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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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太后参政

徽宗被要求继位时,第一反应就是请求嫡母向太后垂帘听政。关于向太后,参见Patricia Ebrey, “Empress Xiang(1046-1101)and Biographical Source beyond Formal Biographies.” in Beyond Exemplar Tales: Cultural Politics and Woman's Biography in China, edited by Hu Ying and Joan Jud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193-211。这在今人看来不足为奇,一个刚满十七岁的少年,可能会对掌管大宋帝国那样庞大复杂的事业感到胆怯,但对徽宗的同代人而言,徽宗虚岁十九,完全是成年人了,因此,徽宗请求向太后垂帘听政的反应出人意料。

徽宗告诉大臣,他希望与向太后同掌朝政,大臣们立即退下商议如何安排。他们找到了两个不同的先例。一个是此前仁宗与哲宗年少,太后亲临朝殿,与小皇帝一起垂帘听政,大臣们同时向二人禀奏,实际上是与太后议事。在礼仪上,太后也被视为国家统治者,她的生日被定为节日进行祝贺,她的听政也要向宋朝的主要外交盟友辽国遣使通报。大臣们找到的另一种先例是,在英宗生病期间,大臣先在朝中拜见英宗,再去后宫拜见太后,禀告太后他们与英宗讨论过的事宜,太后有权裁夺。这种方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从礼仪上太后也没有被视为国家统治者。曾布认为,既然徽宗和英宗都已成年,英宗的先例是最适合的。其他大臣提出了一些异议,但最后还是都同意了曾布的提议。《曾公遗录》卷九,216—217页。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68—12370页。

曾布说服其他二府大臣后,随即向徽宗禀奏,详细描述了英宗朝的安排,并解释说当时的环境与徽宗现在十分相似,因为都是皇帝本人要求太后参政。“章献(真宗的遗孀)时仁宗方十三,宣仁(英宗的遗孀高氏)时大行方十岁。陛下岂可(像他们那样)坐帘中?”然后徽宗与二府大臣一同去拜见向太后。太后先是坚称这些都非她所愿,但后来还是同意了。大臣们称赞太后的贤德,并具体安排了听政的细节,包括太后不用亲自去前后殿,也不用听取所有奏疏,而是在二府大臣朝见徽宗后,再前往内东宫向太后奏事。而且,太后的生日也不定为节日,她听政也不用遣使通报辽国,这些具体安排不同于高太后摄政时的那些做法。《曾公遗录》卷九,217—218页。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68—12371页。

接下来几天,向太后一直忙着处理后宫嫔妃的事,例如为徽宗亡母追授封号,为哲宗的嫔妃安排住所和颁赐封号。正月十四日,她下了一道手诏,说自己不久就不再参与朝政,也不再接受奏疏。又过了几天,太后不像以前那样积极听政了,对大臣和徽宗决定的事基本上都表示同意。二月初五,太后又写了一封手诏送至三省,说她心意已决,一旦哲宗在陵墓被安葬、灵牌升入供奉祖先的太庙后,她就不再参与朝政。《曾公遗录》卷九,219、241页。

曾布在政治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与向太后的对话。这些对话大部分是关于宫中事务,而不是朝廷的政策。二月初二,太后谈到了哲宗驾崩前的最后几天和治疗情况。同一天,她还抱怨说自己的阅读能力不足以处理政府文件。她说自己一直不认识“瞎”这个字,直到在一份边疆奏疏的一个名字中看到才认得。章惇安慰她说,太后的圣明足以处理这些事务,并提醒说禅宗的六祖慧能也不识字。二月十二日,太后告诉曾布,她怀疑哲宗生母朱氏曾与章惇及一个宦官密谋,让自己的儿子赵似继承皇位。大约一个月后,曾布和太后再次谈论这件事,指责朱氏与另一个宦官暗中勾结,那个宦官把朱氏的物什带到哲宗卧病的大殿,朱氏显然希望在哲宗驾崩时自己在场,亲眼看到继位之事按照她希望的方式发展。《曾公遗录》卷九,238—239、247—248、259—260页。

向太后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几件事上立场强硬,其中一件涉及后宫:我们在第一章提到,哲宗废黜了孟皇后,随后将她的对手刘氏册封为皇后,向太后希望能找机会逆转这件事。在哲宗统治末年,有三位女性具有至高的权威:向太后,她是神宗的遗孀,哲宗、徽宗的嫡母;朱氏,神宗的贵妃,哲宗的生母;刘氏,哲宗的遗孀,被册封为皇后还不到三个月。徽宗继位改变了她们的地位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她们三人都拥有自己的寝宫,还有众多被分派去伺候她们的宦官和宫女。1100年,与朱氏一同住在圣瑞宫的就有七百人。《曾公遗录》卷九,284—285页。这一数据大致是14—16世纪法国和勃艮第宫廷的人数。Jeroen Duiham, Myths of Power: Norbert Elias and the Early Modern European Court, pp. 30-31.徽宗的生母在十多年前就去世了,唯一具备徽宗母亲身份的是向太后,因此她的地位只会进一步巩固。向太后与朱氏的寝宫相隔不远,二人做了很多年的邻居,但她对朱氏没有什么好感或同情。不过,她更不喜欢刘氏。朱氏与刘氏现在跟皇位继承的主脉都没有什么密切关系了,她们可能已经料到,过去逢迎她们的一些人会把注意力转向更有前程的主子,比如很快将成为新皇后的徽宗年轻的妻子。

向太后并不关心儿媳刘氏,与刘氏相比,她更喜欢孟氏。孟氏出身书香门第,一进宫就修习妇道。不过太后倒也承认,孟氏与刘氏的竞争二人都有责任,因为她们的脾气都有点大,但她仍然认为孟氏被废不合规矩,因为废黜孟氏的向太后手诏是伪造的。她本人都没有见过这份诏书,更别说亲笔写了。《曾公遗录》卷九,296、297、280页。

向太后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她曾与韩忠彦和曾布讨论,但两位大臣都不赞成她的想法。两人同徽宗商量这件事时,徽宗让他们对太后解释,从原则上讲,弟弟不能改变哥哥遗孀的地位。见《西台集》卷十五,238页。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265—266页。韩忠彦的行状中记下了大臣、太后与徽宗之间的讨论:


初钦圣皇太后垂帘共政,而故相章申公敦犹未去位。公与申公帘对,皇太后曰:“登极之恩慱矣,无所不被。废后孟氏可复也。”公退谓申公曰:“有故事乎?事体之间无所伤乎?”曰:“无伤。”及以事对,上曰:“复孟氏则可,而皇太后欲复孟氏而废刘氏,奈何?复一废一,则上累永泰,岂小哉?公等执政也,其执之。”公曰:“陛下之言乃谟训也,其敢不执!”退见皇太后。皇太后盛以废复为言,不可易。公援引古今,具道其所以然,以死争之。皇太后之议遂格。《西台集》卷十五,238页。


在曾布的政治日记中,向太后坚持认为皇帝只能有一位皇后,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不过,只有章惇支持这种观点,其他大臣都保持沉默。另一位大臣蒋之奇进而争辩道,废黜刘氏相当于将哲宗的错误彰显于众,而且徽宗作为小叔子,改变兄长遗孀的地位也不合礼仪。太后只好妥协,勉强同意立两位皇后。1100年六月二十三日,在郊坛宣布孟氏恢复皇后的身份。《曾公遗录》卷九,292—293、316页。《全宋文》第109册,117—118页。另参见《吕氏杂记》卷二,291—293页;《挥麈录·后录》卷一,56—61页。

数月后,曾布开始担心,太后是否真如承诺的那样,尽早放弃参政。五月初九,徽宗的第一个皇子出生,曾布提醒徽宗,“陛下已生子,皇太后弄孙,无可垂帘之理”。徽宗答道,摄政本来就不是太后的意愿,况且她也降下手诏,等哲宗灵位供奉在太庙以后就会还政,这也就是一两个月后的事了。曾布趁机向徽宗解释权力的复杂性。他警告徽宗,太后身边的亲随可能不希望她失去朝中影响力,徽宗应该提防他们制造事端。徽宗尽管不相信嫡母会这么容易受骗,但答应保持警惕。《曾公遗录》卷九,295页。接着,曾布要徽宗提前做出决定,在太后还政后,哪些事情应当继续向她禀报。徽宗说,除了亲王和公主的事,其他事宜都不用向太后报告。曾布这才感到宽慰。

在这场对话的最后,曾布请求徽宗一定不要将前述他们说的事告诉别人。他引用了一句著名的古文:“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这句话出自《易经》的“系辞”。参见Richard Wilhelm(卫礼贤)tran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307。接着又说道:“愿陛下更赐垂意,此语稍泄露,臣实无所措身矣。”徽宗答道:“会得,会得!此岂可漏者?! ”《曾公遗录》卷九,295—296页。显然,曾布并不信任太后身边的那些人,可能也不信任太后本人。

很多历史学家在描述宋代的政治史时,假设向太后是在徽宗登基第一年做决策的人,也正是她召回了很多保守派。他们假定,向太后的观点肯定与她的婆婆高氏十五年前摄政时很相似,然而仔细研究史料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向太后的作用相对较小,而且下文会提到,她更感兴趣的是把改革派蔡京留在京城,而不是召回某一位保守派。这一话题的更多细节见附录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