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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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096年,就在徽宗入住端王府前,宫廷陷入了骚乱,起因是早年嫁给哲宗的年轻妻子孟皇后被控使用巫术。哲宗从来没有喜欢过孟皇后,或许因为她是高太后挑选的,哲宗容忍甚至鼓励自己宠幸的刘婕妤对年轻的皇后不恭。对皇后的神秘行为的指控,哲宗也没有加以制止。这件事的起因是孟皇后年幼的公主病倒了,孟皇后便向略通医学的姐姐寻求帮助。给公主开的药毫不见效,孟皇后的姐姐带来一些道教用来治病的“符水”。她拿出符水,孟皇后大惊失色,告诉姐姐宫中严禁这类东西。不久,哲宗来探视公主,似乎并没有对符水感到不安,还认为提议用符水给公主治病是人之常情。尽管如此,谣言开始在宫中传播开来,引起对邪恶力量的恐慌。公主的病情恶化时,皇后发现了公主身旁的纸钱(用来祭神的),开始疑心是她的对手刘婕妤派人做了手脚。后来,有三个人——皇后的养母、一名女尼与一个宦官——被指控协助皇后使用妖术。

哲宗命令一名宦官头目对后宫所谓的阴谋进行司法调查。有三十名宫女与宦官受到严刑拷打,有的肢体被打残,有的被割下舌头,最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指控。女尼被指控使用“所厌者伏、所求者得”的祷词施行巫毒之类的神秘仪式;宦官被指控给刘婕妤画像,然后用针钉穿画像的心脏,希望以这种方式杀死她;养母被指控在一张符纸上写了“欢喜”字,然后烧成灰,放在哲宗饮用的茶里,希望以这种方式改变哲宗的情感。官员详细地与哲宗讨论调查结果,他们很清楚严酷拷打之下的审问未必能查明真相。官员们意识到哲宗感觉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最后默许哲宗废黜孟皇后,将其贬入瑶华宫。被控使用巫术的女尼、宦官与养母三人皆被处死。《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三,523—526页。根据后来向太后的说法,徽宗在听说在这些调查中死去的宫女时,流下了眼泪。《曾公遗录》卷九,221页。

1099年是徽宗及其家族的又一个多事之秋。在这年二月,徽宗最小的弟弟赵偲开始准备从皇宫搬到自己的府第。四月,哲宗带着大量随从亲临郡王府。这一次是在徽宗最大的弟弟赵俣的王府设宴。两周后,哲宗又召集大家举行宴会,这次是在徽宗的二弟赵似的府第。由于这一次哲宗的两位母亲,即嫡母向太后与生母朱太妃都与哲宗同行,因此讨论的议题很可能是为两位年龄稍长的郡王赵佖与徽宗安排婚事。《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叶11b。《曾公遗录》卷七,84、93页。

被选中嫁给徽宗的女子姓王,当时十六岁,比徽宗小两岁。关于她的家庭背景,只知道她来自京城,父亲是一位地方官。亲王的妻子都要从有名望的家庭中挑选,当然,徽宗本人不会参与对这位特别的年轻女子的挑选过程。1099年六月,徽宗大婚,王氏被迎娶至徽宗的府第,成为徽宗的妻子。婚后不久,嫡母向太后赐给徽宗两名妾,即郑氏与王氏,作为礼物。徽宗早就认识她们,因为在他入宫拜见向太后前,太后就曾派郑、王去陪侍徽宗,二人颇得徽宗喜爱。《宋史》卷二百四十三,8638—8640页。

在皇宫里,人们开始担心哲宗的健康。从哲宗的宰辅曾布留下的日志中,我们了解到哲宗愿意与二府官员谈论他的疾病,因此很可能哲宗的母亲与兄弟也听说了哲宗的病情。留存下来的三章日志被收入《永乐大典》。三章日志的时间涵盖了哲宗朝的最后九个月,以及徽宗朝的最初六个月。关于宋朝大臣记载的各种日志,参见燕永成《北宋宰辅朝政笔记研究》,《文献》2001年第3期,105—119页。由于曾布没有活到徽宗朝的最后,他的日志无法反映出徽宗后期统治的观点,但其他一些日志在这方面有比较多的体现。关于曾布的仕途,参见刘子建《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122—134页;罗家祥《曾布与北宋哲宗、徽宗统治时期的政局演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51—57页;熊鸣琴《曾布与北宋后期政治》,载张其凡主编《北宋中后期政治探索》,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177—316页。开始只是比较厌烦的病症,还不算令人担忧。1099年五月十八日,哲宗说自己长期被咳嗽与便秘困扰,服用了很多药也没起多大作用,让二府官员举荐精通医理的医生。御医耿愚由于精通脉论、善用古方而被举荐。哲宗认真遵循御医们的建议,健康状况却没有改善。1099年七月,侍候哲宗的医官被留宿在宫中三天。那时,哲宗的腹泻与胸闷非常严重,连粥和药都咽不下。耿愚给哲宗配制了哲宗母亲推荐的一种温脾药丸。《曾公遗录》卷七,108—109、137页。

随着天气转冷,哲宗的健康有所好转,可以和大家一起激动地期待一位皇子的降生。哲宗的妃嫔们到此时为止为他生了四个孩子,但都是公主,其中一位在襁褓中就夭折了。1099年八月初八,第一个皇子出生时,哲宗的身体状况可以参加庆祝活动。皇子一出生,哲宗就立刻命宦官将消息传给二府大臣。二府大臣次日见到哲宗时,哲宗告诉他们,他的两位母亲都非常高兴,大臣们又说,不但两位太后喜不自禁,全国上下都在庆祝皇子的降生。一名宦官被派往皇陵,向祖先报告喜讯,与此同时,重臣与宗室也奉命前往南北郊坛和太庙祭告。此外,翰林院起草一份圣谕,宣布对所有流人以下的罪犯实行大赦。但就在这时,哲宗再次病倒了,连着两天取消了临朝。八月十四日,哲宗见到二府大臣时说,御医耿愚开了一些催吐的药,他的病情稍有好转,但还是没有食欲,而且腹部也经常疼痛。《曾公遗录》卷八,147、149页。

徽宗自然也参加了1099年八月二十一日在集英殿为他的新生皇侄举办的庆祝宴会。哲宗心情很好,他慷慨地赏赐给二府大臣和弟弟们很多礼物,包括衣服、做工精致的金腰带,以及配上马鞍的骏马。衣服都是由皇家作坊制成,包括红罗绣抱肚、白绫袴、黄绫衬衫、勒帛紫罗公服。后来二府大臣前来拜谢哲宗赏赐礼物时,都穿上了赏赐的服饰,骑着赏赐的马匹。徽宗和众亲王也穿着哲宗颁赐的服饰各自回府。然而,从文化的角度看,宴会似乎并不成功。哲宗后来与二府官员都觉得为盛会创作的乐词无一令人满意,他们讨论了任命哪些人有可能提高宫廷的文学水平。《曾公遗录》卷八,152—153、155—156页。

哲宗的新生皇子受到所有人的热情迎接,但哲宗决定将皇子的母亲刘贤妃封为皇后,就不是每个人都赞同了,很多人因为孟皇后被废的事指责刘氏。1099年九月二十七日,刘贤妃被正式册封为皇后。这一天,徽宗与其他亲王一起在文德殿迎接。刘皇后的庆典应当没有七年前孟皇后的仪式那样复杂,因为新皇后已经住在皇宫里,不用穿过正南门进去。《曾公遗录》卷八,158、167页。《宋史》卷十八,158页;卷一百一十一,2657—2660页。

由于刘贤妃被册封为皇后,徽宗间接失去了两位侍读。谏官邹浩上疏反对册封刘氏,激怒了哲宗。邹浩文集中关于这份奏疏有两个版本,一个较为标准,另一个则带有煽动性,将哲宗比作历史上最恶劣的暴君。据说第二个版本是后来伪造的,目的是使邹浩再次被贬。参见《道乡集》卷二十三,叶1a—5b(《全宋文》第131册,140—143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2181—2182页。哲宗在朝殿上与邹浩争论,他告诉邹浩,祖宗本有先例,邹浩回奏道:“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宋史》卷三四五,10957页。哲宗不仅将邹浩贬官,还革职发配到偏远的南方。那里是著名的“死地”之一,毫无抵抗力的北人到那里可能会染上瘴疠。为了严惩邹浩,开封府当天就奉命派人押送他出城。但是,邹浩的许多朋友都前来相助,其中两位是徽宗的侍读傅楫与朱绂,使得这件事受到了拖延。哲宗龙颜大怒,托言二人资助邹浩的旅费,将他们革职。哲宗甚至因尚书右丞黄履为邹浩辩护,罢了他的官职。《曾公遗录》卷八,208页。《浮溪集》卷二六,310页(《全宋文》第157册,327—329页)。昌彼得《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一),台北:鼎文书局,1977年,57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六,12275页。

哲宗心绪不佳,也许是因为刚出生的皇子身体糟糕。闰九月十五日,哲宗告诉二府官员,皇子受了惊吓,御医正用药物调理他的肠道。从那时开始,二府官员每日都会询问皇子的健康,并常常对他的医疗护理提出一些建议。闰九月二十六日,皇子(还没有起名)似乎有所好转,但就在那天晚些时候,一名信使向二府官员报告,皇子已经夭折了,接下来三天哲宗都不会上朝视事。三天后,哲宗年仅两岁的公主也夭折了。《曾公遗录》卷八,171、173、175页。《皇宋十朝纲要》叶2a。没有证据表明哲宗自己的疾病与两个孩子夭折之间的联系,或许二者之间并无关联。

尽管哲宗遭遇不幸,但一些常规的宫廷生活还是要继续。九月,亲王赵似终于搬进了自己的府第,宗室成员组成了仪仗队,陪他从皇宫搬进新宅。随着赵似的搬出,哲宗的五位弟弟全都住在宫墙之外了。《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叶16b—17a。

哲宗的生日是十二月八日,一年一度的庆典活动是一个重大的宫廷盛会。正式典礼开始前两天要排练一番。《曾公遗录》卷八,200页。在参加紫宸殿举行盛宴的众多宾客中,还有辽、高丽与西夏的使节,专程来开封参加盛典。开封的大臣大都出席了宴会,座次根据品衔高低排列。亲王按品衔依次坐在哲宗右边最尊贵的位置。庆典活动共有九轮,每一轮都安排了娱乐活动、食物与美酒。翰林院的官员每年要编写新的乐词,用来祝酒或歌唱。根据演奏的乐器不同,教坊乐部根据乐器的不同,穿的衣服也五颜六色——绯色、紫色或绿色,他们的乐器包括拍板、琵琶、箜篌、鼓、编钟、箫、笙、埙或笛子,表演舞蹈的艺人有男有女。别的娱乐活动还包括杂技、杂剧与蹴鞠。当天的庆典结束前,宾客们都会收到很多礼物。关于皇帝生日庆典,参见《东京梦华录注》卷九,225—240页;《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九,829—878页;《政和五礼新仪》卷一六五;Joseph S. C. Lam(林萃青),“Huizong's Ritual and Musical Insignia.” 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 19, no.1, 2005, pp. 7-8。

生日宴会不久,哲宗又病倒了。他整日呕吐,什么东西都咽不下去,还咳嗽不停。知枢密院事曾布说这些都是虚弱的症状,需要用食物调理。哲宗说他已经服用了差不多一百粒补中丸,曾布则建议,皇上还很年轻,不应该服用温热的药,这可能会耗损更多的阳气。第二天,哲宗患了喉炎,说话非常费劲。接下来三天哲宗病情没有改善,但还是继续上朝。为了避免呼吸冷空气,除了每天去拜见母亲,他都在屋里待着。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御医告诉宰辅,皇上病情严重,目前脉气微弱。不过,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宰辅还是没有讨论那个不祥的话题:哲宗一旦驾崩会发生什么事。《曾公遗录》卷八,205—208页。

1100年的新年那天,哲宗病得很重,不能主持照例举行的新年盛大朝会。到了初四,在紫宸殿举行的例行宴会宣布取消。哲宗不仅仍然咳嗽和呕吐,腹部疼痛也变得更严重了。宰辅提议在开封城里的寺观进行七天的祈禳道场,并宣布大赦——仁宗皇帝就是在1056年一场大赦之后痊愈的。宰辅获允到内宫探视躺在福宁殿东侧卧室的哲宗。哲宗戴着帽子,穿着短外套,坐在御座上,但他说脏腑还是不舒服,也没有药物缓解这种症状。在官员们的建议下,哲宗同意举行祈禳道场,大赦天下,并采用更多的艾灸治疗。那一天,御医对哲宗全身都进行了艾灸,直到他疼痛难忍。第二天,大臣们带来更多的药物让哲宗尝试,但都毫无益处。1100年正月十二日上午,哲宗驾崩,当时他的二十三岁生日刚刚过去一个月。《曾公遗录》卷九,211—213页。


徽宗成长的皇宫——宋朝的皇宫——与西方的皇宫相比如何呢?有关西欧中世纪与早期近代的宫廷文化,参见Peter Burke,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2015年】;Jeroen Duinham, Myths of Power: Norbert Elias and the Early Modern European Court,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4;John Adamson ed., The Princely Courts of Europe, 1500-1750, London: Seven Dials, 1999;David Mateer, Courts, Patrons, and Poe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Malcolm Vale, The Princely Court: Medieval Courts and Culture in North-West Europe, 1270-13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拜占庭的宫廷文化也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参见Henry Maguire ed., Byzantine Court Culture from 829 to 1204, Washington, DC: Dun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1997。二者的异同之处都值得注意。从建筑空间而言,宋朝宫殿和别处的宫殿一样,都类似精英的家庭住宅,但规模更加宏大。从社会空间而言,宋朝皇宫中有很多人,从位高权重者到各类仆役,他们之间的交往受到精心设计的宫廷礼节与仪式的约束,跟其他地方的宫殿并无二致。宫廷里进行的某些仪式,与更加明确的宗教场合举行的仪式在结构上很相似。这些仪式既体现了统治者的神圣身份,又涉及宫廷社会中细微分级的社会等级,甚至在礼仪的形式上也常常很相似,例如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统治者出现在比较公共的场合时,都会随身带着或者竖起各式各样的华盖,人们见到统治者也要下跪。

与其他国家一样,宋朝宫廷里发生的事情也能迅速散布出去,有些是个人的传闻,还有一些是关于新时尚的报告——率先在宫廷里出现的礼仪、娱乐活动和服装方面的创新。但在这些方面,我们最好也注意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尽管宋朝皇宫之外的民众看起来很快就会仿效宫廷女性的服装款式,但男性的服装却并非如此,宫中男性的衣着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这也许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皇帝以下的所有男性都是统一身穿与官职相配的制服。

在宋朝宫殿里,男女有别是必须遵守的规矩。在重要的宫廷宴会上,无论是后宫妃嫔还是公主都不能出席。有时候,有诰命的女性(例如高官的妻子)被邀请参加宫廷的女性聚会。然而,那些会使不相关的男男女女聚在一起的社交场合,则尽可能避免。公主们长到适婚年龄,一般是十五六岁就会结婚,会有丰厚的嫁妆,通常包括一座宅邸。但她们在宫廷文化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哪怕是她们可能会跟谁结婚的小道消息也不太多。

皇子与公主在宫廷中长大,没有什么机会结识跟他们没有亲戚关系的同龄孩子。在欧洲,从中世纪开始,贵族就经常出现在宫廷里,贵族的儿子会被送进宫做青年男侍,或者仅仅为了接受教育。但在宋朝宫廷没有类似的情况,除了宗室外,几乎不存在世袭贵族。徽宗儿时唯一认识的玩伴就是他的兄弟姐妹,官员的儿子与同族人的儿子不会和他在皇宫里一起长大。宫廷里的成年人也与同龄人相隔绝。与欧洲君主不同,哲宗与他的皇后没有出身贵族的男男女女来服侍,哲宗很多时间与宰辅一起度过,但他们并不帮助哲宗更衣,从事这类个人服务的是宫里的宦官或宫女,因此,宋朝宫廷远不像欧洲宫廷那样具有公共性。哲宗没有可以与他比较随意来往的堂兄弟或者其他显贵亲戚一同出去骑马或狩猎。像他的各位前任一样,哲宗也举行宴会,但是只有那些明确被邀请的人才能参加,宗室甚至不能像法国贵族在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那样,随意出现在皇宫中并希望获准参加聚会。

宋朝宫廷文化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统治者相对安静。在整个18世纪,欧洲大部分统治者都拥有几处宫殿,他们会花大量时间从一个宫殿前往另一个宫殿,甚至有时也会去拜访其他统治者。皇室的入城仪式是重大活动,人们用文字和绘画广为庆祝。同时,皇室也通过这种旅行,向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展示着皇室的尊严。相比之下,尽管宋朝指定了四座都城,但皇帝从来没有去过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府)和南京(归德府),而是几乎完全住在开封——名义上的东京。与之相比,唐朝对东都洛阳的利用率要高得多,甚至曾将朝廷移到洛阳。宋朝统治者离开皇宫履行典礼仪式时,场面也确实非常壮观,但他们通常不会去远离京都的地方,因此远离京城的地方民众也就不太可能见到圣驾。

宋徽宗获准搬进端王府后,避开了宫廷生活中的许多社会束缚。尽管如此,正如第二章所述,他重新被召回宫廷时,也只是象征性地反对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