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了解社会企业

的确，对于任何曾声称“这种办法不可行”或者“我们能做得更出色”的人们——他们想挑战现状，动摇现行体制，尝试像社会企业家一样进行“创造性破坏”——来说，这样的机会现在已经很多了。

——戴维·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如何改变世界》（How to Change the World）

为了最准确地理解社会企业的概念，或许我们应该先了解其中一位倡导者。

格雷戈里·迪斯（J. Gregory Dees）是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的教授和社会企业化经营促进研究中心（CASE）的创始人，他被公认为社会企业化经营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2006年，在由新利公司（New Profit Inc.）主办的一次会议上，迪斯说“社会企业家”这个词反映了两方面的融合：既体现了社会性的目的，通常这会让我们联想到非营利组织，又体现了企业家的某种价值取向，这会让我们联想到企业，特别是最具创新和活力的企业。

换言之，社会企业家建立企业，在赚钱的同时又完成了社会使命。

当然，2001年年末，我们对成为社会企业家还没有什么概念。一旦我们决心为自己创造一种崭新的生活，那才是这一旅程的开始。正如任何行业的企业家告诉你的那样，从一个模糊的想法到成功建立且成熟运营一家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管是不是社会企业，跨越这一鸿沟是大多数新企业所缺乏的。

一旦想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并且实现财务自由，我们应该想到前方的道路漫长而且艰难。我们不仅要改变生活中的几件事情，而且要彻底改变，从自我欺骗的思想到我们使用的词语，从一起消磨时光的朋友到我们在业余时间做的事情，一切都要改变。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准备拥抱改变，不管前方的道路有多么艰难。

但在当时，那个决定所带来的全部重量都压在了我们身上。

要是说我们被我在康复中心的经历以及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想法感动了，以至于立马就找到了让我们一辈子都热衷的事情，那也不太真实。至少在开车从南加州到拉斯维加斯的路上我们还没有决定开办康复中心。那时，我们最热衷的是如何修复我们的生活和婚姻。

我们只是从康复中心返回，作为全新开始的两个人，下决心不再让夜总会、金钱和让我们欲罢不能的堕落的生活方式再来纠缠我们。但是，我仍然作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在夜总会打工。虽然我不想再以这种方式生活，可我却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我将我的困惑与父亲谈了，他是那种会把如此坦白当成是一种软弱表现的人，我认为可行的事情，他直接就说不可取。重新回去工作让我害怕，但不回去工作也让我害怕。

回家几天之后，我发现自己又站到了迪伦舞厅里，周围有上千人在庆祝2001年的新年前夜。整个晚上我都想知道自己到底在那里做什么。我倍受打击，却又束手无策。身边弥漫着开派对的人们的欢声笑语。随着夜晚慢慢降临，我清楚地知道这些开心全都是假的，或许他们跟我有着同样的问题，我感觉他们没有几个人真正地快乐。从大屏幕LED显示屏上看着时代广场的水晶球从高处落下，听着迎接新年的倒计时，我感觉离开父亲企业的恐惧正在消失，反而害怕再在那个地方浪费一年。不是害怕经常暴力和喜怒无常的父亲，不是害怕经济上有什么损失，不是不确定我未来的职业或担心家人会不会疏远自己，没有什么值得让我如此继续生活，置身于这种有害的环境之中。我必须离开这里，马上走。

与此同时，在这个新年前夜，随着时钟一分一秒地走向午夜，莉萨身穿制服与同事巡逻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她也面临着自己的恐惧。成千上万强壮的人挤在一起，非常危险，但莉萨更害怕夜总会中的我会发生什么事。我是新近康复的酒鬼，在这样的夜晚，似乎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了喝酒和狂欢。她知道我已下定决心离开夜总会的生意，怕的就是某个顾客把我拉回去喝酒庆祝。整个晚上她都在为此事担忧。

随着夜幕逐渐消失，太阳开始升起，我们的值班也结束了，下班的时间终于到了。当我们都安全而且健康地下班回家，当听到我在元旦的早晨决定开始脱离父亲的企业时，她百感交集：吃惊、如释重负、兴奋和紧张。也就是从那天早晨，我们决定重新来过。仅此而已。我们并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但我们却清楚如果当时我们不立即行动起来，可能永远也逃脱不了了。我们在元旦这天快乐地进行头脑风暴，讨论等待我们的所有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在夜总会之外的地方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让莉萨不再当警官也是如此，但意识到整个世界有无限的可能在等待着我们选择，这令我们非常兴奋。那天，莉萨和我抛弃了清规戒律的约束，将蹦到我们脑子里的所有想法都提出来加以讨论。

刹那间，我与斯潘塞在康复中心的讨论涌入我的脑海。斯潘塞以前是一位饭店老板，当他意识到饭店的生意不再让他保持清醒时，他决定开办一家康复中心。

那会是一个信号吗？我们敢梦想过上类似的生活吗？是的，我们敢。因为我与莉萨大声地分享了那次谈话的回忆之后，我们俩都安静了下来，非常严肃地看着彼此。我们意识到它已然在召唤。毕竟我们知道其他正在与酒瘾抗争的人是什么样子，我们也知道这些瘾君子之前所深爱的人也正在经受痛苦。我们的生命拼图似乎在那一刻全都汇集到了一起，这让我们明白之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我曾经接受过几次康复治疗，我知道什么对付酒瘾更有效。莉萨和我都对酒瘾带来的痛苦、重返清醒生活所需跨越的困难和适应让人保持清醒的生活环境深有体会。为了与其他瘾君子及家人分享我们知道的事情，让他们的家庭重新恢复平静，这一定会大有裨益。

考虑了一个晚上之后，第二天早晨我把电话打给了斯潘塞。我迈出了第一步。我跟他讲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我感觉困在了夜总会里无法脱身，再在那里工作下去无异于自杀。我告诉他我会再次被那个环境压垮，只是时间长短而已。莉萨也有同样的感觉，而且她全力支持我离开那里。

我告诉斯潘塞我们想提供解决问题（戒除酒瘾）的方案，而不是成为问题（成瘾者）本身。然后，我问斯潘塞他是否能够教我如何做康复中心的业务，如果可以，我将感激他的支持和指导。

“你是认真的吗？”他问我。

我向他保证我是认真的。

“那好，太棒了！”他说，“周一早晨到我办公室吧。”

对于斯潘塞将会把我们引向何处，或者他是否另有企图，我们一无所知。我开车回到南加州去跟他见面，并且吸收每一条我能从他那里听到的深刻见解和建议。这个人所走的道路正是莉萨和我想要开始走的道路。

我们的会面仅持续了10分钟。在这期间，他递给我一摞资料，这是他创办康复中心所用的政策和流程手册：“就这些。这就是你如何创办治疗中心需要的东西。”事实上，他跟我分享了企业的私密资料，这让他的员工感到惊愕。

“获得授权是做成这件事情最难办的一个环节，”他说着，递给我更多的文件，“这些能帮你了解如何获得授权。”

我站在那里，彬彬有礼却又感到震惊，怀中抱着一摞越来越多的活页夹，斯潘塞还在往上摞着。当把所有的东西交给我以后，他用听起来像是给员工下命令一样的口气跟我说：“我想要你飞到佛罗里达看看我在那里开办的治疗中心。好吗？过几天我就会去那里，因此，我想在那里跟你多谈谈。”甚至都没有跟我握手，或是说些祝我顺利的话，他就出门赴下一个约会了。

当晚我返回家中后，莉萨问我：“情况怎样？”

“还行，不错的10分钟。”我告诉莉萨。此时，对于我们的计划如此之好我感到不知所措，对于斯潘塞提供给我的资料以及他相信我有能力干好这件事让我备受鼓舞。他似乎一点儿也没有质疑我或我们的决定。“莉萨，或许这是因为我们只请求他提供支持，而非从他那里索取什么。我不知道。但现在，我们要赶去佛罗里达。”

幸运的是，她相信我和我的新导师斯潘塞，以至于她愿意跟我登上飞往佛罗里达的飞机。我们俩都没有丝毫的犹豫。我们预订了飞往佛罗里达的航班，计划在那里待上一周，心甘情愿地服从斯潘塞的指示。后来，我们发现他和他的合伙人为我们这次会面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包括去奥兰多的几个地方，跟许多有从事成瘾治疗行业经验的人交谈。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确信这是斯潘塞在检验我们，以判断我们对这一决定的认真程度。显然，我们过关了。

参观结束以后，我们对自己的决定更加坚定，并且渴望脚踏实地的经营自己的治疗中心。因为我们计划在佛罗里达待一周的时间，所以，那天与斯潘塞的会面结束之后，我们决定在开始新的冒险之旅前花几天时间到处转转，并且到迪士尼乐园游玩。也正是在此期间，莉萨怀上了我们的女儿黑利（Haley）。我们把它当成第三个信号，另外两个信号分别是我那次濒死的经历和爸爸碰巧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正是这些信号告诉我们将要开始的生活是我们命中注定要做的事情。

我们两个人各有几年的管理和领导经验，“富爸爸”系列丛书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财商教育基础，加上拥有包含授权信息的政策文件和流程手册，还有一个支持我们的同行和导师，令我吃惊的是，父亲同意我离开他的企业，开办属于自己的企业。所有事情似乎都在指引我们朝着创办康复中心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