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有关“中华民族”的讨论，无论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其阐述的对象都是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国人”。是梁启超在“民族国家”理论影响下首先将其命名为“中华民族”，但这一命名虽然符合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的发展大势，但却和“民族国家”理论中对“民族”的认定存在一定差距，由此也导致了学界尤其是民族理论学界对“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未能给予应有的肯定。回顾顾颉刚、费孝通等先生有关“中华民族”理论阐释，对其学理性做出评价固然是重要的方面，但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似乎更应该给予充分关注。

恰如费先生所说：“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然而，检索有关民族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冠之以“中国传统民族”的论著比比皆是，几成中国学界的习惯用法。“民族国家”理论如果从梁启超创造性使用“中华民族”起算，才只有百余年的历史，面对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而言实在难以用“传统”称之。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人群划分方面能够称之为“中国传统”的则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理论化的“五方之民”，《礼记·王制》明确记载：“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值得认真关注的是划分的标准是不同族群在“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与“民族国家”理论存在较大差别。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记录中华大地上人类历史的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都是在这一“中国传统”人群划分基础上出现的“夷夏”“华夷”等观念支配下书写的，因此用当今“民族国家”理论进行解读是难以做到准确的。

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民族”一词在称之为“正史”的《南齐书》中业已出现。中华书局本《南齐书》卷54《顾欢传》确实有：“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但该书其下有注则言：“‘民’南监本及南史、元龟八百三十作‘氏’。”据此，此“民族”完全有可能是“氏族”传抄之误所致，并不能作为“民族”一词已经出现的有力证据，更何况“民族国家”理论当时尚未形成。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努力还是应该从“中国传统”着手。

中国古籍中虽然没有“中华民族”的用法，但“中华人”的用法却早已出现，可惜当今学者很少给予关注。《全唐诗》卷637顾云的《筑城篇》中有“西川父老贺子孙，从兹始是中华人”的诗句，杜佑所著《通典》在卷185《边防一》记述“濊”时，言“正始六年，不耐濊侯等举邑降，四时诣乐浪、带方二郡朝谒，有军征赋调，如中华人焉”。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4中也有：“没落，谓中华人没落蕃中。”这些记载说明最迟在唐代已经有“中华人”的用法，而且从该词出现在唐诗之中的情况看，其使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中华人”和“唐人”“中国人”具有相同的性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对唐朝主体族群的称呼。

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有：“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0]学界一般将其视为梁启超首次创造性使用“中华民族”的例证，结合清末国民国家建构呼声的高涨，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做了进一步解释：“凡一遇到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同时也认为“故凡满洲人今皆中华民族之一员”^[11]，其所谓“中华民族”和唐代的“中华人”具有相同的性质，是指清朝构建国民国家的“国民”。《清德宗实录》卷562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戊申条记载了光绪皇帝“立宪”改革的上谕，其中塑造“明忠君爱国之义”的“国民”的表述。如果清朝可以依据国际条约中的表述称自己为“中国”，那么这个“国民”自然也可以称为“中国人”，此也应该是梁启超创造“中华民族”一词的主要根据。

[1]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资助项目“政权建构与族群凝聚”的阶段成果。

[2]参见金炳镐等《中华民族：“民族复合体”还是“民族实体”？——中国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一》，《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第1期。

[3]有关“民族”“中华民族”的讨论，参见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等。

[4]《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后收入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5]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5月8日，转引自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73页。

[6]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后收入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7]李大龙：《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思想战线》2017年第3期。

[8]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以下引用对此文的应用皆出于此，不再注明。

[9]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64页。

[10]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73页。

[11]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启超全集》第1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