地区内那些海外中国人精心扶植，以作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渗透的矛头。

中苏关系

27.影响中国对苏联立场的主要因素是一种出于恐惧而对于友谊的渴望，产生这种恐惧的原因是他们明白俄国人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潜在且无限的野心，以及与中国有着5000英里长的边界线。

28.边界是中国主要关注而且为之担心的问题，它难以保卫其边界，所以一个友善的俄国是它唯一的希望。它试图通过1945年中苏协定下的三笔交易去换取这种友谊，这些交易分别影响到沿着边界线的三个地区。在新疆，中苏边界的西端，自1944年发生了中国人所称的由苏联人煽动的哈萨克人叛乱以来一直动荡不安，协定规定：“对于新疆最近发生的事件，苏联政府确定无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在外蒙古，中国政府在协定中声明，如果当地居民的全民投票确定他们希望独立，那么它愿意承认这一地区的独立（随后，当地居民确认了他们的独立愿望，目前独立已被中国所承认）。在满洲，中苏边界的东端，协定规定中苏共同拥有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所有权；两国共同使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但将旅顺港的防卫委托给苏联；中方开放大连作为一个国际港，租借码头和仓库给苏联并任命一名苏方的港口管理负责人。

29.然而，这三项交易没有一项体现出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它沿着北方边界试图获得的那种安全的迹象。目前，新疆局势平静，但哈萨克族在俄国人的支持下不难组建一个类似于阿塞拜疆模式的自治国家，最终并入苏联。毫无疑问以俄国人控制的外蒙古为基地的独立运动现在已经蔓延到内蒙古地区，并威胁到察哈尔和满洲西部。满洲的形势前面已经提及。俄国人一撤离，共产党人明显就会按照事先制订的进度安排进入苏联占领区并加以控制，目前他们已经控制了沈阳以北的北满地区，包括首府长春和重要的铁路枢纽哈尔滨。同时，俄国人向中国人提出了共同管理满洲工业的条款，中国人可能迫于形势的压力而接受。在那种情况下，俄国人将在很大程度上主宰满洲。

30.莫斯科可能认为，沿着中国边界的这些卫星国只是苏联应对侵略的防御地带，并不威胁任何国家。但是，中国不得不将它们看成苏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渗透的潜在跳板。

G.V.基特森

外交部中国处

1946年5月23日

（耿志译，姚百慧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