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二:湖南某地区网格化工作的主要成效
自该项工作正式启动以来,该地区取得的工作成效具体如下。
第一,网格划分与人员安排。该地区目前明确了房产小区、农村、企业、学校四种类型网格,将全区138平方公里具体划分为87个网格,并在网格内配备相应网格员,实现了网格化管理无缝对接。
第二,做好技术支撑和数据统计。确保网络畅通、系统平台功能完善的操作环境和技术团队,以达到综合平台正常访问;对各站、各网格录入的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和比对,做好各种统计报表。
第三,基础信息的采集和录入工作。通过该地区网格员的持续入户走访,在居民信息采集工作方面已录入综合平台的数据:居民房屋14274屋套,居民信息31298人,单位878家,上报事件4571件;目前辖区商品房小区采集率均已达到90%。
第四,有效进行日常管理和考核。基础数据纸质档和数据采集、事件上报、网格巡查情况由各站副站长及街道、指挥中心相关人员对录入平台的数据进行考核、统计、比对、抽查和校对,相关成绩参加年度绩效考核。
第五,积极参与当地政府的日常工作。一是积极宣传讲解养老保险购买、创文创卫、平安城市创建、依法治理等工作方面的政策。二是积极参与该地区的经济普查、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摸底、辖区“八小行业”等基本情况的信息摸底和数据录入。三是积极协助当地政府综治维稳、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四是积极开展志愿者活动,丰富当地的文化娱乐生活。
第六,全面为政府、企业和群众提供服务。建立了相关数据库,对系统基础数据进行大分析、大整合、大管理,为园区领导提供决策性服务,为企业发展提供可行性报告;为居民提供最贴心的便民服务。
[1].李泽群、王淼,广东弼信律师事务所。
[2]. “大数据时代,指在社会中,数据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和现象,对生产和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成为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和重要资源,成为创新的源泉;数据技术量化一切,从不可能之处挖掘价值;庞大的数据资源翻涌出无以穷尽的经济、文化、社会等价值的同时,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诸如隐私、自由、人权、安全危机。”详见范春萍:《大数据:需要应对的时代处境》,载《民主与科学》2013年第6期。
[3].范春萍:《大数据:需要应对的时代处境》,载《民主与科学》2013年第6期。
[4].按照学术论文写作的惯例,本论文将该地区的真实行政区划名字隐去,而统称为“该地区”或者“某地区”。湖南某地区位于湖南中部地区,现为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辖一个乡镇和一个街道,属于城乡接合部。现总面积为138平方公里,总人口有13.8万人。经过短短十年的不懈努力,这个曾经普通的农村地区现已发展为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都市,一度被当地人称为“发展的奇迹”。在这一发展进程中,人们的社会身份大致由传统的农民变成了城市居民,人们的职业基本上由农田耕作与外出打工变成了从事第二产业与服务业,人们的生活环境也相应由农村中的熟人社会变成了城市中的(半)陌生人社会。简言之,该地区经历了一场从农民到居民、从农业到产业、从农村到城市的巨大转变。与此同时,当地政府的行政设置及治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行政设置来看,原来的一个乡镇在2003年被规划为经济开发区。之后经过快速发展,该地区于2011年升级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其间,该乡镇在2012年析置出了一个街道办事处。从当地政府治理方式来看,乡村治理逐渐过渡到街居治理。作为该地区政府治理的重大改革举措,网格化试点工作历经构思筹划、正式启动、具体运作等几个阶段,发展至今已近三年时间。作为旁观者和亲历者,笔者有幸见证并积极参与了此项网格化试点工作的全过程。总体观之,该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与此同时,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系列不可回避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网格化工作预期目标的实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笔者有了将此地区此工作作为论文选题的现实条件和研究初衷。
[5].埃利希曾在《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中所言,“‘活的法律’不是作为法规被规定下来的法,而是支配实际生活的法”。(具体参见[奥]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当然,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是,埃利希对法律的理解不免有些宽泛,但将生活中的道德、宗教、风俗习惯、社会惯例、规章制度等元素视为与法律具有同等规则意义上的社会规范,能极大扩展我们对通常意义上的法律的认识和理解。本文正是受此启发,在“活法”意义上对网格化工作所开展的法社会学分析尝试。
[6].由于该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下辖街道大部分行政村已经完成征地拆迁,但由于部分已经征拆区域并未开发,部分开发地区仍在建设当中,原有的行政村依然存在。
[7].根据当地的规划,采用“社管通”的目的是将其视为移动终端,安装社会管理信息平台,实时进行信息入库和事件上报。但是,在具体入户采集信息中,网格员几乎不适用“社管通”。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支撑“社管通”的信息系统非常不稳定,而且其工作效率远远比不上纸质的信息采集表。因此,“社管通”没有发挥移动终端的功能,而变成了网格员进行事件上报的手机通信工具。
[8].此处群众的不理解、不配合的现象除他们对网格化工作本身不了解这一因素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当地属于经济开发区,大部分社区或房产小区群众都是失地农民,他们由于征地拆迁“一夜致富”,因此对陌生人有很强的警惕心理。而对于企业信息方面的采集,由于可以直接通过正当手续联系该企业的负责人,很容易取得企业及其职工的相关信息。
[9].“数字城管”,http://baike.sogou.com/v7565159.htm。
[10].我们在前文城管工作的网格化实践中得到了肯定意义上的例子,我们还将在下文社会事业工作中得到相反的例子。
[11].这种管理模式虽然可以有效避免双重管理的“争权”现象,但也有可能导致两类管理主体的消极不作为和不配合,从而影响网格化整体工作的协同推进。
[12].由于该地区的街道尚没有完全接受辖区内房产小区和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故本部分从街道职权管辖对社区、行政村与房产小区、企事业单位做了简单划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