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城镇化结构转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与动力
第一节 国内外城镇化经济结构的演进分析
一、我国城镇化经济结构的演进
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关键在于城镇化。推进城镇化，就必须处理好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细细回顾，不难发现中国各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已从追求总量逐渐向优化结构转移，也就是说，过去那种激进型的结构调整如今也开始转向战略调整。从纵向来看，我国的城镇化结构转型主要经历了以下五个时期。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宏观调控单纯依靠政府行政计划来控制整体经济运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根本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自1952年始，在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新中国展开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即“重重轻轻”（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武力、温瑞，2005）。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也采取了以计划或行政审批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完全排斥市场的作用，在经济关系更为复杂时，其局限性尤为突出。政府部门作为产业政策的执行主体，面临大量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决策失误难以避免。例如当时我国实行的“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以农补工”等产业政策，都严重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最终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由图4-1我们可以发现，农业发展严重落后于工业，产业比例严重失调；轻工业发展稍显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城乡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重工业发展尤其迅速，明显脱离了农业和轻工业，片面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结构失衡的导火线往往是结构倾向性的产业政策，会出现“产业结构失衡—调整—再失衡—再调整”的恶性循环，最终必然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图4-1 1952—1978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产值比重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结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经历了历史上发展持续时间最长、速度相对稳定、结构逐步趋于科学合理的时期。在改革开放初期，长期的计划经济导致商品短缺，企业投资欲望加大，造成了经济过热。改革开放初期的宏观调控先是抑制经济过热，调控后又造成经济紧缩，从而接二连三导致经济过热或者经济紧缩的不良后果，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开始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但是这阶段由于国家对调控的认识不充分，只要经济出现问题，就过度地使用双松或双紧政策，多次造成大幅度的经济波动。
图4-2表明，1979—1984年，全面改革开放使得我国经济充满活力，改革成果快速发展，经济波动性较大。这一阶段的货币、财政政策主要是促使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并保持经济增长的活力。1984—1987年，我国主要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配合，控制过热经济，但是由于经验不足，期间搭配了数次过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最终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通货膨胀，1988年、1989年两年的通胀率分别高达18.8%和18%。随后我国又开始实行双紧的政策来控制经济过热和通胀问题，在双紧的政策作用下，我国的经济增速迅速下滑，经济结构受到严重不良影响，1990年GDP增长率出现了历史最低值3.8%。1991年开始实行双松的政策，经济的发展再次得到有力的支撑。
图4-2 1979—1991年通货膨胀率和GDP增长率
1979—1991年，我国整体的市场充满活力，传统的以计划或行政审批手段为特征的产业政策自然无法再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至此我国开始引入了市场经济中产业政策的概念。1987年，党的十三大指出，“必须从有利于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优化产业结构出发，加快宏观经济管理方式的改革。计划管理的重点应转向制定产业政策，通过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促进产业政策的实现”。这段时期产业政策始终在不断改革与调整，具体体现在：在农业产业政策上，大幅度提高对农业的投入，改变计划经济“以农补工”的政策。如“六五”时期，用于农业的支出为658.48亿元，占财政支出的8.8%；“七五”时期，用于农业的支出达到1167.77亿元，占财政支出的9.08%。在重、轻工业产业政策上，主要是平衡二者在计划经济时期失衡的比例，并且对重点产业领域加大支持力度，如纺织、重化工和能源等。据统计，“七五”期间，财政部向工业交通部门减税力度增加，少缴纳税额约1900亿元。
由图4-3可以发现，三大产业的结构由1978年的27.9∶47.6∶24.5，变化为1991年的24.2∶41.4∶34.4——第一产业比重正常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稍许下降，工业内部结构得到改善；第三产业得到稳步增长；整体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并且居民消费支出由1978年的1759.1元增加到1995年的10544.5元。
图4-3 1979—1991年三大产业比重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阶段的经济结构调整
在这一时期初期，我国经济发展过热，国际大环境的政治经济动荡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提出新的挑战。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宏观调控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市场在调节资源配置与供求关系上的作用日益显著，基础行业和地区产业开始了快速发展的势头。1992—2001年这段期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93—1997年的“软着陆”，二是1998—2002年的抑制通货紧缩。
图4-4表明，由于经济快速发展，1994年出现了短期的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达到24.1%（近37年最高值）。1995—1996年，为了治理恶性通货膨胀，我国政府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抑制需求过热，同时继续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次宏观调控有力地控制了经济过热的现象，GDP的增长率缓慢下降，且不低于10%，未出现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大幅度波动，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我国经济运行的内外部环境严重恶化，尤其是消费需求急剧下降，1999年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通货膨胀率为-1.4%（近37年最低值）。此时的宏观调控主要目的在于反通货紧缩，采取稳健偏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使通货紧缩得到有效的抑制，经济增长再次逐渐上升。
图4-4 1992—2001年通货膨胀率和GDP增长率
1992—2001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开展了分税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以及外汇体制等一系列改革，产业政策随着市场经济转型逐步得到完善。如1994年开始的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优化经济结构，具体体现在：一是通过采取税收减免及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符合产业政策方向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二是采取财政预算拨款，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三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产业布局，加大投资力度——2000年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约为14.4%。
图4-5显示，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呈现明显改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第一产业比重继续呈下降态势；第二产业比重基本维持在40%～50%，内部结构也更具竞争力；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处于上升趋势，产值比重由1992年的35.6%上升为2002年的42.3%。此时三大产业中，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是第二产业，其次是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的贡献率最低。从趋势上来看，GDP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第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的贡献度不足10%，三大产业的贡献度由1992年的8.2∶63.2∶28.6调整为2002年的4.2∶49.2∶46.6。
图4-5 1992—2002年三大产业比重
（四）加入WTO后的经济结构调整
2001年末，我国正式加入WTO。为了适应WTO的贸易规则，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和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我国经济改革的步伐在不断加快。与此同时，经济结构也加快调整，不再是以追求总量增长的粗放式经济模式，而是注重结构优化的集约型经济模式，具体表现为财政政策从以往控制固定资产规模转向注重投资结构优化、合理和有效达到调控目标，货币政策兼顾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内外部因素的复杂性（沈巍，2010）。2002—2013年，以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为转折点，分为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两个阶段。图4-6显示，2002—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基本上维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水平，通货膨胀率也相对平滑。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宏观调控相比，GDP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波动幅度明显缩小，表明我国宏观调控相较以往更为成熟和准确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出现明显下滑，我国经济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2008年我国通货膨胀率高达5.9%，为近十年最高；2009年，通货膨胀率快速下降为-0.7%，为近十年最低；并且GDP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尤为明显。为了应对此次危机的袭击，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宏观调控刺激经济，既着眼于“保增长”，又“促调整”，以应对全球需求疲软等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严峻挑战。
图4-6 2002—2013年通货膨胀率和GDP增长率
2002—2013年，我国经济发展开始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由于过去的产业政策支持重点不明确，缺乏有效的机制进行协调，因此，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制定这个阶段的产业政策提供了新思路：坚持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在我国经济发展出现阶段性变化的新情况下，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在于坚持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包括：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积极改造和提升传统工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发展服务业；着眼于国内产业发展向全球化产业发展转型；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优先发展；推进城镇化发展，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协调城乡发展，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消除体制障碍。
由图4-7可以发现，第一产业的比重仍保持缓慢下降趋势。加入WTO后，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有所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与第二产业比重越来越接近，并在2012年实现第一次超越，三大产业比重由2002年的13.4∶44.3∶42.3调整为2013年的9.4∶43.7∶46.9。
图4-7 2002—2013年三大产业比重
由图4-8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而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则双双上升，并且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一直保持高于第二产业的比重，三大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从2002年的50∶21.4∶28.6变为2013年的31.4∶30.1∶38.5。2013年，东、中、西部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1152.4元（11856.8元）、22664.7元（8983.2元）和22362.9元（7436.6元），第三产业的重要性已经凸显，产业结构明显得到进一步优化。
图4-8 2002—2013年三大产业就业人数比重
（五）经济新常态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
国际经济危机带来了外部风险，全球经济需求持续疲软，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旧有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继续呈下滑趋势，2014年开始逐步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面临转型的巨大压力。2014年中国GDP增长率为7.4%,2015年继续下降为6.9%，创25年新低。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有三个不同于过去30年的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结构层次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而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关键在于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产品结构的调整关键则在于优化生产性消费品结构，变制造强国为智造强国，推进消费升级和消费结构优化。我国的结构性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替，必须用改革的方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持续下滑的同时，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始终存在，尤其是消费率过低而投资率偏高的投资消费结构失衡问题突出。结构失衡的环节往往容易导致其他方面结构失衡问题加剧或产生新的结构失衡问题，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主要针对于需求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2014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51%，而发达国家平均消费率为60%；资本投资率仍达46%，远高于国际平均投资率23%。就在我国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形势下，中央审时度势地出台了引导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匹配有效供给与消费，以期化解过剩产能，推动结构优化升级，增加社会的有效供给能力。
2016年3月，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已取得明显的积极进展，具体体现在：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到50.5%，比上年提高2.4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0个百分点，首次占据“半壁江山”，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高新科技产业增速超过工业增速的一半，国内生产总值耗能比上年降低5.6%，节能降耗取得突出进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422元，比上年增长8.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195元，比上年增长8.2%，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2.73，比上年缩小0.0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7.6%和7.8%，分别快于东部地区0.9和1.1个百分点，区域结构协调性增强。
会议还审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明确今后五年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一是推动产业升级优化，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二是全面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社会生产力；三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并强调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调节经济结构的重点；四是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改善生态环境；五是扎实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实现合作共赢；六是切实保障民生改善，加强社会建设。
二、国外城镇化经济结构演进的横向比较
（一）发达国家与地区之一——美国
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其城镇化经济结构进程的显著特点主要表现在：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基本同步，通过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以高技术产业成长为龙头实现转轨，建立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和科技创新的经济体制。其弊端在于，经济增长与调整风险长期并存，导致结构失衡风险。
总体上，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经济结构结构调整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滞涨”阶段。在这一阶段内，扩大需求一直是美国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由此，机动型的财政政策被美国政府所采用，以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反通胀应对经济过热和通胀。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美国竞争力日益降低、生产率增长缓慢的问题，但保证了美国在一段时间内经济的平稳增长。由于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断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扰乱了经济内在稳定机制，在这个时期内，美国经济陷入“滞胀”。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供给结构调整阶段。美国宏观政策的重点从刺激需求向反通货膨胀转变，即政府为了加快供给结构的调整，从政府采用“看不见的手”干预经济转向促进生产力增长。采取的一些政策包括：减税、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政策导向上向效率倾斜；为电信等自然垄断行业引入竞争对象，为经济体系运行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研究与开发投资和国防投资不断增加，军用高技术向民用领域逐渐转移，鼓励技术创新和传播；扶持鼓励出口政策；确定以技术领先产业为核心的竞争力提升战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东亚等新兴工业国家（地区）在造船、汽车等领域，以及日、欧企业在家电、电子、化工、金融等产业的竞争，供给管理成为美国政府积极推行的一项政策。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把鼓励技术创新作为一项提升本国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为技术创新创造丰沃土壤。如国家技术政策鼓励政府军用研究成果转移到民用企业的《技术创新法》（1980）、《国家合作研究法》（1984年）、《联邦技术转移法》（1986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1988年），以及“美国技术政策”（1990年）等。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伴随的是美国宏观政策调整的不平衡。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受到高财政赤字、高外贸赤字、高利率的困扰，还遭遇了美元汇率大升大贬的货币动荡以及1989—1991年的经济衰退。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发展模式阶段。80年代以来的包括技术创新、减税、社会福利政策等一揽子供给侧的改革计划为90年代美国的整体竞争优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2年后，美国一系列结构调整性政策的正效应已经显露出来。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推行“平衡财政”的结构性财政政策，重点放在削减财政赤字的增收节支上，即通过向富人征税，削减政府医疗和国防开支，重视信息化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实行向高科技领域倾斜政策等。1992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以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和股市繁荣为标志的经济增长态势。
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从1991年4月开始复苏，经过长达120个月的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4%，超过了日本、德国等主要竞争对手。信息产业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1990—2000年，美国计算机软件业的增长速度达到每年12.5%，高出美国经济增长率数倍。高新技术成为美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极大地推进了美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其间，电子和电力装备产业产值增加了224%，机械工业增加了107%，商业服务、通信、物流和交通产业产值的增幅均在42%～68%。1990—1998年的8年时间里，美国GDP增长了26.7%,2000年美国GDP达到99657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上升到31.54%。从1993年开始，美国失业率稳步下降，1998年12月降到了4.3%
，这是美国30年来的最低水平。物价增幅保持在较低水平，政府过去长期面对的通货膨胀压力得以消除。
第四阶段，21世纪初开始至今的刺激经济、缓解危机阶段。自2000年第三季度以来，美国经济增速放缓。2001年第一季度GDP增幅降为1.3%，第二季度又下降至0.2%，创近十年以来的新低，美国经济告别“长期繁荣”，开始步入慢车道。“9·11”恐怖袭击事件对美国经济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美国政府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复苏，增加反恐及经费开支等措施，避免了经济进一步衰退。为应对本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奥巴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金融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于2009年2月推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将推进重大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部分，同年3月推出9380亿美元的医疗改革法案，重新启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采用几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期在缓解危机的同时促进美国经济的复苏。
2015年，美国GDP已经达到17.87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1.7倍）。在产业结构上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即形成了以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为顺序的产业结构。从三个产业占比上看，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达到80%以上，而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只占GDP总值的1%，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GDP总值的20%左右。美国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达到70%以上，居民社会消费总额占GDP总值的80%。
（二）发达国家与地区之二——日本
日本国土狭长，可用土地资源极其有限。1868年明治维新后开始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加速，形成了国土资源紧缺、人口密度极高的国情（林善伟，2003）。日本政府为完成工业化转型，通过采取征收高额农业税发展工业的手段，1920年完成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城市化水平由1920年的18%上升到2011年的91.3%，大大超出东亚地区55.6%的平均水平。
自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一直坚持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模式。在城镇化改革上，为改变大城市过于集中的问题，通过制定《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等诸多政策法规，加大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使得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得到极大发展。
二战后，日本经济结构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调整。
第一阶段，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重工业化”改革阶段。日本通过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使战后经济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有效地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力。经济结构调整则体现在实施以钢铁、煤炭为主导的“重工业化”改革，这为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7年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初期保持了长达近20年的高速增长。但是在这20年间，日本的经济增长呈现逐渐放缓的态势且每况愈下，1974年出现二战后的首次经济负增长，经济形势开始变得十分不乐观，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高新基础产业调整阶段。由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海湾战争全面爆发，国际油价大幅波动，在国外形势十分不稳定的情况下，日本国内面临通货膨胀高、环境污染严重、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等多重问题。为应对国内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日本政府大力开发节能技术和新能源，进行经济结构上向高新基础产业的调整。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目标。但这一时期，日本的产业结构面临过于重工业化、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象。同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强硬的抑制政策以应对恶性通货膨胀，采取紧缩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并运用一系列政策工具，通过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与央行再贴现率与对信贷规模进行控制，1978年CPI终于降至3.8%的正常水平。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经济长期低迷萧条阶段。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经济陷入长期的萧条阶段，劳动生产率大幅度下降，经济增长停滞。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小泉政府提出在经济、财政、行政、社会、政治等领域进行经济“结构改革”（杜军，2006）。小泉政府经济结构改革的主要政策与措施包括加速不良债权的处理、规制改革与民营化、财政结构改革这三个方面。进入21世纪，日本保持了以高技术为支撑的比较优势。1955—2012年，第一产业占名义GDP的比重从19.2%降到1.4%，第二产业占比从33.7%降至29%，第三产业占比由47%升至69.9%。制造业和服务业成为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动力，2014年GDP为4.6万亿美元。
2012年底开始，安倍晋三政府开始实施“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加速实施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包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财政刺激计划和“结构性改革”等措施，日元加速贬值。但即便2016年2月开始，日本央行实施负利率政策，实际效果却有限，消费通缩倾向、庞大的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使得日本结构性改革的长期效果仍有待检验。
（三）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之一——巴西
被誉为“金砖国家”之一的巴西，是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巴西从1882年独立以后，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是一个以种植咖啡和橡胶为业的单一农业经济国家，到了20世纪30年代才慢慢开始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形成了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何中正，2010）。
第一次经济结构调整是在二战前后，标志着巴西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以后，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国际市场带来的影响，巴西开始大力推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即放弃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并走向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工业和农业的地位开始转变。1930—1939年，巴西年均GDP增长率为5%，其中工业年均增长率为8%，农业为2.8%。至20世纪30年代末，巴西工业产值已超过农业产值。1950年，巴西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降至25.1%，而非农业部门产值所占比重则升至74.9%，城市化率升至36.2%。
第二次经济结构调整是在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标志着巴西二元经济结构的深化。二战后，巴西加快了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在结构主义发展模式的推动下，即便正在经历严重的通胀，巴西仍实行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快速增长。在宏观政策的推动下，1968—1973年巴西创造了GDP年均增长率10.1%的“巴西奇迹”。在这一时期，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发展主义经济学家从理论上确认了重工轻农政策的合理性，工业完全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农业被进一步忽视，巴西经济的二元性进一步加强。在工业化的带动下，巴西的城市化获得了巨大的初始能量与运行能量，巴西的人口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集中。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25.1%降至1970年的12.3%，非农产业比重则快速上升，1970年达87.7%，农业部门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则从60.1%降至45.3%，城市化快速推进（世界银行，2015）。
第三次经济结构调整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标志着巴西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善。在该时期，巴西实行出口替代战略。为刺激国内需求，巴西政府长期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20世纪70年代后期，巴西政府开始意识到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并开始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相继出台措施以加快农业的发展。随后爆发的债务危机改变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相对地位。在工业和服务业普遍不景气的80年代，巴西农业部门受影响不大。在这一时期，财政对农业的投资增加，国家向工业的政策倾斜减弱，对农业产品实施出口鼓励政策；调整了最低保护价格机制，加强了对国内销售农产品的价格支持，农产品生产、出口和国内销售都增加了；增加农业科研投资的政策促进了多种经营的发展，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了农业产量，增加了农民收入，巴西的二元经济结构得到较大改善。
第四次经济结构调整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标志着巴西经济改革推进与经济二元结构的改善。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抑制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巴西总统卡佐拉出台一系列以控制通胀、恢复国家货币信誉为目标的“雷亚尔计划”，包括扩充外汇储备、稳定汇率、刺激供给、压缩财政开支等宏观调控政策。2003年卢拉总统上台后，延续卡佐拉任期内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浮动汇率制和通货膨胀目标制，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以提高利率，从而吸引更多外国投资。为抵御2008年的次贷危机，巴西政府协调运用财税、利率、汇率等各种宏观调控手段，通过采取较低的基准利率、稳定汇率市场、降低财政支出等方式维持国内经济平稳运行。从产业结构上看，1991—2000年，只有1993年、1997年和2000年的农业增长率明显低于非农业部门增长率，2000年巴西农牧业产品的国际贸易顺差达114亿美元。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经济普遍增长，全球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大量增长，巴西农产品和其他初级产品的出口快速增长，农业部门获得了加快发展，二元经济结构趋于改善。
然而，近几年巴西经济可谓是愈发艰难。2015年巴西GDP为1.51万亿美元，经济增速仅为1%。巴西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相似，服务业约占GDP的70%，工业占比约为20%，过早地提升服务业的占比，损害了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的空心化导致巴西难以抵御来自外部的经济冲击（世界银行，2015）。当前，面临经济萎缩、失业率飙升、通胀高企、汇率大幅贬值等问题，巴西经济可谓“四面楚歌”。
（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之二——俄罗斯
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经济转轨，打破了原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构，实行私有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私有化的落实，逐渐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经过20多年的发展，俄罗斯的社会制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经济制度仍存在诸多弊端。
第一次经济结构调整是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时期。转型时期俄罗斯采用了“休克疗法”进行过渡，但该方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992—1993年，俄罗斯激进改革开始，采用严格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反通胀为第一目标。1994—1996年，财政政策的紧缩度有所放松，但抗通胀仍然是主要目标。1997—1999年，俄罗斯为克服金融危机和稳定经济基础，仍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但为促进经济发展，已出现刺激供给的倾向。从货币政策上看，1992—1994年，为抑制通胀，以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主。1995—1998年，在继续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初上，提出了“外汇走廊”制度，以稳定卢布汇率，增加外汇储备。1998—1999年，为了抵抗经济危机对国内银行业的冲击，俄罗斯对货币信贷政策进行调整，央行为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履行最后贷款人业务，使得俄罗斯经济恢复增长。
第二次经济结构调整是在21世纪初至今。普京上任后，俄罗斯经济逐步复苏，进入增长阶段。财政政策同前一阶段相比采取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等方式，以刺激供给为主，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从货币政策上来看，普京执政以来对外以稳定卢布比值和外汇为主要目标，对内以降低通胀为主要目标，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从产业结构上看，俄罗斯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失衡，与上一阶段相比，制造业增长幅度较大，而轻工业如纺织业年均增长率仅为3.9%，经济的原料和能源化趋势不断加强。第三产业比重下降，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从三次产业增加值来看，第三产业增加值低于第二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从59.6%下降到55.8%。从第三产业内部来看，比重最大的为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物品维修服务，占比在三成左右，金融业发展缓慢，2006年在服务业产出中的比重不足6%。同时地区间差距不断拉大，仅占国土面积3.8%的中央联邦区域就占了1/3的地区总产值和加工业产值。
从2009年开始，俄罗斯经济进入了后危机时代。后危机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增长并不稳定，2013年俄罗斯GDP为2.07万亿美元，增长率仅为1.3%，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刻不容缓。俄罗斯目前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典型的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的形态，这体现在其能源原材料工业的产值比重超出正常水平（2005年占GDP的14.2%,2012年占14%），且大大超出世界发达国家水平（2000年为7.6%），而轻工业、农业等部门的产值比重（2005年和2012年农业分别为6.4%和5.1%，轻工业不足1%）仍具有典型的低收入不发达国家的特征。近年来，俄罗斯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不断提高（2005年占38.1%,2012年占40.6%），但主要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物品维修服务，而金融业发展滞后，因此不能得出三次产业结构出现明显优化的结论（世界银行，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