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创立与经营仁济医院

（一）选择上海

《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促使雒颉考虑自己的下一步该往何处去。1842年10月27日，他在香港写信给伦敦会秘书梯德曼（A.Tidman），报告自己北上舟山受阻的消息，并讨论在即将开放的五口中，广州、厦门和福州已有传教士进驻或即将进驻，宁波和上海则还没有，他承认自己对两地所知甚少，但预备和美魏茶一同前往考察后选择一地进驻，也希望能从此结束自己的“流浪”（wanderings）生涯，安定下来有系统地进行医疗工作。

1843年1~2月间，仍在香港候船到舟山的雒颉两度写信给秘书，很明显他倾向选择上海作为自己的驻地，而且还希望麦都思也能到沪一起分工合作：

我相信……我将北上安顿于宁波或上海（很可能是后者）。上海的地位非常重要，是广土众民之区的中心，附近有数个重要的城镇，虽然据说上海是个不利于健康生活的城市，但目前看来是最适合我进驻的地方；同时，据了解本会将大幅度调整中国传教事业，我希望麦都思先生可以前来中国进驻于福州或上海，我想上海应该更适合他。

我想我应该到上海去开展我的医疗活动，因为我认为那里是我可以发挥才能的地方。我乐于前往上海，同时如果本会决定将麦都思先生调离巴达维亚，他应该到最适合他的上海来。

到了1843年7月初，雒颉抵达舟山后，和美魏茶一同前往宁波进行调查，尽管他主张伦敦会应当在宁波和上海都建立布道站，也希望尽快派人进驻宁波，但“上海还是两者中比较重要的。”其实，当时雒颉未到过上海，而且还听说上海环境不适合健康生活，但他认定了上海重于宁波，自己也乐于前往上海。

不久以后，雒颉终于有机会到上海一探究竟了。1843年11月初，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到职，途经舟山暂停，雒颉把握机会征得巴富尔同意后上船随行，11月8日船抵上海，第二天登陆，成为最早到沪见证开埠的外国人之一。他在上海停留12天，同月20日才乘原船回舟山，并在离去前撰写长信向伦敦会秘书报告此行经过，除了叙述所见巴富尔交涉经过、租界地环境与当月17日开埠的情形外，还描述了自己调查上海的第一印象：

上海有兴旺且重要的贸易，据说每年有大约4000艘帆船到此，城内外人口约有30万，主要官员是管辖松江、苏州两府的道台。所有的中国城市都相当不干净，上海也一样。此地有许多华美的店铺，许多住户是富有的家庭，居民似乎都很健康且能饱腹，商业区街道都相当繁忙。四周乡村全是平地，30英里内没有山陵，运河与村庄交织密布，是相当肥美的一大片冲积土地，生产大量的小麦、棉花与各样蔬菜，我各方向都走了四五英里远的路，发觉乡下很美也经高度开垦。我来以前认为此地不利于健康生活，但经我特别留意，却看不到有任何迹象，居民都显得强壮健康，当然这有可能目前是冬季的缘故，但即使夏季疾病流行，我觉得现在也会反映出来，而且由于小麦和蔬菜是此地四周主要的产品，土地必然是干燥的，而非如定海和宁波两地到处是湿地，这让我期待我们若在此工作，在天父的祝福之下能长保健康的状态。

雒颉带着良好的印象离开了上海，事情也很快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个月后他又偕同麦都思来到上海。原来1843年8月26日，所有伦敦会对华传教士（除了在舟山的雒颉以外）在香港集会，商讨在通商五口和香港的人手配置事宜，决议中认为上海和宁波都适合建站，但传教士人数有限，不宜太过分散，要求麦都思、美魏茶和雒颉三人在舟山会商后择一建站。结果会后美魏茶因故回去英国，麦都思于12月辗转到达舟山和雒颉会合，两人先到宁波考察，再于12月24日抵达上海，两天后共同决定在上海建立布道站，随即分头办事：雒颉回舟山携来家眷及麦都思在上海，工匠与器材留在宁波，麦都思则继续在上海寻觅可容两户家庭的住所。雒颉回到舟山后，于1844年1月中旬关闭了当地的医院，同月20日从舟山登船，24日抵达上海。

（二）创建初期

雒颉与麦都思共同创立伦敦会的上海布道站，并以讲道、医疗和印刷出版作为三项主要的工作，他们分别主持的仁济医院与墨海书馆，也分别成为近代上海和全中国的医学与印刷出版领域有显著影响力的机构，墨海书馆在1866年时关闭了，而作为西方医学传入上海开端的仁济医院，几经演变仍然持续经营至今。本节先讨论仁济医院的创立与初期两年多（1844—1846）的经营，后文再讨论1846年建立医院院舍至1857年雒颉离华为止的情况。

1．创业东门之外

在雒颉回舟山搬家期间，麦都思在上海找房子却不太顺利，租界内的房东见到外国人想租，都大幅度提高租金，租界外的民众则因不知官府对于租房给外国人的态度而不敢出租，最后麦都思只好由英国领事出面请县令出告示，准许外国人在城墙外任何地方租屋，麦都思才在东门外找到一户二层楼房，租金每年250元，因需要大修暂时无法入住，所以当1844年1月24日雒颉一家三口和他的妻妹抵达上海后，只能和麦都思都借住在一位英国商人怀特（James White）的家中，2月上旬整修完毕才搬进租屋，楼上居家，楼下作为医院和印刷所。

1844年2月18日，上海第一家西医院仁济医院终于开张了，民众知道是免费看诊配药，便争先恐后地前来求诊，开张一个月后雒颉写信告诉父亲：

我每天都忙于医疗工作，病人拥挤着到我这儿来，数量多到实在不可能看得完。我正在寻找一间较大的房子，以便容纳住院病人，我现在的房子只能摆六张病床，也总是由动白内障手术的人使用着。有时我一天看300名病人，几乎每天都超过200人，街道上都是人，整天就想挤进来，他们日复一日来候诊，直到诊治了为止。

这封书信显示，仁济医院有个顺利而忙碌的开始。从2月开张到同年4月30日为止，两个多月间雒颉共医治了3764个病人，和在舟山一样，最多的是眼科各种疾病，达2392人，占全部病例的63.5%。这些病人除了上海本地居民外，许多从苏州、松江和附近的城市来，还有从崇明岛来的。对比于雒颉描述的人满为患的这种盛况，负责讲道传教的麦都思在初期非常小心谨慎，礼拜日在家举行聚会时，还得紧闭大门以防不测，也不敢在街上招徕听众，唯恐刺激战争失败的中国人会有不利于外国人的态度和行为；相形之下，难怪雒颉会满意地表示：“这些民众对外国医生所展现的信任真令人高兴。”“我非常高兴有这么好的氛围来进行我的工作。”

有些研究者认为，仁济医院成立之初只是诊所，后来才发展成医院，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错误想象。上述雒颉的书信清楚地说明，仁济一开始就有住院病人，虽然只有6张病床，但确是医院而不只是诊所，在这封信的两个多月后，雒颉写给伦敦会秘书的另一封信上也说，自己建立的是一家医院和药房，需要动手术的病人就住院，他也成功地进行了一些白内障手术。在雒颉送给在华医药传教会的报告中，同样表示几乎所有这类手术病人都住院，只有两名妇人因为没有女性病房而例外，但她们术后的复原情况良好；大多数的病人手术后都恢复了视力，只有少数人因为眼睛的其他问题而影响了恢复的程度，雒颉的白内障手术病人中还有一名从宝山来的老中医。

2．迁至小南门外

到1844年5月底止，东门外的仁济医院开业三个月又十天左右，也医治了4600名病人，但空间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且麦都思的眷属短期内就会从香港到上海团聚，加上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又即将开工印刷，因此雒颉不得不另觅适当的房舍，终于在小南门外南仓张家衖内租到一户宽大旧屋，整修后于1844年5月底迁入，分前后两进，后面作为住家，前面则是诊所和30张病床的5间住院病房，中庭再加盖席棚遮阳避雨，作为门诊病人的候诊休息处。比起原来东门外和麦都思共用空间的局促，雒颉在小南门外新租的住家和医院要宽敞得多，他认为新居的屋况良好、舒适，没有东门外闹区的逼仄拥挤，空气则较为清新并且地段接近江边。

虽然小南门外的新址不如东门外热闹，但仁济医院义诊和雒颉医术的名声已经传开，他又以木刻印了一份“施医馆”的传单以广招徕，表明免费医疗各种内外科病症，门诊时间为每日下午，礼拜日停诊，又载明医院地址在小南门外南仓张家衖内面南墙门，因此求诊的病人络绎不绝，有些还来自南京、清江浦（淮安）等二三百公里外的地方，雒颉又发觉远道而来的病人往往是结伴同舟而行，他们在上海候诊和医疗期间就住在船上；雒颉因此乐观地预料，只要自己医疗活动的时间越久，病人来活动的地域范围也会越来越广。雒颉每天下午的门诊平均可医治100人左右，偶尔多到140~150人，其中男性70~80人，女性约20~30人，此外还有30名住院病人。从1844年6月初至1846年7月初再度迁入北门外租界内新建院舍以前，仁济医院在小南门外经营两年一个月，雒颉共医治病人21118名。

值得注意的是仁济医院的病人虽多，雒颉为此也相当忙碌，但是到上海以后他关注的不只是上门求诊的病人，他的视野所及也不限于医院范围之内，甚至他的活动还超出医疗工作之外，例如下文所述他注重环境、健康与疾病间的关系、引介并推动种牛痘、关切上海社会的慈善医疗事业和积极参与对上海周围地区的巡回传教，等等。

在注重环境、健康与疾病的关系方面，雒颉在舟山时期已经如此，到上海后更为密切注意，例如他论及上海的人口密度高，夏季炎热，街道狭窄，居住条件不佳，欠缺公共清洁设施，排水系统又相当不全，以致各种污秽垃圾堆积，却没有发生流行性的疾病。雒颉表示此种现象令人惊讶，但他仔细考察后，觉得这很大的原因是上海四周的农地需要大量肥料，而城内外居民产生的许多可作为肥料的物质，也因此具有市场价值而被运往乡村进行废物再利用，结果收集与运送这些物质不但形成有利可图的行业，也大量清除了可能危及上海居民健康的不良物质。又如雒颉认为上海一带是平坦的冲积土，挖掘4英尺深即有充分的水，因此若地面为种稻而大量灌溉，极可能就因潮湿而导致居民容易罹患间歇热，但上海周围种植棉花、小麦及蔬菜等不需经常灌溉的作物，地面得以经常干燥，所以居民中少见间歇热疾病。在仁济医院的每年年报中，雒颉都先以相当多的篇幅考察气候与环境和上海居民健康与疾病的关系，例如温度、季风、雨量、霜雪、日照，甚至地震等，成为他的年报内容明显的特色，而且不只初到上海时如此，以后也始终一样。

牛痘于1805年传入中国，40年之后雒颉将牛痘传到了上海。1845年2月1日，他写信给伦敦会秘书，表示自己正致力于在上海种牛痘，相信对受到天花严重侵害的当地居民大有帮助。雒颉的痘苗最初来自香港，接着又尝试从澳门和舟山运来，但都没能见效，直到1845年4月从澳门来的痘苗终于接种成功，驻防上海的清军郝大人率先要求为自己的儿女接种，然后其他官兵和邻人的30名孩子在郝大人的家里接受种痘，雒颉又在仁济医院为20名儿童接种。为了扩大宣传接种牛痘的好处和方法，雒颉特地将1805年广州出版的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撰、斯当东（George T.Staunton）译的《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中文小册改写增补内容，书名也重定为《新种痘奇法》，自费雇用工匠以木刻印刷后大量分发，以期引起上海居民的注意。

雒颉到上海以前，听说中国社会中是没有什么慈善机构的，来了以后发觉并非如此，因此在仁济医院的年报中报道了他知道的四个上海慈善机构：恤贫助葬的同仁堂、收容弃养孩子的孤儿院、拯溺施棺的救生局，以及义诊给药的施医公局。前三者在雒颉来以前就已存在，后者则是效仿他的义诊施药而设，可以说是他在上海展现影响力的结果，因此他也最关注对施医公局的报道，详细报道其缘起、办法、捐款、开支和活动等，雒颉表示自己在1844年开设仁济医院后，引起一些上海绅商的瞩目，觉得外国人都来沪为中国人义诊施药，则中国人自己也当奋起而行，于是组成施医公局，聘请各科中医为穷苦居民诊治施药。雒颉对于自己的作为能够激发中国人仿效而相当高兴，在仁济医院年报中以多达六页篇幅报道施医公局的情形和开支明细等，他还表示施医公局的成立不会影响仁济医院，因为同样是行善，也显示中国人是认同外国人作为的，而且“我医治的一些病例是中国医生无能为力的”。

身为传教医生，雒颉自然会有传教的活动，但他非常反对一人身兼传教医生与神职传教士两种身份和工作，认为这样会彼此扞格而两头落空，他极力主张传教医生不该具有神职身份和责任，而应专心于医疗，只在有机会和力所能及时再协助传教。也就是说，传教医生的任务应该是以医疗工作创造有利于传教的条件与环境，而非从事讲道等传教工作，若传教医生在医疗活动以外还有时间和体力，也应该是以协助神职传教士为主。雒颉抱着上述的信念在医院内外进行传教活动：在医院内，他会主持每天早晨专为医院职工和住院病人举行的家庭礼拜，也会在医治病人后给予传教小册，让他们带回家中；但病人若有意进一步了解教义，雒颉并不会亲自说教，而是转请麦都思接手讲解教导；至于在医院中每周三天为所有门诊和住院病人举行的礼拜和讲道，就全由麦都思负责主持。若是医院外的传教活动，当麦都思在街道等公共场合讲道时，雒颉经常在旁分发书刊，他也积极偕同麦都思在上海周围地区进行巡回传教工作，并时常在书信中描述这类活动的情形，例如：

冬天里我们每周一次到四周的城乡传教，一开始我们徒步来回，可以远至离上海十至十二英里的地方，由于领事规定必须当日来回的缘故，这种行程非常累，在掌握了上海周围地理环境和路径后，我们购买了一艘船，沿着纵横交错的河道前行，经常可以在24小时内来回至二十英里远的地方。其间我们会访问几个有城墙的市镇和许多乡村，分发数以千计的宣传小册，民众也都欣然接受。

虽然这样的巡回宣传一周仅有一天，但在布道站建立后一年多期间，上海附近较大的城镇如宝山、嘉定、青浦、松江、黄浦等地，以及位于上海到这些城镇沿途的无数村落，雒颉和麦都思两人都已经走遍了。

（三）奠基麦家圈

雒颉和麦都思建立上海布道站的初期，宁可向中国人租房也没有购地（永久租用）自行建屋，原因一是他们舍宁波而就上海，必须获得伦敦会的理事会批准才算数；二是他们要观察上海开埠后的情势，中外之间能否彼此相安再说。结果经理事会于1844年7月间批准通过。雒、麦两人在1844年10月间联名向理事会报告，上海开埠后的情势稳定，商贸发展快速，与其他口岸交通方便，而且长江流域腹地广大，前景可比得上广州而优于其他通商口岸。

到上海一年以后，由于外国商人已经纷纷着手购地建屋，雒、麦两人觉得伦敦会也应有同样的长久之计才便于发展，于是麦都思要求以出售自己原驻地巴达维亚布道站房地的所得款，用于兴建上海布道站，估计两者金额相当，不需要伦敦会再多花钱，结果理事会同意他的做法。雒颉的情况则有不同，他一向的原则是除薪水外尽量不动用伦敦会的经费，例如两次到舟山活动的旅费，本可向伦敦会报销，但他都自行负担，若要在上海购地建医院则费用更大，他更无意增加母会的负担；他来华后加入的在华医药传教会曾给他许多补助费，但该会在鸦片战争后有所变化，先是会员分散在通商五口和香港，随后于1845年分裂成在广州与在香港的两个团体，雒颉加入在香港的一方，但该会经费欠缺而难以补助他在上海购地建造医院。雒颉最后决定自行设法解决难题，他在1845年10月14日写信给伦敦会秘书说：

我决意尽快为我的病人建造一家医院和诊所，但将不动用本会的经费。我还不知道如何能获得资金，但相信我可以在今年达成我的目标，如果真能实现我的计划，我就会拥有比现在好得多的设施来接待我的病人。

雒颉写这封信时距年底只有两个半月，却敢于在不知钱从何处来的情况下定下年底前完成的目标，可说是信心和勇气十足，而事实的发展也应验了他的信心和勇气，就在这年结束的前几天，由麦都思执笔、雒颉共同署名的一封信中，宣布了他们已经购买北门外半英里处两块毗邻土地的消息，并说雒颉是向一位朋友借钱买下的。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外国人买地都竞相以租界东边靠近黄浦江的外滩为目标，只有雒、麦两人背道而驰，买下的地接近租界西边，距离最近的其他外国人土地超过500英尺之遥，这是身为传教士的两人刻意要接近中国人的缘故，但上海道台在审核他们的买卖地契时，却疑虑他们为何要远离外国人而接近华人，后来以他们建造的房屋要参照中国人的式样为条件才核发了地契。麦都思所购有13亩3厘1毫大小，在其西边的雒颉土地则是11亩（第二年又添加6分地），两块土地合计24亩多，四周围以篱笆，此后中国人以麦都思的缘故而习称这地方为“麦家圈”。

麦都思在土地上陆续建造伦敦会布道站房屋，而雒颉的土地则在1846年分成6.1亩和5.5亩的两半，前者兴建仁济医院，后者由雒颉再度借钱建造住宅，然后以自己为在上海的外国人看病的收入陆续清还。到1849年9月时已经还了大部分，雒颉表示完全解决债务后，即将房地产都捐赠给伦敦会。1850年7月间他果然实践诺言，捐出了5300银元成本的房地产。雒颉宁可自行设法解决房地问题，不惜个人举债于先，等到还清后又捐赠给母会，此种急公好义的慷慨胸怀，即使不是传教士中唯一，也必然是极为罕见的特例；经过10年时间到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大开，伦敦会为谋长驱直入中国内地，利用当时上海房地产高涨的机会，出售雒颉所赠房地产以支持应该会新建的汉口、天津等布道站经费，这是受到雒颉之惠的缘故。

在兴建仁济医院方面，因为是公共用途的建筑，雒颉不再独自出力，而采取诉诸上海外国居民众志成城的方式进行。1846年2月间，他邀请三名在上海的英国商人达拉斯（A.Grant Dallas）、比尔（T.C.Beale）和萧查理（Charles Shaw），加上自己一起组成在华医药传教会的上海委员会，共同联名发出一封给全体上海外国人的通函：

谨代表医药传教会呼吁捐款，在本地为了中国人的利益建造一家医院的致上海外国居民书：

医药传教会自1844年开始在本地工作，至1845年底止，已有多达一万九千名病人接受医治，大部分是来往不定的门诊病人，其余是住院病人，他们中有些人需要医治，有些是受到了意外伤害，有些是需要住院治疗的远道而来的病人。

但是目前医院的设施极为不便，并不适合作为医院与诊所之用，因此我们都认为应该兴建较为宽敞的并在各方面都适于病人的医院。

医药传教会上海委员会的会员决议，向所有外国居民呼吁捐款以建造医院，在上海县城北门外已经购得一块土地，我们建议就在那里兴建这家医院。

为实现这项计划，我们认为需要3000~3500元，其中一小部分已从英国获得，我们也相信可以从同一来源获得更多，但我们必须仰赖本地的外国居民供应资金的大部分，因此我们请求各位仁慈者慷慨地考虑这项计划。

医院建成后将属于上海英国居民组成的保产委员会（Trust）所有，租给医药传教会的驻院医生使用。

医药传教会上海委员会的会员如下：达拉斯、比尔、萧查理（司库）、雒颉（秘书）

代表人：雒颉（秘书）　1846年2月21日于上海

这封通函是仁济医院史上第一次请求公众捐款的记录，其中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是函中再三提及医药传教会而非伦敦会，雒颉也未表明自己是伦敦会传教医生的身份，这表明仁济医院是众人都可参与的慈善医院，并非伦敦会的教会医院，有利于争取较多公众的支持；第二是函中表明，医院将是在上海英国人组成的委员会所属财产，而非医药传教会或伦敦会的财产，这有助于提升上海英国人的捐款和参与管理的意愿。雒颉认为相对于原来远在广州、澳门或香港的在华医药传教会，由上海本地组成的团体就近处理仁济医院的事务，对医院有利也更能确保医院的长期利益。

雒颉举办这次捐款活动时，上海开埠才两年，英国居民人数仍然很有限，据半年后（1846年8月）的统计不过87人而已，结果有37名捐款者响应，合计获得238147银元，其中有7家洋行，还有英国驻上海、宁波两地的领事，而驻福州领事则是代转一笔捐款，雒颉和麦都思在英国的两个后援团体也分别捐款和义卖物品。但上述捐款仍然不足，又以8%的利率向华记洋行（Turner & Co.）借款1000元，才补足了医院的土地、建筑、设备等全部费用。

1846年7月，仁济医院落成启用，有可容纳候诊病人及礼拜讲道之用的大厅，还有诊疗室和可以容纳30名住院病人的6间病房，雒颉自己对仁济医院的建筑风格非常满意，认为很宽敞并完全符合一所医院的需求。

仁济医院落成时，距离上述雒颉表示资金并无着落的1845年10月不过才9个月而已，尽管还有欠债待还，但医院和住宅都已完成了，仁济医院从此立足于麦家圈，虽然在雒颉离职以后医院的房地产权有过买卖，院舍几经翻修重建，坐落方位也有更换调整，但不变的是始终在麦家圈的范围之内，如今的仁济医院进一步开枝散叶，在上海分设东西南北四院，更加全面地服务于民众。

（四）仁济医院1846—1857

仁济医院既是上海第一家西医医院，直到雒颉离职的1857年底也是上海唯一服务华人的西医医院，此后又长期是上海重要的医院，其功能角色还超出医疗之外，成为上海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机构，这种现象和雒颉自1846年7月起经营十一年半奠定的基础密切相关，以下分别讨论这段时间仁济医院的性质、功能角色、日常运作、重大事件干扰，以及经营的成果等。

1．性质

从1846年起，仁济医院是为中国人提供免费医疗并且主要由在上海的英国人捐款建立、拥有和管理的慈善医院。但一般论著总要说仁济是伦敦会的医院或教会医院，这是以偏概全、反客为主的说法，仁济医院由雒颉创立和主持，确实和伦敦会及基督教的关系密切，但不能单凭这个因素就认定仁济是伦敦会的医院或教会医院。除了前文述及捐款通函时的分析外，从1846年起仁济医院的房屋、土地、经费的来源、产权和管理运用都和伦敦会或教会无关，怎么能说仁济是这两者所属的医院？雒颉非常明白其中的分际，他在医院落成启用后所写的一封信中，清楚地告诉伦敦会的理事们：

已落成的新医院不是本会的财产，由于是以本地捐款偿付的，医院属于一个委员会所有，但是只要伦敦会派传教医生来此，他将主持这个医院。

这段话表明仁济医院的所有权掌握在代表上海捐款人的委员会手中，而伦敦会有的只是派遣医生承办医院的经营权。1846年12月3日举行的第一届捐款人年会中通过了仁济医院的章程（trust deed），第二条规定医院的财产由保产委员会保管，永远作为医院使用，为中国人提供免费医疗，并暂时租借（temporarily rent）给在华医药传教会的驻院医生使用。条文内容并没有提到伦敦会或教会，雒颉是以在华医药传教会医生而非伦敦会医生的身份使用医院，但如前文所述医药传教会一分为二，雒颉加入的香港分支到1849年时已经停止活动，他也不再具有医药传教会医生的身份，就改以伦敦会的传教医生继续使用仁济医院。

同时，仁济医院建立起制度化的管理，取代以往在东门外和小南门外凡事由雒颉个人做主的现象，更足以显示仁济并非伦敦会或教会所属的医院。

（1）在组织上，最高权力机构是捐款人年会，捐款人可以提案，也有选举保产委员、董事、司库（Treasurer）和财务稽查（Auditor）的权力；其次是保产委员会（Trustee），再其次是董事会（Committee），最后才是院长（Medical Officer）。捐款人年会、保产委员会及董事会决定政策，院长是政策和实际医疗活动的执行人。仁济医院每年的年报开头都刊登如同组织系统表的职员录，首先是保产委员会及委员名单，其次是董事会及董事名单，最后才是院长雒颉。

（2）雒颉撰写的医院年度报告要呈报捐款人年会讨论，通过后是以董事会而非院长的名义发表，他撰写的部分虽然在年报中占最多篇幅，却不是唯一的内容，还有年会记录以及由司库编报并经过稽查的财务报告等。

（3）公众的捐款由医院的董事会而非院长收受，再由院长依工作需求向董事会的司库申领和结报，结报的账目由董事会的稽查审核后连同医院账目一起公布征信，而司库和稽查都是在上海的英国商人，并非传教士。

（4）掌握所有权的保产委员会可以将医院“暂时”租借给医药传教会或伦敦会的医生经营，当然也有权改租借给其他的医生，由于雒颉是仁济的创办人，又是保产委员和董事，大家对他非常尊重与支持，在他任内不可能发生将医院改租借给他人的事情，但是他离职后不到10年（1866年），保产委员会便因不满伦敦会而改为租借给上海的一般西医经营仁济，以后到1904年时，保产委员会又因不满一般西医而回头再租借给伦敦会承办，这两次改变充分体现仁济医院的所有者和租借者之间的主客关系，而伦敦会在数十年间经历获得、失去、再获得仁济医院租借权利的现象，也显示了仁济医院虽然一直有浓厚的基督教气氛，日常也由伦敦会的传教士在院内举行传教活动，但绝不是伦敦会或教会所属的医院。

2．功能

仁济医院有三种功能：医疗、救济和传教。医疗当然是最主要的功能，一方面免费医治中国人疾病，同时展示西方优越的医学技术。雒颉认为，相对于中国医学的不振，仁济医院成为许多中国人寻求治好疾病的地方，何况还是免费的医疗，而身为外国医生的他也因此被视为恩人与朋友。仁济医院的医疗功能在1853至1855年小刀会和清兵作战期间更为凸显，这段时间多是作战受伤的外科病人，雒颉说有一幕场景总是让中国人难以置信，就是经常有大量流血而奄奄一息的士兵被抬进医院，经过雒颉和助手施行扎紧动脉、清理伤口上药、缠上绷带，再给予兴奋剂等处理后，出血很快停止而伤者也回过神来，让在场目睹急救过程的中国人都感到钦佩和欣喜，因为他们清楚中国自己的医生无法处理这类急救，只能任由伤者死亡。

仁济的第二种功能是救济，对象是贫苦的中国人，其方式有常态性与临时性两种：常态性的救济以生活困难的住院病人为对象，不仅医疗免费，雒颉每日在巡视病房时发放食物津贴给他们。临时性的救济主要是在荒年或战乱期间对上海穷人施粥赈米的行动，最初是1849和1850年之际上海一带发生饥荒，有些善人煮粥以廉价供应穷人，在上海的外国人合捐400元购买粥券，交由雒颉在仁济医院发券给穷苦病人，每天发放两千多张粥券。1852年初施粥行动更进一步，就在仁济医院庭院中建立厨房煮粥，直接施舍给穷人，在9周内共施舍3.4万碗粥，同年11月再度举办并持续到1853年春天，所有费用并非出自仁济，而是由在上海的外国人为此特别捐款交由雒颉办理。在1853年小刀会占据县城后，雒颉又以特别捐款买米等必需品，屡次携入城中赈济困在城中的基督徒、穷苦人士及残疾人等。仁济最特殊的一次救济行动，是1855年1月初竟然成了像难民营一样的庇护所，原来是清兵为建立炮台与营房而烧毁了医院附近的村庄，多达50户村民避入仁济医院暂住，合计将近200人，由上海的外国人供应食物，仁济也同意收留到他们自行找到其他的去处为止。

仁济的第三种功能是传教。治病本是手段，向中国人传教才是目的，仁济医院宽敞的候诊大厅成了最方便的传教空间，每天早上医院开门前，先在候诊大厅举行家庭礼拜，所有在麦家圈工作的全体中国人都要参加，包括传教士的中文老师和助手、墨海书馆的印工与装订工，以及各传教士家中的仆人等，为数约30人。每天中午则由传教士在候诊大厅讲道，听众约100人或更多，礼拜天晚上再讲道一场，这些讲道活动都由麦都思等传教士轮流主持。他们或助手也会到住院病房和病人谈福音，分发书刊给病人并请他们带回家，希望由病人将福音及传教书刊传播到更广的地区。不过，在仁济医院的年报或布道站的半年报中，虽然都记载了这些传教活动，却不曾提到过有病人直接因为这些活动而信教的事例，只是反复地说这些活动或书刊让中国人得以接触基督教，也在他们心中播下了福音的种子，等等。

3．经费来源

仁济医院的目的是为中国人提供免费医疗，其经费来源则依赖公众的捐款，除1846年建立院舍的捐款，此后每年都有人解囊支持医院，仁济每年的年报也刊载捐款人名单与金额，从1847至1857年雒颉在职的11年间，仁济医院获得捐款最少的是1849年的434元，其他各年都在600元以上，最多的是1854年的954元。上海开埠初期的外国人实在不多，1840年代的捐款人每年不到30名，进入1850年代后捐款人数增加，都在三十名至六十几名之间。

历年的捐款名单显示，捐款人可依国别分为英国人和其他国人两大类。英国人捐款者包含在上海的个人与洋行，以及在英国与其他地方两者。其中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相当支持仁济，除了下文所述在其他方面帮助仁济以外，阿礼国在1846年底到职后，从1847年起一直担任捐款人年会的主席，也每年都捐助25元，直到1854年卸任时捐了最后一笔。在上海各洋行中，宝顺洋行非常积极，每年除了以洋行名义捐款，其合伙人比尔和高级职员韦伯（Edward Webb）又以个人名义连续资助，比尔从1846年起连任保产委员、董事和稽查，直到1857年底过世，韦伯随即被推举递补为保产委员和董事。还有和记洋行（Blenkin,Rawson & Co.）、李百里洋行、公平洋行（Sykes,Schwabe & Co.）、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等也经常捐助。

在英国与其他地方的捐款人，通常是和雒颉个人有些渊源而赞助仁济医院的，如前文述及雒颉一家于1844年1月刚到上海时暂住其家的英商怀德，从1846至1850连年捐款，回英国后在1851年又捐100元，1857年已是国会议员的怀德再度捐91元，这两次捐款的数目都远远多于其他人。又如1843年雒颉在舟山期间相识的一名英军上尉薛德威（Laurence Shadwell），离华后仍和雒颉保持联系，1846年参与捐建仁济医院，此后持续捐款，他的官阶也逐渐晋升，到1857年捐款时已是上校。再如雒颉来华前所属的利物浦新月教会（Crescent Chapel），也是仁济医院重要的捐款者，1846年时捐376.47元，是兴建仁济医院时第一笔也是数额最大的一笔捐款，以后到1855年间新月教会又五度捐款。

仁济医院虽然由英国人建立与管理，捐款者也以英国人为主，却也有其他国人解囊支持，其中有美国人、印度人和中国人。捐款的美国人包含个人和洋行，前者如美国驻华公使伯驾、驻上海领事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和传教士裨治文等；洋行则如旗昌洋行（Russell & Co.）和同珍洋行（Bull,Nye & Co.）两家，都从1850年起持续捐助。从1850年起，印度人洋行和个人经常出现在捐款名单上。

19世纪后期，许多上海的外人常批评仁济医院专为中国人而设，但中国人总是吝于捐助仁济医院。其实早在仁济建立初期就有不少中国人热心捐款，最早的是1848年一位“二如”捐款5元，此后他连年捐到1852年，每年都是10元，1849年起捐款的中国人人数陆续增加，宝顺洋行的徐荣、旗昌洋行的唐炳佑与黄恒山等三名买办相当积极，经常呼朋引伴捐款，到1853年时中国人的捐款达到高峰，有22人共捐了185元，超过这年仁济收到捐款总数（885元）的五分之一。1855年的捐款名单上有位很特殊的“赵大人”，原来是上海道台赵德辙捐了100元，根据数年后雒颉的回忆，这位上海一带的最高级官员因为生病请雒颉治疗了一段时间，痊愈后非常感谢他，这一大手笔的捐款就是如此来的。但是不知何故从1856年起，中国人的捐款消失了，或许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开始有关。

4．医疗活动

作为上海第一家西医医院，仁济的日常医疗活动模式非常具有历史意义，雒颉在1852年的年报中对此有所描述：

早晨七点半敲钟，住院病人及员工集合于大厅读经与祈祷。九点，准备住院病人需用的所有物品。十一点半，敲钟长达半小时，表示医疗工作开始，先集合门诊病人，由麦都思等传教士在大厅举行礼拜；结束后分发竹制号牌给候诊者，先诊治女性病人，每次10人，依号牌顺序逐一诊治给药，接着是男性病人；凡需特别诊治者排在最后，需复诊者发给纸牌注明复诊的日期。

每周一、三、四、六在医院诊治，每天约50、100或150人；每周二、五在城内伦敦会教堂的诊所门诊，对象为不便出城到仁济医院的病人，诊所的医疗程序和医院相同。

仁济医院每天的门诊结束后，雒颉再度巡察住院病人，并发放金钱给穷苦人士，雒颉再巡察医院一周，准备明日的药品及各项事务细节。晚间再度巡察病床。至于意外伤害与急病则随时受理诊治。

上文中提到的城内诊所，开设于1849年，位于城隍庙后面的伦敦会教堂中，目的是吸引无暇出城的店铺商人或行动不便的病人，诊所预计要持续办理下去，但1853年小刀会占领县城后，诊所不得不关闭，雒颉只能偶尔进城医治少数病人，到1855年小刀会撤离后，诊所也没有重开，直到1860年韩雅各（James Henderson）接掌仁济后才恢复城内诊所。

从1846年7月仁济医院落成启用开始，到1857年底雒颉离华返英的11年半间，仁济医院历年年报所载的病人数量如下：

平均每年将近11100人。其中第一年医院才落成，病人觉得候诊大厅较为舒适而人数特别多；第二年则是由于计算的时间长达一年半，所以人数也多，至于第三年明显减少，是由于雒颉自己患了疟疾停诊约半个月的缘故，他在一次发烧后出外，回家即昏厥不省人事，还得请其他医生前来救治。如果加上先前在东门外的3764人及小南门外的21118人，合计是152306人，这十五万余人就是雒颉在上海14年间（1844年初到1857年底）医治的中国病人总数了。

仁济医院的年报和雒颉在舟山、上海东门外与小南门外时期的做法一样，都有各种疾病的统计数字，年年如此，这是上海有疾病统计的开始，比后来1870年代海关医生的类似统计早了约30年。在统计数字以外，雒颉也会选择一些病例在年报中加以描述，这些病例显示到仁济看病的人绝大多数是社会底层的人，如陆上与水上的各类劳工、小贩、士兵、乞丐等，但也有些中上阶层的人请雒颉治病，政府官员有如前文提过的上海道台赵德辙，不过他是请雒颉进入道台衙门为他看诊，并非亲自前往仁济医院。此外，仁济1857年的年报提到有两名翰林到仁济求诊的事，两人分别来自杭州与湖北，都是身体部分中风，也都是因为担任乡试考官，阅卷工作过于繁重，不堪负荷而致病，等不及阅完考卷便赶到仁济就医，两人还表示另有其他考官和考生也有类似的问题，还有人因而留下终身的后遗症；雒颉认为中国的科举考试只看重强记经典知识，而非考生的创造力，既不利考生的智力与体力，连阅卷官都会不堪负荷而病倒。

讨论雒颉的医疗活动不能不提小刀会占领县城的事件。从1853年9月初到1855年2月中，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前后将近一年半，清政府军则在城外，这次事件对上海居民的生活和仁济医院的医疗造成极大的干扰和威胁。被封锁在城内的人无法到仁济看病，城内的诊所也被迫关闭，占领期间仁济的病人数量并未减少，甚至还有增加，但这主要是由于战争中受伤的民众和双方士兵大量增加的缘故，雒颉经常报道这类伤患的医治及各种手术的情形，他表示仁济都要变成军医院了，1853至1855年的《仁济年报》中也充斥着军民伤患病例的描述，最有意思的是他在1854年年报中的最后一段话：

目前在病房中住有被小刀会杀伤的政府军士兵，也有被政府军杀伤的小刀会徒众，还有被政府军与小刀会双方杀伤的无辜民众；但是，这些人在病房中都相安无事，不但接受自己人的照料，而且经常乐于互相帮助。

雒颉这段话显示，仁济不但成为敌对双方（加上民众即为三方）共用的医院，而且原来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敌人，进入仁济医院后竟然成了互相扶持的病友。

由于仁济医院位于城外，所以经常有炮弹从仁济医院上空呼啸而过，甚至对准医院而来。1854年1月12日，小刀会从城墙上发射三发六磅重的炮弹，落在医院门旁爆炸，雒颉随即入城抗议，对方表示医院内有清兵病人所以发炮，并对雒颉要请英国领事阿礼国介入的说法表示不屑；雒颉不得已只好诉诸领事，阿礼国联合在上海的英国海军指挥官派遣一队水兵送信给小刀会首领，警告若再有类似事件发生英军将轰破上海北门。此后虽然不再有故意以仁济为目标的射击，但还是经常会在炮弹意外飞来，雒颉晚上就寝时得先在床畔布置障碍物以策安全，事实上炮弹与枪弹确曾多次落入他住屋旁的仁济医院，1855年1月23日，一发城墙上发射的炮弹穿透医院屋顶，落入大厅后爆炸开来，炸坏梁柱、座椅和地板等物，到处充满烟雾，数分钟前还有一名女性伤患躺卧在爆炸处，幸好在爆炸前移入病房，而当时在院中的约五十人也都无恙，雒颉还特地收集了这发炮弹的碎片和引信，后来转送给伦敦的地质博物馆（Geological Museum）保存。

在各项医疗活动中，令雒颉无法满意的是种牛痘。他从在小南门外时期就努力引进痘苗为上海孩童接种，并刻印《新种痘奇法》一书传播，但成果并不显著。主要是痘苗效用不稳定，供应也不正常的缘故，因此上海居民宁可沿用传统的人痘防疫。1847年9月间，从广州送来的痘苗好不容易生效，雒颉赶紧为人种痘，并想尽办法使痘苗的供应延续不绝，但每年接种人数仍只有数十人而已，到1851年时才达到131人，1853年有180人。1855年冬天，一名苏州的中医主动到上海请求雒颉教导牛痘接种技术，学会后回苏州于1856年春季接种了800多名孩童，远比雒颉在上海的推动更见成果，之后却因为夏季天热而痘苗失效，中医又到上海向雒颉索得新鲜痘苗后回苏州施用。雒颉主持仁济的最后两年，上海接种牛痘的人数总算超过了300人，分别有378和306人。雒颉引进牛痘到上海的用心，还得等到他离开上海12年后的1869年起才大见成效，这年他培养出的上海第一位中国人西医黄春甫，在道台应宝时支持下开设牛痘局，此后到1897年将近30年间，为大约15万名上海的孩童接种了牛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