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吏制的溯源

吏员在我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制度化，形成与官制相对应且成为其必要补充的吏员制度，简称吏制。古代吏制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吏、官身份无别（秦汉时期）；吏、官身份有别（魏晋至隋唐）；在制度上吏职、官职界限分明和吏胥身份上进一步低落（金元明清时期）。”^[2]在第三个阶段，政治发展的需求，导致吏制的进一步发展。行政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事务与政务相区别。处于第三个阶段前期的金代吏员，在设置上，既明显体现出隋唐官吏分途之后，吏与官之间界限分明的特点，又带有女真民族政权的特色。从海陵时期开始，吏员中的一部分，便开始在金代的政治运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世宗至章宗前期，由于朝廷对吏员严格治理，吏员对金代社会的积极作用得以彰显；章宗后期至金亡，这一时期吏权大盛，吏员弄权朝政，吏治黑暗，政治腐败，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金王朝的衰亡。

古代吏制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到宋金时期已较为成熟、完善。讨论金代吏制形成的背景，不能不回顾此前吏制的演变过程。

吏制萌芽于先秦时期。《周礼·天官冢宰》载：“治官之属，大宰，卿一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除此之外，还有胥、徒。郑玄注曰：“府，治藏。史，掌书者。凡府史皆其官长所自辟除。”贾公彦疏云：“案下宰夫八职云：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官长谓一官之长，若治官六十，其下府史皆大宰辟召，除其课役而使之，非王臣也。”^[3]可以看出，管理文案的“史”和府一样，都是由官长自行选任以协助办公，且免除课役。胥、徒类似于后代的役。《国语·周语》记载“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坛于籍”，注曰：百吏，百官。^[4]先秦时期的吏制萌芽为后代吏制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

秦朝“以吏为师”，这里的“吏”既包括官员，也包括具有职役性质的里胥、公人。^[5]秦朝建立起一整套的中央集权化制度，汉承秦制又有发展。《汉书·张汤传》中记载，官列九卿之一、主管司法的中央官员廷尉，也可被人称为“大吏”。由此可见，此时官、吏、役三者相通。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官员等级高下由品流分开。吏员不入品流，自晋至南朝愈演愈烈，成为吏员身份日益低落的一个标志。隋又设九品，“谓之流内，流内自此始焉”^[6]。形成流外与流内官相对应的完善体系，通过流外官制度，第一次在体制上明确区分吏与官。

唐承隋制。唐代的“官”与“吏”已有明确界限，胥吏的职掌、数额等皆有详细规定，标志着胥吏制度的形成^[7]。然而，吏与役的区分在隋唐时期尚不明确，导致了这个问题至今还存在许多分歧。隋唐以来胥吏合称，一直沿用至今，便是其体现。吏在地位上近似于民，特别是吏来源于民，与参加科考得官者不同，却近于由民充役者，使两者始终纠缠在一起，一直影响到宋代。^[8]

宋初，统治者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防止割据势力的出现。由此而造成官制杂乱，官员成倍增加，吏员数额也随之膨胀。宋代吏职名目繁多，有孔目、曹司、令史、书吏等。^[9]而且吏制也更加完善。吏员选任、升转、待遇都得到统治者的进一步重视。由于吏制本身的完善，吏与职役的区别日益明确。吏员虽在九品之外，却有编制额数。

而与宋同时期的金朝虽立国仅119年，但“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10]。金朝官制带有北方民族政权的特色。“女真人建立政权后，经历了由推行女真猛安谋克制度到吸收辽南、北面官制，最后全面推行汉官制的过程，形成了以汉官制为主，融女真、辽制于其中的新官制。”^[11]作为官制必要补充的吏制，也伴随着金代新官制的建立而逐步形成。金代吏制在一定程度上承袭唐代吏制，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具备少数民族政权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