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清代的大觉寺

清朝康熙年间，在随康熙皇帝临幸大觉寺时，侍卫纳兰性德心生感叹，留下了吟唱大觉寺的一首词作：“燕垒空梁画壁寒，诸天花雨散幽关。篆香清梵有无间。蛱蝶乍从帘影度，樱桃半是鸟衔残，此时相对一忘言。”其中空梁、画壁、诸天、蛱蝶等并不是纳兰性德凭空臆造的，其诗句还能让人想见侍卫在高大殿堂的台阶下巡行，在僻静的行宫跨院当值的景象。他的诗歌也使去过大觉寺的人倍感亲切。

康熙五十九年（1720），笃信佛教的雍亲王对大觉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建，增建了四宜堂、领要亭等建筑，形成了大觉寺现在的格局。雍亲王还力荐迦陵性音禅师担任大觉寺的住持。

雍亲王每次到大觉寺来，都要与迦陵禅师研讨佛法、商议国事，并作有《大觉寺》诗：“翠微城外境，峰壑画图成。寺向云边出，人从树杪行。香台喧鸟语，禅室绕泉鸣。日午松阴转，钟传说偈声。”

在大觉寺的四宜堂内，迦陵禅师栽下一棵玉兰，至今仍枝繁叶茂，树龄已超过300年，是京城树龄最长的玉兰树。根据气候情况，大觉寺玉兰花每年大概清明节前后开花，花期一周。

大觉寺玉兰花

雍正登基后，担心过分崇佛和与高僧交往会引起朝野的不满和议论，为此一度疏远僧人。雍正元年（1723），迦陵禅师辞去大觉寺住持，飘然南下，过起了云游隐居的生活。雍正四年（1726）秋，迦陵法师在江西庐山归宗寺圆寂，其遗骨迁回大觉寺建塔安葬。据《性音和尚塔记》记载：“性音和尚塔记，清雍正六年十月刻。石在北京海地区大觉寺塔院。”大觉寺塔院，是大觉寺南约1.5千米处的寺庙附属建筑群，是清代大觉寺僧人圆寂后灵骨安葬之处。1929年胡改庵教授在《宗鉴法林》序言中提及为其亡夫人发愿补刻大觉寺寺藏《宗鉴法林》版的过程中，曾到寺右徐哥庄性音塔处祭拜。寺右者，即今大觉寺之南。由此可知，迦陵性音确实葬于大觉寺外1.5千米处的南塔院内。

松柏抱塔

大觉寺内的那个白塔并不是迦陵禅师塔。寺内的白塔为典型的覆钵式白塔，分为地宫、塔基、塔身、塔刹四部分。塔高约15米，塔基呈四方形，塔座为八角形，正面朝东，四周由祥龙、葵花、牡丹、莲花、西番莲等图案砖雕而成。塔身正面镶嵌拱门，塔身上部的石质十三天相轮承托着伞盖形剎顶。塔旁有古松和柏树，构成了“松柏抱塔”之景。

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皇帝出内帑重修大觉寺主要殿宇。经过这次修缮，大觉寺渐成“寺分三路”的格局。殿宇依山而建，中路由天王殿、大雄宝殿、无量寿殿、大悲坛四进院落构成，左右路另有四宜堂、憩云轩、领要亭、龙王堂等建筑，排列有序，蔚为壮观。

在龙王堂的假山当中，有被称为“西山之冠”、寺内八景之一的“银杏树王”。此树树龄已逾千年，或许比建寺还要早，现高约25米，树围近8米。乾隆皇帝曾赋诗赞曰：“古柯不计数人围，叶茂孙枝绿荫肥。世外沧桑阅如幻，开山大定记依稀。”

乾隆皇帝多次驾幸大觉寺，留下了许多墨宝。大雄宝殿和无量寿佛殿前悬挂的“无处来处”“动静等观”“憩云轩”等匾额，均为乾隆御笔；领要亭和龙王堂旁边的假山石上刻有乾隆的多首诗赋。相传乾隆皇帝每次到大觉寺来都住在四宜堂北边的憩云轩内，循梯上楼，有游廊可供凭眺，俯视楼下，就是号称灵泉的一池清溪。清代官员完颜麟庆在《大觉卧游》中写道：“右置精舍曰‘憩云轩’，前为七堂，左设香积厨，坛后有塔，塔后有塘，塘后有楼。垣外双泉，穴墙址入，环楼左右，汇于塘，沈碧冷然……”

乾隆手书“憩云轩”匾额

按麟庆的记述，大觉寺后山有两处泉水伏流地下，汇至寺内龙泉池中才喷出地面。池中砌有一座玲珑的笔架山，泉眼就藏在笔架山的底部，池水回旋，形成“喷泉射窦”的胜景。泉水从龙泉池分东西二泉流出，西泉经过领要亭，形成“三叠飞瀑”景观，由憩云轩双渠而下，几经迂回最终流入寺门前的功德池中；东泉亦随小石渠流淌，弯弯曲曲，绕过竹林后也汇入功德池。这种由天然泉水经过人工引导而成的“二龙戏珠”的景观，成为人们的消闲好去处。

大觉卧游

光绪五年（1879），慈禧太后出内帑修葺殿堂，并敕修寺院西南的塔院。大觉寺殿堂悬挂的匾额“妙悟三乘”“妙莲世界”“法镜常圆”“像教弘宣”均出自慈禧太后之手。

清末，大觉寺成为各国公使的消夏之地。光绪十六年（1890），德国驻北京公使佛尔克在大觉寺待了一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