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黄先生

从此别了均量又到北京，抱着入大学研究的目的。当时家庭已经破碎，别无牵挂，——直到如今；——然而东奔西走，像盲蝇乱投要求生活的出路，而不知道自己是破产的“士的阶级”社会中之一社会现象呵！

——瞿秋白《饿乡纪程》

“黄蕴深（1872—1953），名宗麟，号云深，闵行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留学日本。宣统二年（1910年）在日本法政学校毕业后回国，钦赐法政科举人。民国元年（1912年）任中国驻朝鲜仁川领事，后升任汉城（今首尔）副总领事、代理总领事。民国五年回北京，任外交部主事，兼中央防疫处主任、俄文专修馆馆长。民国十八年任吴县县长，倡议在苏州玄妙观后面建造中山纪念堂，率先捐款，响应者众，纪念堂于民国十九年落成。民国三十五年任上海县参议会议长，并在闵行合股恢复浦海银行，任经理。擅长隶书，工绘画，能诗词。又潜心研究中医，虽不挂牌行医，但为乡里治病，有请必到，不收酬金，乡里称贤。解放后迁居苏州，1953年病逝。著辑有《吴县城区附刊：江苏省》（成文出版社，1931年）及《闵行诗存》留世。”——以上文字来源于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发布的《闵行区志》。

与这位“黄先生”有关的历史记录，还有刊登于2006年7月24日《人民政协报》、贵钧撰写的《北京外交部俄文专修馆略记》一文中的一段文字：

每天下午4时内堂功课完毕后，要由校长率领学生背诵一遍“耻字歌”。“耻字歌”之来源，是袁世凯闹帝制时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要挟袁承认。当时全国高等学校群起反抗，俄文学堂曾由校长率领全体学生到中央公园（中山公园）开会游行。返校后令全校学生撰拟耻字歌词，当时选中一篇，其词句为：“吾人有大耻乎？（由校长提问）有大耻！有大耻！（学生齐答）吾人忘此大耻乎？（由校长提问）不敢忘！不敢忘！（学生齐答）嗟嗟此耻我心伤，我心不死何日忘，我心未死当求立，求所以立在自强。（校长率学生一起朗诵）”“耻字歌”每天都要由校长率学生齐读一遍，以示卧薪尝胆不忘国耻之意。诵完之后，齐赴操场踢足球及做拔河运动等。当时所踢之球并非一般之皮球，乃系外用旧布内填棉花缝制而成者。此球踢起来消耗体力较大，目的用其锻炼足力，健强身体。

文中的“校长”即时任北京外交部俄文专修馆馆长的黄蕴深。这是一个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着墨不多的人物，却被秋白恭恭敬敬地尊为“黄先生”，端端正正地写进《未成稿目录》中作为人生自传的《痕迹》的第六名目，从而载入史册。虽然，至今学界对“黄先生”的庐山真面目仍然莫衷一是，没有定论，但笔者根据时间序列、前情后因，大胆推测：秋白笔下的这位“黄先生”，便是黄蕴深。因为这一份秋白在生命最后关头挥手而就的自传名目，看似仓促，其实却见真情；看似草率，其实却是不经深思熟虑、由心直感而发的人生线索，从父亲、母亲、景白等至亲，到杨之华、独伊等至爱，再到丁玲、张太雷、冯雪峰、郭质生等挚友，每一个名目下都包含血泪实感。黄蕴深之所以能够以“黄先生”赫然位列其中，应与其当时俄文专修馆馆长的身份脱不了干系。而秋白之进俄文专修馆，正是其几经人生挫折之后终于选择接受的命运安排，也可以说是瞿秋白人生道路极为要紧的转折契机。

从常州到武昌，再从武昌到北京，秋白一路跟随他的纯哥，继续着“孑然一身”的寄居生涯。位于东皇城根草厂胡同南口路西的一座三进房屋的院落，在此后的四年中，既是为他遮风避雨、供他衣食饱暖、容他“低徊俯仰”的小小容身之所，又成为他开眼看世界的一座平台。此时的青年秋白，已然有了对“旧生涯”的自觉感悟，并开始了对“新生活”的主动追求与探测。虽然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爆发的三年，被他自己称为“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但同时却既有“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给他以“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又有张勋复辟的颠乱时局使他经受护送堂兄家眷避兵祸于黄陂，复辟闹剧收场后又重返北京的心灵震荡；更有北京大学文学院的胡适、陈独秀等人对旁听学问的他进行醍醐灌顶的新思想与新文化的启蒙，不可谓全无斩获。只是瞿纯白收入微薄，不足以支撑住青年秋白的瑰丽梦想——进北大读书。于是，只能“东奔西走，像盲蝇乱投要求生活的出路”。

秋白不无感伤地自我记录道：“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这一世，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一九一七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这段文字，便是《多余的话》中《“历史的误会”》的开篇词。秋白进入俄文专修馆，可以算是其真正的历史人生的开幕，“历史的误会”也正是从这里埋下最初的线索。

秋白在常州中学堂的老同学李子宽此时也到了北京，与秋白重逢，并得以记录下反映当时秋白真实心绪的浮光掠影：

一九一七年八月我到北京，秋白已先我月余到来……我往访晤，斗室不盈丈，秋白挑灯夜读甚艰苦，时已确定入外交部俄文专修馆。据秋白告我，原拟入北京大学文科（此年北大文科招生，不要文凭，只要程度相当），曾商之于所投奔之堂兄纯白。纯白时供职于交通部京汉铁路局，兼俄文专修馆法文教员，值中交票贬价时期，月薪所入不敷家庭开支，不能为秋白筹学费，因劝秋白入俄文专修馆，谓在就学时期当为秋白力任膳宿供应，大学学费则非力所能堪，俄文专修馆免费可以走读。此为秋白当时专习俄文之缘由。

——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

俄文专修馆坐落于东总布胡同十号的一座西洋式建筑内，原为东省铁路学堂，民国元年作为外交部训练外语人才的专门学校，改称为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保持甲乙丙丁戊五个班级。秋白考入的是第二届甲班。俄文专修馆可以算是青年秋白真正意义上的“母校”，是他历经颠沛、长期失学后，重新回归学业道路的第一间课堂，虽然不是梦想中的北大，甚至根本不是自己选择的理想专业，但学校的包容与接纳对当时的秋白的心理抚慰是巨大的，他终于结束了漂泊无依的“旧生涯”，在他的脚下，已经展开了全新的人生道路。而黄蕴深作为这所学校的校长，便成为秋白“新道路”上所遇见的第一位校长，也是第一位“先生”。虽然黄先生对秋白的影响，或许与他此时旁听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不能同日而语，但毕竟是正宗嫡系，更何况，这还是一位卧薪尝胆不忘国耻每日坚持带着学生诵读“耻字歌”、与学生齐赴操场踢足球及做拔河运动的爱国先生。耳濡目染之中，黄先生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也给青年学生秋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正面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秋白一心着力于专业的学习。——历史地看，也正是这一点成就了或者说成全了瞿秋白一生的正大事业。

据秋白当时的同班同学沈颖在《关于秋白的一点回忆》一文中记载：“秋白在校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彼时俄文专修馆每星期日上午有文课，全体学生一律参加，秋白的中文程度很好，所作文课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以致名遍全校内，无人不知！秋白同志除上课外定有自修表，据记忆所及，大概为俄文、英文、法文、社会科学及哲学等。每日不论多忙，必定要照表把应做的工作做完，所以往往到深夜两三点钟才睡。喜吸纸烟，烟卷常不离口。平日甚少谈话，然每作谈论，辞如泉涌，滔滔不绝，而且关于每一问题都是作有系统的陈述。对于报章所发表的大事件虽事隔多日，而谈及时总是源源本本的说出来。记得有一次，胡政之为聘请大公报副刊编辑，邀秋白、济之（耿济之）等吃便饭（大约在民国九年秋天，彼时胡政之刚由法国回来，不久为了适应新文化潮流，欲改组天津大公报副刊），席间五六人只听到秋白与主人胡政之的谈话，由时事而及文艺而及法国出版的李白诗选译文，使我大为惊异佩服他的渊博。未几我又与他同赴天津，采访俄人柏烈伟，他以三年的俄文程度，平日在校很少练习俄文会话的机会，竟然说得相当流畅。”

说到秋白过人的外语学习能力，瞿纯白的儿子瞿重华也在其口述、李凤山整理的《大叔秋白生平琐记》中有所提及：“也许正是贫困的家境，更加激励了秋白大叔发奋图强，刻苦钻研的坚强意志。在学校里，秋白大叔的学业成绩总是在前几名，而‘俄专’的课程远远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那时候我父亲为了多挣点钱养家，曾在一个法语补习班兼课，自己编写了一套法文教材。大叔又利用这个机会，在学习俄文的同时，自学起法文来。想不到几个月之后，他的法语水平，竟然远远超过了补习班的其他正式学员。”——瞿秋白的外语天赋是惊人的。

再说到课外的“自修表”，按照秋白自己的话说，便是：“我的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即秋白所说的‘二元的人生观’，见后文的引述。——引者注）的表现。当时一切社会生活都在我心灵之外。学俄文是为吃饭的，然而当时吃的饭是我堂阿哥的，不是我的。这寄生生涯，已经时时重新触动我社会问题的疑问——‘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

1917年秋，秋白得假返回常州，将还在念私塾的云白也带到北京。为了堂兄弟们及自己一家老小的衣食起居，瞿纯白不得不设法多挣钱养家。其时常常去瞿家走动拜访的李子宽便曾提及：“我去时偶和秋白同饭，常以白萝卜和干贝两小块或虾米少许就煤球炉上狂煮，以汤佐餐，取其味隽，不需更加作料，亦不求量。”

对于纯哥按照“家族的旧道德”对他们兄弟的培植扶助，秋白感铭于心，但到底还是被“新时代的自由神”移易了心性，不能纯然坐在“旧”的监狱里。他说：“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这虽是大言不惭的空愿，然而却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

因此，“二元的人生观”投射于他当时的处境便也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便是情感上依然偏于“枯寂”，并未走出思想的苦闷、彷徨期。在此期间，他曾作一首七绝，云：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

1932年年底，他曾重录此诗，书赠鲁迅，并在诗后添加跋语，称：“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就在1918年前后，当他埋头于研究佛学，并响应北大胡适之“再造文明”“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的号召准备致力于整理国故时，他的这位日后的人生挚友，也正“潜伏”在绍兴会馆里的槐树下摹钞着魏晋古碑。

另一个层面则是“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与新的人生观同步发生的便是与“枯寂”“断绝”相对的新的社交圈子的形成：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一批志趣相投的新朋友进入了青年秋白的新世界。瞿重华在《回忆秋白叔父在北京的情况》一文中写道：“大叔除了勤奋学习外，还积极参加了当时进步学生的各种社会活动，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记得，那时候经常有和大叔年纪不相上下的人到我家里来，聚集在他的屋子里，热烈地谈论着，常常到深夜。我印象最深的是郑振铎（当时他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他瘦高个子，穿一件半旧的长衫，几乎是天天都来，有时一天要来两趟。”

又根据耿济之的妹妹耿洁之在《耿济之的青少年时代》一文中的回忆：“大哥有一个最要好的同班同学——瞿霜（即瞿秋白）。每天，他都和大哥一道回我家来复习功课，我们叫他霜哥。霜哥长得瘦瘦的，很清秀，但是两颊红红的，听说有肺病，父亲就不大乐意让他来，怕传染给我们。大哥也不在乎，一直与他亲如手足。……霜哥比我们更苦，孤身一人在北京上学。饿了买两个烧饼就着白开水咽下。上俄文专修馆后，学校发给每人一套黑制服，不论春夏秋冬，大哥和霜哥都把制服穿在身上，一直穿了五年，补了又补。霜哥的制服也时常拿到我家来补。……还有两个穷学生，一个是郑振铎，一个是许地山。郑振铎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许地山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四人没有一天不在我家读书，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下雪，几乎天天如此。他们整天在一起讨论和研究文学，忘掉了饥饿和冷热。该吃饭了，这三个朋友知道我家有时连碗粥也匀不出来，便悄悄溜出来买个烧饼充饥。到了星期天，有时四个人到图书馆去一整天，也不过是啃烧饼填填肚子。”

郑振铎则在《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一文中对当时的秋白这样评价道：“秋白在我们几个朋友里面，是有‘少年老成’之称的。许地山、耿济之、瞿世英和我的年龄都比他大。地山在入大学之前，还曾‘饱经世故’，到过南洋，做过教师。但比起秋白来，似乎阅历都没有秋白深。秋白在我们几个人当中，够得上是‘老大哥’。他说的话，出的主意，都成熟、深入、有打算、有远见。他的中国书念得很多，并大量的刻苦的读着哲学书。对于‘老’‘庄’特殊有研究。我那时只读些刘知几《史通》、章实斋《文史通义》之类的书，见解很幼稚，对于他的博学和思想的深刻是十二分的佩服的。有许多事，都要去请教他。”

而秋白自己的叙述，也的确体现了郑振铎对他“成熟”“深入”“有远见”的评价：

最初北京社会服务会的同志：我叔叔瞿菊农，温州郑振铎，上海耿济之，湖州张昭德（后两位是我俄文馆的同学），都和我一样，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么样医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爆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

——瞿秋白《饿乡纪程》

这段话写于1920年，正如学者王观泉所指出：“那种对于刚刚发生的社会运动立即看出它扭转乾坤的作用的预见性，远远走在与他同般大的‘智识青年’前面，而与无论从年龄从知识结构都比他长一辈的如李大钊、陈独秀等杰出分子同步。”

翻天巨浪袭来，秋白和伙伴们于是卷入漩涡，孤寂的生活瞬间被打破——“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五四运动爆发了。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北京的大学生全都卷入这个大运动中了。它像一声大霹雳似的，震撼醒了整个北京、整个中国的青年学生，以至工人和中年知识分子。山洪暴发了。由于一九一七年俄国大革命的影响，中国走上新的革命道路了。这个开始，这个以反帝的爱国运动开始的学生运动，在实际上已经是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的序曲。而且，实际上的领导者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们，秋白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几个人代表的都是小单位，而且在那些单位里，做工作十分困难，群众意见多，领导不起来，特别是我几乎成了“单干”。我们这一群代表着“俄专”、“汇文”和“铁路管理”的便在一起，成了一个小单位，主要的原因是平常见面多，比较熟悉，因之，在开会、活动时也就常常在一起了。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的天才。越到后来，我们的活动越困难，北大、高师都无法开会了，只好到东城根的“汇文”去开。开的时候，老在夜间。悄悄的个别的溜进来开会。散了会之后，也一个个的悄悄的溜出去。军阀的走狗们变得更狡猾了，说不定就埋伏在附近，叫一声你的名字，如果回头一答应，就会被他们捉去。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已经捉了好几个人。秋白是很机警的，曾经被一个走狗追踪了半天，跟上了电车，又跟上了人力车，但他转弯抹角的兜圈子走，终于甩掉了那个狗子。自此之后，秋白的行动显得更小心了。有时，总是我们三两个人一同走，以便彼此有照应。

以上这些片断记忆同样来自郑振铎，区区几笔便为我们生动地描画出当时当地青年学子置身革命运动的一幅简略草图。从“五四”到“六三”，再到抗议“马良祸鲁”，在如渐涨的潮水般一浪接一浪的社会运动冲击中，一个瘦削、苍白的年轻身影不顾身体孱弱，奋力随波逐流，仿佛一朵小小的白色浪花，细小却坚实地奋战并盛开在激荡辽阔的海面。它的声音尚且轻弱，几乎被埋没于滚滚逝水发出的合鸣之中，然而对于穿越了时间，隔岸观战的我们来说，却能在退潮后的沙滩上有幸采撷一二碎片，以示不愿忘却的纪念。毕竟对于这个在身心剧烈跌宕之后竟吐出血来的肺病患儿来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

碎片之一：1919年7月17日，《晨报》第6版发表署名“瞿秋白投稿”文章——《不签字后之办法》。文章冷峻、务实，带有前瞻性地具体指出“今中国专使既未签字于德约，则此后”政府所应办者三项、国民所应办者六项、学生所应办者三项，并于最后总结说明：“仆素昧于外交大势，兹就愚见所及，有所陈述，不觉所望于政府者太奢，即所望于国民者亦恐太过，然人患不能自立，苟有决心，何事不就？不甘自轻而召侮，海内明达君子，其进而教之。”

这是秋白生平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文章。

碎片之二：1919年9月15日，《新中国》第1卷第5期刊登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闲谈》译文，署名“瞿秋白”，后收入《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新中国》杂志社1920年7月出版。

这是秋白生平发表的第一篇翻译文字。

根据郑振铎的回忆，那个时候他们这一群人的翻译实践，可以说是中国直接从俄文原著翻译俄国文学的开始，而这一点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潜在意义重大：

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共同的趣味就是搞文学。我们特别对俄罗斯文学有了很深的喜爱。秋白、济之是在俄文专修馆读书的。在那个学校里，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的作品，却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译的俄国文学史，像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学》，就成了我们怀中之宝。秋白他们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的小说，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克雷洛夫的寓言，其中有关于作家的介绍，就是由我从那本小书里抄译出来的。……我们译的东西，其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去发表。这杂志由一位叶某（已忘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后来由一个什么人的介绍（已忘其名），我们认识了“研究系”的蒋百里。他正在编“共学社丛书”，就约我们译些俄国小说、戏剧加入这个丛书里。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根据1920年11月下旬上海《时事新报》连续刊登的《共学社出书预告》，其中“俄罗斯文学丛书”一栏确实记载了将由秋白翻译托尔斯泰的《复活》；由耿济之、张普、秋白共同翻译《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郑振铎译《俄国文学概论》；耿济之编《俄国文学史》。后来因计划赶不上变化，《复活》转由耿济之翻译。秋白则在郑振铎所著《俄国文学史略》中，撰写了第14章《劳农俄国的新作家》。

碎片之三：1919年10月29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栏刊登《〈新社会〉出版宣言》，即《发刊词》，署名“郑振铎”：

什么是我们改造的目的呢？我们向那一方面改造？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什么是我们改造的手段——态度和方法——呢？

我们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过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

我们的改造的态度，是研究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世界的改造经验；是彻底的——切实的述写批评旧社会的坏处，不作囫囵的新旧调和论；是慎重的——实地调查一切社会上情况，不凭虚发论，不无的放矢；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之具。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

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

这里的“我们”，即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几个意气满满、志向远大的年轻人，已经不能满足于参加请愿运动与埋头翻译文学，也想要抖动起渐硬的翅膀，在改造出一个“新社会”的豪言壮语中试飞起航。他们鲜明地打出了“德谟克拉西”的光辉旗帜，誓言从此服膺“德先生”。

于是，一本定位于“专给青年阅读”的旬刊杂志诞生了。这也是秋白作为骨干成员，参与筹建、创办的第一本公开发行的刊物。

然而十六年以后，他却写下了一段自白，为自己五四时期的三段碎片加上了一道耐人寻味的最后的人生注脚——“历史的误会”，也正是从这一时刻开启了它匪夷莫测的大幕：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〇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么热烈了。我就多读了一些书。

——瞿秋白《多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