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危地马拉奥里弗拉马种植园的收获
故事发生在危地马拉的圣马可地区。那是我第一次采摘咖啡果实（像樱桃一样），我费了很大劲儿，才能在陡峭的山坡上保持平衡。我在腰上绑一个采摘筐，然后就按照采摘师傅赫尔曼所要求的，只采摘已经成熟的红色果实，但有时候，也会不小心碰到尚未成熟的绿色果实，它们掉进我的采摘筐里，所以，采摘过后，我还得进行分拣。
我把成熟的咖啡果实放进嘴里，啪的一声咬开后，就能品尝到咖啡果甜甜的果肉。想要用舌尖碰到保护咖啡豆的种衣，却还要花点工夫。跟花生一样，咖啡豆通常成对生长。吐掉种衣，我终于剥出了咖啡豆，上面还覆盖着一层透明的银色种皮。如果种咖啡的土壤中缺乏硼元素，咖啡果中可能就只有一颗咖啡豆，叫作豌豆咖啡果，有些人认为，这种单粒的咖啡豆味道更浓。最终，我还是吐出了咖啡豆，因为咀嚼起来实在太苦了。
其他的采摘者通常都是一家人齐出动。采摘期间，我听到他们用西班牙语聊天的聊天，唱歌的唱歌。这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整整一年，人们辛苦地忙着修剪、施肥、播种、看护，甚至维修公路和开凿水渠，全都是为了收获成熟的咖啡果。我也唱了一首歌，只有几句西班牙语：“我的爱啊，我的心……”
采摘结束的时候，我听到一阵咯咯的笑声和掌声。没想到，我竟然吸引了一群孩子围观，当我发现他们以后，他们害羞地四散开来，继续采咖啡果，或者躲在父母的身后。这些孩子一般七八岁就开始帮忙收获咖啡果实。危地马拉孩子们放假的季节和咖啡收获季一致，这绝不是巧合，虽然其他季节很多农夫也会以其他各种理由，不让孩子去上学。
贝蒂·汉斯坦·亚当斯（Betty Hannstein Adams）的咖啡种植园奥里弗拉马地处海拔4500英尺
之上。100多年前，贝蒂的祖父伯恩哈德·汉斯坦（Bernhard Hannstein）来到危地马拉，成为危地马拉早期种植咖啡的先驱者之一。奥里弗拉马种植园占地超过400英亩，仅有原来的一半，以前叫作拉巴斯种植园。
这里的咖啡树大多为卡杜拉（caturra）和卡杜艾（catuai），这些杂交品种更容易种植和收获，较之早期的波旁（bourbon）变种，这些新的杂交品种种植期较短，而且可以种得更密集。即便如此，要想够到咖啡果，还是会压弯一些树枝。大约半小时以后，我摘了半筐咖啡果，估计有12磅，经过去果肉、去黏液和去种衣的处理后，大约还剩2磅咖啡生豆。再经过烘焙，估计会再损失20%左右的重量。即便如此，也够冲泡好几壶上好的咖啡了。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直到看到我的采摘师傅赫尔曼，他站在比我高超过5英尺的地方，采了约100磅咖啡果，满满一箩筐，他和颜悦色地说我采摘得实在太慢了。
整个咖啡种植园美极了，遍布着绿色的咖啡树，树叶闪闪发光，路边用来防止风蚀的树蕨和丝兰久经时间的洗礼，繁盛茂密，山峦连绵起伏，采摘师傅们的劳动之歌此起彼伏，孩子的欢笑声不绝于耳，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山坡上、泉水旁、溪水边点缀着高大的荫生树。和其他高海拔的咖啡种植区一样，这里的气温常年保持在24°C。
眺望远方，能看到圣马利亚活火山，其他小型的圆锥形火山还冒着烟。1902年，圣地亚哥火山的一侧喷发，奥里弗拉马咖啡种植园上覆盖了1英尺火山灰，所有的鸣禽都未能幸免。此后不久，贝蒂的祖母艾达·汉斯坦写道：“天哪，当时的景象太震撼了，目力所及一片死寂，简直就是一座巨大的墓地。”
如今，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当时的场景。各种荫生固氮树和柏树、橡树以及夏威夷坚果树的华盖，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成为候鸟绝佳的栖息地。早餐时，我吃的甜瓜、奶油、蜂蜜，全都产自种植园，除此之外，种植园还生产黑大豆、大米，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咖啡。
下午4点，一天的采摘工作结束了，所有人都满载着鼓囊囊的咖啡果，到咖啡加工厂过秤。在危地马拉的其他咖啡种植区，主要的咖啡采摘力量是玛雅印第安人，但在圣马可地区，主要的采摘劳动力则是拉迪诺人，他们是印第安人和西班牙后裔结合的人种。他们个头都很小，也许是因为祖先长期以来的营养不良造成的。很多人穿的都是别人穿过的美国T恤衫，其中一个人的T恤图案是肯尼迪航天中心，看起来和周围很不协调。
小个子的妇女背的袋子大得惊人，差不多是她们80磅体重的两倍。有些妇女胸前还用布兜挂着孩子。一位成年的采摘好手每天能摘200多磅咖啡果，可以赚到8美元，大约是危地马拉最低日薪的两倍多。
危地马拉的贫富差距非常明显。土地分配不均，从事最艰苦劳动的人根本得不到合理的报酬。而且，这种不公源于经济体系，一时间也难以解决，在山区，也没有什么其他可行的作物能够替代咖啡。然而，危地马拉劳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却比美国做同样工作的劳工要强很多，因为他们更注重传统和家庭生活。
眼看着采摘工人把收获的咖啡送到加工厂，我不禁想到，经过加工处理，这些咖啡都被运往几千英里之外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可以尽情地享受咖啡带来的味觉美感，但是他们恐怕很难想到危地马拉这些辛苦的采摘工人。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界定那些享受咖啡的人是罪魁祸首，而采摘者是受害者，显然很不公平，因此，我意识到，对这种故事很难简单地妄下结论。
我把自己采摘的那么点儿咖啡果送给了一个孩子，然后转身，再次眺望远处的山谷和火山。回到美国后，我开始收集各种研究材料，它们已经堆满了我那间狭小的家庭工作室，而我将在这间工作室里撰写这部咖啡史。但即便是现在，那些经历和画面依然在我脑中栩栩如生，我敢说，这些经历和这本书改变了我以前的很多观点，我也希望，这些经历和这本书能引发你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