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戒台寺的历史
戒台寺始建于唐朝，名为慧聚寺。据《京城古迹考》记载，武德五年（622），以戒行见称的高僧智周禅师选中了马鞍山松柏繁茂的山洼，在此创建了一座寺庙。
戒台寺雪天全景
辽代的戒台寺进入全盛时期，名声传播远近。清宁七年（1061），辽道宗派法均大师管理朝中僧务兼任戒台寺住持，并赐号“严慧”。咸雍五年（1069），法均大师带领僧众，广泛募集资金，大兴建设，肇建戒坛。戒坛建成后，法均大师开坛演戒，来者如云，戒台寺名声大振。据碑文记载，不仅辽国的民众来此进香，南方宋朝之人来此进香或受戒的也很多。据《法均大师遗行碑铭》记载，法均大师圆寂后，“具礼荼毗于北峪，火灭后竞收灵骨，以当年五月十二日，起坟塔于方丈之右，官给外又创影堂，左右以石建尊胜陀罗尼幢各一，皆众愿所成，聊为追荐”。辽道宗将亲手抄写的《大乘三聚戒本》送给法均大师，后成为戒台寺的镇寺之宝。法均大师圆寂后，裕窥和尚接任住持，贡献卓异，被朝廷授予检校太尉之职。
戒台寺戒坛——选佛场
金代的戒台寺香火鼎盛，继续保持着律宗领袖的崇高地位。金熙宗时，住持悟敏继续弘扬律宗禅学，金熙宗赐其“紫袈裟”。在其之后，文悟大师悟铢接任住持，也是金代著名僧人。
元代，戒台寺高僧月泉整修寺庙，扩大了寺院的规模。
道孚法师造像
明代帝后大多笃信佛教，太监们也崇佛。据《敕赐万寿禅寺碑记》记载，宣德九年（1434），太监王振、阮简、陈卫平等闲暇之余到西山游玩，见戒台寺荒废已久，回城后，发动官员和太监募集资金，召集工匠，购买材料。寺庙维修期间，阮简等请道孚法师担任戒台寺住持。道孚和尚带领众僧，兴修寺院，正统五年（1440）完工，建成正殿供奉三世佛，左右列十六大阿罗汉，外作四大天王殿，左作伽蓝殿，右作祖师殿。东西有廊庑，外院有演论之堂，僧舍、斋堂、厨房、仓库、粮仓等无不具备。落成之时，明英宗赐额“万寿禅寺”。
1980年重修戒台寺大雄宝殿，挑顶时在正脊内发现一块正统八年（1443）的刻石：“南瞻部州大明国京都马鞍山敕赐万寿禅寺起盖戒坛，于正统六年三月十日兴工，各作监工：德楷、德瑄、德律、常寿。沙门僧人德秀。木作所官蒯祥，把总蒯顺。石作把总钟文、五墨把总陈瑞、仇伯成，正统八年八月吉日立”，虽然所记时间和碑刻上的不太一致，但是可以看出，蒯祥亲自参加并主持了戒台寺的规划和重修工程。蒯祥为明代著名的建筑师，建造了北京宫殿、陵寝、寺庙等一批古建筑艺术杰作。正统八年（1443）蒯祥把工程记事刻石放置在大雄宝殿的正脊中，说明此时大雄宝殿即将完工。
成化十三年（1477），朝廷再次出资，又对戒台寺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维修。
成化年间，戒台寺附近的军民放牧、砍伐树木，有些人甚至依仗权势私开煤窑，已挖到戒坛之下，使戒坛莲花石座折断，大殿基础沉降毁坏，庙宇岌岌可危，香火日衰。司设监太监王永了解到这一情况，奏报明宪宗。成化十五年（1479），明宪宗颁布敕谕《禁止放牧采矿碑》，划定了戒台寺的四至，明令保护戒台寺，并封戒台寺住持德令为僧录司右觉义。“今后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不许侮慢欺凌，一应山田果园林木不许诸人骚扰作践，煤窑不许似前挖掘，敢有不遵朕命，故意扰害，沮坏其教者，悉如法罪之，不宥！”
清代，自清世祖顺治皇帝开始诸帝尊崇佛教。清代诸帝不仅崇佛，而且酷爱巡游。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皇帝巡视西山，偶然来到戒台寺，停车驻辇，看到周围诸山盛产煤炭，百姓以挖煤为生，在古刹戒台寺附近凿山采石，致使戒台寺庙宇损坏，于是降旨禁止采煤，敕令保护戒台寺。康熙御制《万寿寺戒坛碑记》记载：“顾近寺诸山为产煤所，居民规利，日事疏劚，念精舍之侧，凿山采石，良非所宜，爰命厘定四止而禁之。”此外，康熙皇帝还为大雄宝殿书写了“般若无照”“清戒”的横匾和“禅心似镜留明月，松韵如篁振午风”的楹联。
康熙五十六年（1717），成喆大师奉旨任戒台寺住持。上任之时，四方僧俗大众云集戒台寺，听大师传播佛法。成喆大师带领寺僧，整修戒台寺，戒台寺焕然一新。
戒台寺俯视
乾隆皇帝四次到戒台寺，留下了咏松的诗文，还规定了戒台寺的四至。由于皇帝对戒台寺的重视，助援戒台寺的众信士也大大增多，其中不乏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等，他们的布施给了戒台寺巨大的资金支持。
道光年间，罗汉像金彩剥落，有碍观瞻。道光十七年（1837），信士弟子陈金彩布施，募集资金，金装地藏菩萨并十王像，彩画地藏殿三间。道光十八年（1838），广德楼、庆乐园、福寿堂、庆和园以及陈金彩等人捐赠重修罗汉殿佛像。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期间，恭亲王奕䜣主持下的军机处主和，引起朝臣弹劾。适逢清军在前线溃败，慈禧太后同醇亲王奕譞合作，以“委靡因循”的罪名，将以奕䜣为首的军机大臣全部罢黜，停奕䜣亲王双俸，命他“家居养疾”，于是奕䜣去西山戒台寺养病避难，一住就是十多年。光绪十七年（1891），奕䜣捐资整修了罗汉堂、千佛阁等处殿堂，并亲笔题写“汇聚堂”的匾额，出资赎回了戒台寺的一座占地七顷多的庄园。
自辽代以来，京畿地区许多善男信女与戒台寺结缘。他们自发组织了各种香会，或捐资修缮殿宇，或献地作为庙产，或礼佛进香，或斋僧还愿。他们的常年布施成为维持戒台寺日常开支的重要财源之一。光绪二十五年（1899），有信徒倡议捐款，重修戒台寺殿宇，整塑佛像，次年顺利完工。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城一片混乱，许多信徒纷纷逃往戒台寺避难，其中包括恭亲王的次子载滢一家。载滢的儿子、著名书画家溥心畬在此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民国年间，军阀争斗，北洋政府几易其主。1921年，京西地区水旱天灾频发，戒台寺周边道路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商旅不便，香客叫苦。恰逢曹汝霖与戒台寺住持达文见面，达文住持与曹汝霖商量集资修路之事，曹汝霖慨然应允，便找到社会名流李国杰、建筑家马辉堂、汇丰银行买办邓君翔、京剧名角余叔岩等人促成了此事。同年，大总统徐世昌到戒台寺进香，看到戒台寺屡遭挖煤、采矿的人破坏，于是撰写《戒台寺碑文》，命令对戒台寺进行保护。“有司据法守护，又为之丈量其界地，毋使豪右巧夺。”
之后仍经常有人到戒台寺附近私自采煤，达文住持对此非常担心，将情况反映给政府部门，李国杰等人再一次将有关情况报告给司法部门，禁止凿石开矿。自此采矿纠纷、打官司事件初起，达文住持为争取官司的胜诉多方努力，历时一年多，官司得到公正的解决。
戒台寺塔
抗日战争爆发后，戒台寺香火日渐萧条，1949年前后，戒台寺完全停止了佛事活动，1956年开辟为公园。1957年10月28日，戒台寺被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北京市政府拨款350万元对戒台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修缮。1988年，中国佛教协会选派僧人进驻戒台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