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小题大做

一、不知其人，但论其世

专业文史工作人员之外的普通读者，乍一看到《赵正书》，感到奇怪的，很可能是“赵正书”三个字写得大大的，单占第二只竹简的背面，很突出，很醒目，可是却孤孤零零，没有在书名之下，再题署上作者的姓名。因为我们现在看惯了的书不是这样。

推出自己的著述，却甘当无名英雄，这事儿在今天看起来好像颇显怪异——没法评职称，没法争头衔，没法抢座椅，也报不了各类奖项，领不来各个级别的奖章奖牌，那还写它干啥？那你在领导眼里还算个什么东西？甚至究竟还是不是个东西？

然而这些“有用”的需求，只是我的国当下一种新常态，不是普天之下都这样，更非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其实天底下真没有多少自古以来就有、或是自古以来就没变化过的事儿，包括山川草木也是这样，更不用说活人所干的勾当了，要不然还养活那么多历史学家干什么）。中国早期的文人学者，他们的生活状态和今天有很大不同，并没有这么多麻烦的说道和无聊的争竞，想写什么，写出来就是了，重要的是告诉读者自己究竟想表述些什么。昔余嘉锡先生撰著《古书通例》，谓其缘由，乃“古人以学术为公，初非以此争名，故于撰著之人，不加别白也”（《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不题撰人》）。有文化的人，话就讲得文绉绉的，其实我在上面讲的那些大白话，跟这是一个意思。

谈到这一点，不禁让我想起“知人论世”那句成语。这个成语，出自大名鼎鼎的经书《孟子》，而且是直接出自孟夫子之口：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

这段话，看起来好像挺通顺，实际上有两点不太好解释。一是提起话头的“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和“天下之善士”指的是什么？二是“是以论其世也”这句话中的“世”字指的是什么？

关于前者，自东汉赵岐注《孟子》以来，所有学者都以为这些人分别是与“友一乡之善士”、“友一国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这三句话中的“善士”相应级别的“善士”，低就低，高趋高，次井然，互不相乱。用赵岐的话来说，就是“各以大小来相友，自为畴匹也”。北宋人孙奭的《孟子注疏》、南宋时朱熹的《孟子集注》、清初王夫之的《四书训义》、清中期焦循的《孟子正义》，都是如此解说。

然而我读这些解说，总觉得不合逻辑。因为孟子既云“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这就意味着他在讲这些话时并没有那么强的等第观念，知所未足，即当进而求之，初不必画地为牢以自我束缚也。盖足以弥补天下之善士所未足的古之善士贤人，岂今世善人所可轻易比拟哉！窃以为“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和“天下之善士”云云，就是“有一乡之善士”、“有一国之善士”和“有天下之善士”的意思，是一个虚拟的前提条件，即谓一个人不管自己经历的范围有多大，都要随时随地交友“善士”，亦可谓之曰“随遇而友”，居乡便“友一乡之善士”，在国便“友一国之善士”，若是遍历天下四方，则“友天下之善士”。

其实东汉人赵岐在阐发《孟子》这段话的宗旨时所讲的一段话，正好可以拉将过来，给我的解说助阵：“章指（旨）言好高慕远，君子之道，虽各有伦，乐其崇茂。是以仲尼曰‘无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话跟他上面的注释实际上是对立的。宋人孙奭著《孟子注疏》，也承袭此说云：“孟子所以谓之以此者，盖欲教当时之人尚友也。”用孔子所说“无友不如己者”来解释《孟子》这段话，似乎可以最贴切地体现其实质内容。

不过这个问题，与我在这里讲述的主题并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为了把文献理解得更清楚一些顺便谈谈而已，经学家们认可还是不认可，都无关紧要。余姑妄言之，各位看官姑且听听也就算了。

与我们主题密切相关的，是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即“是以论其世也”的“世”字指的到底是什么？审看原文，这一点似乎既不深奥，也不复杂，北宋时人孙奭在《孟子注疏》中本来做过一个很简洁、同时看起来也很得当的解读，以为此语乃“论其人所居之世如何耳”。用现在的大白话讲，就是考察《诗》、《书》作者的时代背景。

可是，后来朱熹撰著《孟子集注》，因刻意求深，便另外做出了新的阐释：

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众矣，犹以为未足，又进而取于古人，是能尽其取友之道而非止为一世之士矣。

按照朱熹的说法，“世”成了《诗》、《书》作者的具体“行事”。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读者一定要清楚知悉这些《诗》、《书》是何人的作品。不然的话，其“当世行事之迹”便无从谈起。

元朝以后，由于科举考试遵用包括《孟子集注》在内的《四书集注》，元明两朝人讲述《孟子》此说的旨意，自然多承用朱子的说法。但到清康熙年间，学者们纷纷向统治学坛的朱子学说发起挑战，《四书集注》首当其冲。当时有毛奇龄者，著《四书改错》，也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诗》、《书》不是“言”，“世”亦不是“行”。……若“世”则时代之称，“前世”、“后世”、“创世”、“继世”，何处可着得一“行”字？

况既曰“考行”，又曰“行事之迹”，则古人行事，舍《诗》、《书》别无可见，不得以《诗》、《书》专属“言”，谓《诗》、《书》之外别有“行”也。

又且顺文通读，谓友天下不足，又友古人，则必读书论世，以知得其人，而上“友”之诸“其”字，皆贴“古”字。读古书、论古世，然后可友古人也。若“其”字指人，则“其人”为“人人”矣。乃一往鹘突，添“言”补“行”，古经从此大晦矣。（《四书改错》卷一七“是以论其事也”条）

这是在放言指斥朱熹对《孟子》的解读“一往鹘突”，也就是一塌糊涂，话讲得虽然不够温柔敦厚，但毛氏紧紧扣住经文本身，对这一“世”字的理解，自然比朱熹要合理得多，而究其实质，不过是回到上述孙奭的后一种旧解而已。盖若是去掉外延的体悟，就经解经，结论只能如此。

虽然单纯从结论上看，毛奇龄的看法与孙奭完全相同，但他既然是针对朱熹的成说加以论辩，在辩驳的过程中，认识已有明显的深化。毛氏论曰：

《诗》自《吉甫》、《寺人》诸有名外，知是谁言？《书》自《仲虺》、《伊傅》、《周召》诸大篇外，亦不尽著为何人之言。

这实际上是说《诗经》和《尚书》中各个篇章的作者，大多已无从知晓，故不知所述系何人之言，正因为后人已“不知其人”，不得已才退而论次其世，通过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把握那一时代的人共同的思想和行为特征，以求其仿佛，达到尚友古之善士的愿望。

好了，转了一大圈，明白了所谓“知人论世”，本来是因不知《诗经》和《尚书》各个篇章的具体作者始考究其所处的时代，是因不知其人而不得不但论其世，这就给我们了解古书的作者问题，提供了一个显豁的切入点。

我们在这里谈论古书的作者，首先要知道古书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所谓“古书”，其实并不很“古”，大致是春秋末期才开始出现的。

当时，孔子为教授门徒，整理、汇编《诗》、《书》、《礼》之类的文字材料作教材，形成最早的“书”。进入战国以后，“书”的种类和数量始大幅度增加，形式也逐渐定型。孟子是战国前期的人，而在那时，他就已经无以确知大多数《诗》、《书》篇章的具体作者，这就足以说明这些篇章本来就没有题署作者的姓名，而这应该是“古书”的普遍状况。

在“古书”的实物方面，从汉武帝时期起，就有包括所谓“古文尚书”在内的孔宅秘本的发现，后来在西汉末年和西晋时期又都有很重要的“出土文献”从古墓中现身于世。直到近年，盗墓贼和考古学家竞相努力，挖掘出越来越多战国秦汉时期的竹书帛书，其数量之多，甚至可以用“目不暇接”来形容。我们看这些的真的真的“古书”，基本上都没有题署作者的姓名。

以这些“古书”的实际形态与孟子讲到的情况相结合，可以更进一步确认，中国古代的书籍，在产生后的一段时期内，是根本没有题署作者姓名的。对此，余嘉锡先生早就总结说：“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盖后人所妄增。”同时他还认为，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时人著书，“尚不自题姓名也”，且谓之曰：“凡古书之题撰人者，皆所谓意必之辞也。”（《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不题撰人》）所谓“意必之辞”，也就是说这样题署的撰人，系出自后人的推断，由于古书成书的复杂性，其间自有可信或不可信者，须今之研究者具体予以辨别。

了解到这样的通例，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西汉竹书《赵正书》只有书名而没有题署作者姓名，是一种非常平常的情况，殊不必为之诧异。面对无法知晓古书作者这种情况，孟夫子当年已经无可奈何，生于两千多年以后的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这些著作的内容，只能按照孟子所说“知人论世”的原则，先设法推定它的撰著年代。

今竹书整理者依据字体和书写风格，推断“其抄写年代亦应在西汉中期武帝前后；同时，从用字、语词和语法等方面看来，《赵正书》的成书年代可能在西汉早期”。这样的判断，可谓大体不误，但同时也非常粗略，还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但在目前情况下，还看不到有什么更清楚的断代依据可资利用，不妨姑且主要参照这一结论来展开后文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