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从今往后，咱们只有死别，再无生离
钱钟书·杨绛
引语
钱钟书与杨绛，注定是要相遇的。
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能注定。
一九一〇年，钱钟书生于江苏无锡，十岁入东林小学，后来在辅仁中学读书，一九二九年考入清华。在清华的入学考试中，他的数学只考了十五分，但是国文和外语皆考了满分，按照当时清华的入学标准为正常入学，并非破格录取。
杨绛，本名杨季康，一九一一年七月出生于北京。她在家中排行老四，父亲杨荫杭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政法系统内工作，她的母亲是位勤俭持家、教子有方的典雅妇人，杨绛后来回忆起自己父母的相敬如宾时说道：
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杨绛，身上自然有着知书达理的特质。一九一七年，杨荫杭因得罪权贵被停职，于是杨家举家回到了无锡。亲友介绍了无锡的一处旧宅给杨荫杭，这处旧宅就是钱钟书家，虽然最后没有成交，但钱、杨两家此时已经有了往来。
后来杨绛随着家人迁往苏州，在振华女中读书。有个同学费孝通挺喜欢杨绛的，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中学毕业后，杨绛一直想报考清华大学外语系。虽然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心有不甘的杨绛只好选择报考东吴大学。在她大四那年，学校因学潮停课了，同学们便想着北上去燕京大学借读，杨绛心底还是想去清华，正好那时候费孝通已经在燕京大学念书了，他就很积极地接杨绛和同学们去燕京大学参加考试。考完了之后杨绛急着去清华大学看望老朋友，她的同学孙令衔正好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于是两人结伴而行，这位表兄就是钱钟书。
孙令衔和表兄叙完旧之后接杨绛同回燕大，表兄送了他们一程，这是钱钟书与杨绛第一次相见。初春的微风穿过古月堂，沁入少年少女的心。初次见面，杨绛看着眼前这位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的风度翩翩的少年，心弦被微微拨动了一下。
钱钟书与杨绛，注定是要相遇的。
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
后来两人再次见面，约在了清华大学工字厅。钱钟书说道：“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
对话就是这样直白，一旦遇到了自己心动的那个人，不需要太多的言语，从对方的瞳孔里，你会看到光。其实，当时钱钟书是有过婚约的，女方是叶公超的堂妹，不过两人互相没感觉，也就没有后文了。而杨绛呢，则有一个费孝通追在后面跑，并时常表白，自诩是杨绛的“男朋友”。
后来钱钟书与杨绛开始书信往来，一通起信来，两人便欲罢不能，基本上一天一封，到后来钱钟书要放假回家了，杨绛感到失落，直呼这是坠入爱河了。那时钱钟书对杨绛说，他志气不大，只想一生做做学问，杨绛觉得钱钟书与她志趣相投，两人甚是合拍。
钱钟书与杨绛都是无锡人，小时候见过面，只是印象不深而已。他们两个算得上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连杨绛的母亲都说：“阿季（杨绛）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一九三三年，钱钟书毕业了，两人面临第一次分别，虽然当时清华大学希望他留校，但钱钟书淡淡地说：“清华无人可为我师。”正好那时候他的父亲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所以钱钟书就去了上海，在光华大学任教。而这时候的杨绛还没毕业，分离异地，只能把思念化作文字，两人书信往来越发频繁。尽管杨绛说自己不太爱写信，但钱钟书依旧写个不停，还写了不少情诗，比如下面这几首。
缠绵悱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答报情痴无别物，辛酸一把泪千行。
依穰小妹剧关心，髾瓣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风声测测寒。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钱钟书每天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他的父亲钱基博看在眼里，心中便有了打算。有一天他看到一封杨绛寄过来的信，才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已然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看到杨绛在信中写婚姻大事不能她与钱钟书认可就行，还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他们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钱基博深觉杨绛知书达理，越发欢喜起来，不禁夸杨绛真乃性情女子。
两人谈婚论嫁的事也就此摆到了台面上来。双方家长本来就相识，于是就按照礼节为钱钟书与杨绛两人订了婚。双方家长挺开心的，倒是他们二人有点懵，明明是自由恋爱，到头来反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不过不管怎么说，这婚是这样订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三日，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举行婚礼，一时间羡煞旁人，对于这对才子佳人的结合，胡河清曾赞叹：
钱钟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
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因为在婚前钱钟书以第一名成绩考取了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所以婚后他便带着杨绛同去游学。刚到英国，因为吃不惯房东做的饭，钱钟书日渐消瘦，杨绛只好到外面去找房子，然后置办厨具。有了厨房，杨绛就“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两口子的生活倒也温馨甜蜜。多年后，杨绛回忆她与钱钟书的婚姻时不禁甜蜜地说道：
我已不记得哪位英国传记作家写他的美满婚姻，很实际，很低调。
他写道：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结婚；我娶了她十几年，从未后悔娶她，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
我把这段话读给钟书听，他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钱钟书在学术上是满腹才情的大才子，但是在生活中却像是需要照顾的孩子，往往帮忙也成了帮倒忙，因此家务就全落到了杨绛的肩上。而杨绛也确实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钱钟书时常弄坏家里的东西，每次都是杨绛来收拾。台灯坏了，修；墨水染了桌布，洗；每次家中物品损坏了，杨绛总是回答：“不要紧。”嗯，不要紧，杨绛就是这么全能，所以钱钟书说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到了英国后，杨绛本打算进女子学院研修文学，但名额已满，于是她自修西方文学，经常往图书馆跑，两人甚至还比赛，看谁读的书多，读完两人还要相互点评一番。杨绛是这样说的：
作为钟书的妻子，他看的书我都沾染些，因为两人免不了要交流思想的，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
一九三七年五月，钱钟书与杨绛的女儿钱瑗在牛津出生，小名阿圆，钱瑗的到来让钱钟书满是欢喜，他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此时的钱钟书虽身在国外却也心系祖国还有家人，但因钱瑗尚在襁褓之中，只好延期回国。
一九三八年九月，钱钟书夫妇乘坐法国邮船阿多士二号回国，出发前钱钟书已经答应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邀请回清华任教，但此时国内战事变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早已合并成了西南联合大学并且迁往了云南昆明，于是钱钟书只好从香港上岸，然后再乘船到越南，最后辗转到昆明，前往西南联大任英文系教授，一年后去往了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
杨绛则带着钱瑗继续乘邮船北上到上海，此时的钱杨两家人都已经到了上海法租界避难。抗战期间本来生活条件就艰苦，吃还好，住的话那就是得挤在一起。杨绛虽然有点不自在，但倒也和和气气地与钱钟书的家人相处，获得钱家老小一致好评，钱父大呼老钱家得福。
一九四一年夏，钱钟书从蓝田国立师院辞职回到上海，准备度过暑假后重返西南联大任教，却因聘书迟迟未送到而未能成行，十二月一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上海沦陷，钱钟书无法离开，只好留在了上海，随后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
一九四二年年底，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甚是欢喜，说那就写吧，这部小说便是《围城》。每次钱钟书写完一章，杨绛就忍不住立刻拿来读，读完又催他赶紧写。在《围城》里，可以看出钱钟书在战争环境中的困顿和压抑。抗战结束后，《围城》出版，一时引起热议。钱钟书在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而另一部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问世时，钱钟书也特意说道：“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杨绛既是一位勤恳的妻子，又是一位懂他的情人，更是能帮助他的朋友，这实属难得。
杨绛对钱钟书的宽容和保护还能从一些小事上看出来，比如后来住在清华的时候，钱家的邻居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家。那时候钱钟书养了一只小猫，林徽因也养了一只猫，两家的猫经常打架，钱家的猫太小，常常受林徽因家的猫的欺负，于是钱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根，将其置于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
杨绛担心丈夫为猫而得罪人，便引用他自己的话劝他：“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示意他那只猫可是林徽因的猫，不要伤了两家的和气。可钱钟书顾不上这些，照打不误，还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哈哈，看吧，钱钟书就是这样心直口快，坦然得像个老小孩，每次都是杨绛替他处理一些人情世故上的问题。
一九七〇年，钱钟书和杨绛也响应号召下干校，那时的他们哪怕劳动再忙、身体再疲惫，也不忘去看对方一眼，说上几句话，据郑土生后来回忆：
我们的干校在河南信阳的息县，我和杨先生分在菜园班，钱先生一开始被分去烧开水，但他老是烧不开，后来专门负责去邮电所取信。
钱先生经常借着到邮电所取报纸、信件的机会，绕道来菜园，隔着小溪和杨先生说几句话。
好在这段下放干校的时间不长，一九七二年三月，他们回到了北京，住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职工宿舍。那里的环境并不好，蚊虫多，再加上钱钟书有哮喘病，有次因为打扫卫生时吸入了过多的尘土，而被送往医院，抢救了四个小时才转危为安。这些艰难的日子里都是杨绛在身边照料他。
后来他们又住到了三里河新盖的国务院宿舍，一家人这才安定下来。女儿钱瑗陪伴在父母身边，钱瑗生性活泼，看人看事也很准，有次钱钟书在家改卷子，让钱瑗帮忙记成绩，钱瑗就对钱钟书说：
“爸爸，英若诚跟吴世良要好，他们是朋友（男女朋友）。”
钱钟书问：“你怎么知道？”
钱瑗回答：“全班学生的课卷都是用蓝墨水写的，只有他俩用的紫墨水。”
英若诚与吴世良的地下情就这样曝光了，最后他们也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的儿子就是著名喜剧导演英达。
然而调皮又可爱的钱瑗命运困苦，她的第一任丈夫王德一，在那个十年开始后，不断地遭到批斗，最终不堪受辱自杀身亡。直到一九七四年，钱瑗才与第二任丈夫杨伟成组成了新的家庭，过上了温馨的生活。然而，天不假年，一九九五年，钱瑗开始出现咳嗽的症状，后来是腰疼，当时她没有太在意，以为是挤公交造成的，直到走路都困难时才到医院检查，被确诊是脊椎癌。钱瑗生病时也正好赶上她父亲钱钟书生病，于是，杨绛要同时照顾两个人，其辛劳可想而知。
有一天，杨绛去看钱瑗，因为之前每次打电话，钱瑗都是嘻嘻哈哈的，因此她以为女儿的病不会重到那个地步，但是，这一次，看到女儿在病床上连翻身都困难，她明白了女儿病情的严重，心痛不已。
女儿的心里也明白。
她看着女儿，女儿看着她。
她们都不知道说什么，一句话都没有。
一九九七年三月四日，钱瑗在安睡中去世了。周围的人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钱钟书，只能假装钱瑗一切都好。最后钱钟书知道后悲痛万分，不能言语，但他也理解杨绛心里的苦。
后来杨绛说：“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钱钟书点头表示同意。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钱钟书病逝。杨绛接连失去了女儿和丈夫，悲痛之余她开始写往事，于是有了《我们仨》这本书，她在扉页上写了这样一句话：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每次读《我们仨》，我都会感动不已，就像看一位老者拿笔绘制一幅幅日常生活中家人相处的画面。温馨的美好的一家人，一些日常的琐事，虽然平常，却也饱含温情。杨绛这样感叹道：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没有了爱的人，便也没有了家，独居的杨绛先生从此深居简出，鲜少见客，但有例外。有一次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先生，他曾在年少的时候疯狂追求过杨绛，多年来两人虽无爱情但也是老友一场，谈话之余难免触景生情。离别之际，杨绛先生望着费孝通踽踽走下楼梯时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
一语双关，费孝通也只好点头答应。
杨绛先生每天整理手稿写写字，独居多年。岁月带走了她的亲人，却给了她一个精神家园，在那个家园里，他们一家人，永远不分离。
杨绛先生曾翻译过英国诗人兰德的一首诗，并以此自况：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