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研究现状
国外翻译学界对于葛浩文的研究极少。笔者在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EBSCO Research Database、JSTOR、剑桥（Cambridge）电子期刊数据库及牛津（Oxford）电子期刊数据库等数据库中检索，查得的资料极少。具体查询结果如下：
（1）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以“Howard Goldblatt”为关键词，并含“translation”，进行高级检索，选择“学术期刊”为检索范围，共检索得108个结果，除葛浩文译作、书讯、对某部著作的书评、对葛浩文编著（如《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的评论、葛浩文本人撰写的论文之外，只检索得相关论文一篇，即陆敬思（Christopher Lupke）发表于《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2011年第2期的“Hankering after Sovereign Images”。文中，陆敬思介绍了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并评价道：“不可思议的是，葛浩文拥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文学‘变色龙’的能力，不仅能把中文作品驾轻就熟地译成英文，更能灵气十足地抓住作品的原汁原味。”
（2）EBSCO Research Library：以“Howard Goldblatt”为关键词，搜索范围为全文，剔除前述无关资讯后，只搜索到相关论文一篇，即斯科特·海勒（Scott Heller）2000年9月8日发表于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的“A Translation Boom for Chinese Fiction”。文章主要介绍国外翻译界对中国文学翻译作品的译介，其中仅提及葛浩文的翻译生涯，列举其作品，并没有对其译作进行评价。
（3）JSTOR数据库、剑桥电子期刊数据库及牛津电子期刊数据库的检索未发现有价值文献。
由此可见，国外对于葛浩文的翻译相关研究寥寥无几，几乎无借鉴意义。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翻译学界对葛浩文的研究则热闹许多。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上的搜索记录（以“葛浩文”为主题，并含“翻译”），对葛浩文的翻译最早进行研究的国内论文（此处提到的论文，仅指中国知网收录的正式出版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是张耀平发表于《中国翻译》2005年第2期的《拿汉语读，用英文写——说说葛浩文的翻译》。其后，自2005年至2009年共有论文8篇，2010年6篇，2011年10篇。2012年，亦即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一年，对莫言的研究带动了对葛浩文的关注，搜索的结果增加到了16篇，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激增到了104篇。可见，对葛浩文及其翻译作品的研究热情，正在逐年升温。而且这一热情正有愈来愈烈的趋势：自200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同一搜索结果已经达到546篇。
国内翻译界对葛浩文的研究集中在葛浩文翻译观、翻译策略等方面。
最早对葛浩文的翻译进行研究的张耀平（2005）认为：葛浩文于译事用工勤勉，不仅翻译得快，而且质量高。近年来，莫言、李锐等中国作家逐渐在西方世界获得声誉，无疑得益于他的劳动。张耀平的文中还通过葛浩文的口介绍了葛浩文的翻译观：“诚如意大利谚语所说，‘翻译即背叛’，诚如斯泰纳（George Steiner）所说，‘百分之九十的翻译都是不完备的’，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是翻译的性质使然。……两种语言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有时候原文大于译文，原文中的内涵在译文中得不到充分的表现，也有时候则是译文大于原文，原文意思进入译文后可以得到更为丰富的表述。”张耀平的论文重点讨论了葛浩文的翻译观，并引用具体译例分析了他的翻译风格。
对葛浩文的翻译观进行研究的文军等学者2007年在《外语教学》上发表了《葛浩文翻译观探究》一文。该文分析了葛浩文的翻译观：①对原文和译文的忠实；②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③翻译又是一种背叛和重写。结论中，文军等作者指出：虽然葛浩文认为翻译是一种背叛和重写，但忠实仍然是他自己翻译实践的第一准则，并且主张在不同情境之下，灵活运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使得译文既传达了原文的形和神，又易于目标语读者的理解。
2009年，靳秀莹在《重庆交通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讨论葛浩文的翻译观。她认为葛浩文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介绍到西方世界的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他在丰富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译学见解，即翻译要促进文化交流，译者应“精”于译事、“慎”于译事、“乐”于译事，翻译是忠实与创造的统一。
2012年，《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的余东《变通意识与国粹心态——葛浩文的文学翻译观解读》一文，讨论了葛浩文翻译文本中的变通。2013年，侯羽、朱虹在《燕山大学学报》上发文《葛浩文为读者负责的翻译思想探究——以〈骆驼祥子〉英译为例》，探究了其为读者负责的翻译思想，以《骆驼祥子》英译为例从四方面展示了该思想在文本层面上的具体体现。
葛浩文本人对自己的翻译观念是如何阐释的呢？2011年，葛浩文夫妇翻译的《魔咒钢琴》被上海电影集团搬上银幕。同年6月14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访谈《葛浩文：没有翻译，我就不能生活》。文中，葛浩文简短描述了他的翻译观：没有什么翻译的技巧，也没有直译或者意译的理论。“我翻译每一部作品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而且我是个翻译家，不是作者。原著本身就是我的‘指南针’，我只能跟着它去走，不能用固定的方式来翻译那么多部不同的作品，否则《河岸》里面的人物说的话翻译出来，就跟《狼图腾》里面的主人公说话一样了，那是要不得的！”文章说，对严复先生所倡导的翻译讲求“信、达、雅”，葛浩文很赞同。他觉得，三者缺一不可，尤其是“雅”。因为翻译不是给作者看，也不是给译者看，而是给读者看，即读者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做到了“信”、做到了“达”，最关键也是最难的还是要做到“雅”——让读者读懂作品，能够发现其精髓，不要因为语言产生障碍。
对葛浩文翻译策略的研究俯拾皆是。2010年，胡安江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讨论了葛浩文的翻译策略，并以葛浩文为例提出中国文学要想“走出去”，必须重新思考译者模式。文章中，作者评价了葛浩文的中文天赋和对中国文学特殊的情结，把葛浩文的翻译选择原则总结为“快乐原则”和“读者意识”。
2012年，《译林》第4期上，郑贞等发表的《〈米〉中叙事化意象的翻译研究》，从叙事化角度讨论葛浩文翻译的《米》。2013年，张璇、王斌在《语文学刊》第2期上刊文《以〈红高粱家族〉为例浅谈认知图式对翻译的启示》，以葛浩文翻译的《红高粱家族》为例，结合认知图式理论，从图式重合、图式冲突、图式互缺这三个方面分析翻译策略的选择。
除了对葛浩文翻译观、翻译策略的研究稍多之外，对翻译模式的研究相对较少。2012年《中国翻译》第1期上，发表了香港岭南大学李文静对葛浩文夫妇的访谈录。两人在访谈中介绍了自己的翻译模式。在提到翻译中对中国文化成分的处理时，夫妇俩各自谈到了自己的观点。此外，两位译者还对出版商、译文编辑与译者之间既有斗争又有妥协的关系进行了解说。文章认为：一篇译文的最终形成是各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字的选择之下暗藏的可能是译者、作者和编辑之间的争议和妥协，但现实中译者却被迫承受了许多不公平的责难。
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进行研究的论文并不多见。2012年，黄立波等在《外语研究》第5期上发表论文：《译者风格的语料库考察——以葛浩文英译现当代中国小说为例》，文章首次从语料库的角度考察葛浩文的翻译风格。黄立波等以考察“译者风格”的方法论为依据，考察葛浩文翻译现当代中国小说的译者风格，并以另一位翻译家戴乃迭的翻译作品作为参照，探索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结果表明：利用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等语料库基础统计数据并不能够有效地区分出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这些统计结果显示的规律更像是翻译文本所表现出的一种共性。黄立波等提出，译者风格可以分为“S-型”和“T-型”两种，“S-型”是译者针对源语的特定语言现象采取的统一对策，“T-型”则是译者下意识语言选择的结果，两者均表现为某个译者所有翻译文本中的规律性语言模式。黄立波的这篇文章对单纯用语料库考察译者风格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
2013年，邵璐发表《莫言英译者葛浩文翻译中的“忠实”与“伪忠实”》一文（《中国翻译》第3期）。该文以莫言作品中最受西方读者欢迎的《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译者葛浩文的个人文体风格。《生死疲劳》的英译本对莫言在西方受到广泛认可并获得诺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邵璐认为，该英译本并非如学界和媒体所说的那样“精确”或“忠实”，而是通过删减文化负载信息来降低目标文本在目标语言文化中的受阻性，使用“伪忠实”译法凸显中国文化和语言特质，从而传达源文本的异国风情。
同年，邵璐在《外语教学》第2期上发表的《莫言〈生死疲劳〉英译中隐义明示法的运用：翻译文体学视角》一文，从文体学角度对《生死疲劳》在中西方读者群中遭受内冷外热的情况做出回答，并指出，“明示”是《生死疲劳》葛浩文英译本中一个明显的文体特征。
此外，邵璐还发表了《翻译中的“叙事世界”——析莫言〈生死疲劳〉葛浩文英译本》（《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年第2期），文章从经典叙事学角度，对莫言《生死疲劳》葛浩文英译本获得成功的深层原因进行剖析。
综上所述，笔者发现，对葛浩文翻译作品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个别译本、翻译策略和翻译观的研究上或对某一部译作的考察上，而对葛浩文的整体翻译风格的研究和考察及对其翻译风格的追根溯源较少且不全面。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开始运用语料库进行研究，但是，建立葛浩文译本语料库，同时将语料库定量研究和传统定性研究结合，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进行考察则并不多见。这也是本书选取语料库这种方法对葛浩文翻译风格进行较全面探究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