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易》为拨乱反正之书

《易传》根据以阴阳哲学为核心的易道来观察解释政治领域的问题，形成了一种追求社会整体和谐的政治思想。这种政治思想受到历代许多著名哲学家和政治家的重视，用于拨乱反正，克服由君主专制体制所造成的危机，变无序为有序，化冲突为和谐，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实际的政治体制而言，中国自秦以后一直是奉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这种体制是根据法家的一套专制主义的理论建立起来的。法家对社会整体的看法与《易传》不同，不是立足于和谐，而是立足于冲突。法家学者把君臣、君民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利害相反、矛盾对立、“上下一日百战”、相互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为了使社会不在斗争中陷入解体，他们主张加强君主专制，强化中央集权，反对臣民凭借文化道德因素参与政治，运用严刑峻法的手段来建立一种独裁统治的秩序。比如商鞅就把社会中的文化道德因素称为“六虱”，韩非则归结为“五蠹”，认为它们危害君权，必须彻底铲除。法家的这种思想把君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适应了专制政治的需要，因而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专制主义一直是居于主流地位。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由于专制政治有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总要不断地出现各种偏差。偏差之一表现在处理君民关系上。专制政治强调君主享有绝对的权力，殊不知这种绝对权力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如果君主因迷信权力的绝对性而胡作非为，不顾人民的死活，推行反人民的暴政，这就会激起人民的反抗，从而反过来否定专制政治本身。偏差之二表现在处理君臣关系上。专制政治强调君为臣纲，君主享有对臣下的绝对支配权力，臣下必须服从君主，殊不知君主在各个具体的领域都必须依赖于臣下。如果君主不懂这种依赖关系而独断专行，拒谏饰非，或偏听偏信，重用宠佞，势必上下堵塞，大权旁落，从而也否定了专制政治本身。究竟怎样纠正偏差，克服专制政治所造成的危机呢？从指导思想上来看，唯一的途径就是像《易传》那样，把君臣、君民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刚柔相济、阴阳配合的统一体，强调君权的相对性而否定其绝对性，运用社会长期积淀而成的文化道德因素对君权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因此，历代有识之士为了治理乱世，使之恢复正常安定，往往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从《易传》中寻找拨乱反正的理论根据。这就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形成了一种以《易传》的和谐思想为主导的传统。尽管这种思想并未否定君权，也没有达到近代民主主义的水平，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股站在文化道德的立场与专制主义思想相抗衡的强大力量。

《易传》这种立足于和谐的政治思想与儒家所主张的德治仁政、道家所主张的自然无为息息相通，实际上是从阴阳哲学的角度综合总结了儒、道两家思想的产物。儒家的德治仁政思想强调政治应该服从道德的制约，认为社会是由体现了血缘亲情的道德因素凝聚而成的和谐共同体，主张在君臣上下之间提倡礼让精神，奉行相对性的伦理，而极力反对“上下一日百战”的斗争意识。孔子曾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道家把人类社会看成宇宙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存在的状态是自满自足、完美和谐，不需要国家权力的外来干预，因而最理想的政治是一种顺应社会的自然本性的无为之治。《老子》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家反复强调，“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不是人民依赖君主，而是君主依赖人民，君主应“以百姓心为心”，不可滥用权力，自取灭亡。儒、道两家虽然在具体的政治主张上并不相同，但在对社会整体的基本看法以及如何处理政治与文化道德的关系上却存在着很多的共通之处，与法家的专制主义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易传》的作者适应于战国末年学术大融合的趋势，根据“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原则，对儒、道两家的思想进行了综合总结，由此而形成的追求社会整体和谐的思想也就具有更大的普遍性，既有儒家浓郁的人文情怀，也有道家深沉的宇宙意识，总的精神是站在文化道德的立场反对暴政，使政治权力能够符合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的深厚的价值理想。由于《易传》的思想本来与儒、道相通，所以在后来的发展中，能为儒、道两家学者所普遍接受，儒家学者在解释《易传》时“阐明儒理”，着重发挥德治仁政的思想，道家学者则“说以老庄”，着重发挥自然无为的主张。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中国的政治文化，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民主性精华，应该以《易传》的思想作为重要的突破口。

《易传》把自然和社会看作一个整体，适用于自然界的原则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其根本主旨在于推天道以明人事。也就是说，根据对支配着自然界的那种和谐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来谋划一种和谐的、自由的、舒畅的社会发展前景，使得社会领域的君臣、父子、夫妇的人际关系能够像天地万物那样调适畅达，各得其所。照《易传》看来，“一阴一阳之谓道”是适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条总原则。阳的性质为刚，阴的性质为柔，阳代表天象与人事中起着创始、施予、主动和领导作用的势力，阴代表起着完成、接受、被动和服从作用的势力。就天象而言，天是最大的阳，地是最大的阴。就人事而言，君臣、父子、夫妇也相应地区分为阴阳，阴是“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阳则与此相反，应该是天道、夫道、君道。阴阳有尊卑地位之不同，阳为尊，阴为卑。但是，阴与阳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缺少一方，另一方也不能存在，因而必须互相追求，阴求阳，阳求阴。如果这种追求得以顺利实现，则称为通；反之，则为不通。“通”是由刚柔相济、阴阳协调所形成的一种畅达的局面，“不通”是阴阳刚柔形成对立而不配合交往。只有“通”才能促进万物化生和社会发展；“不通”则形成否结，阻碍化生和发展的过程。因此，就阴阳这两大势力的本性而言，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斗争的一面。如果阳尊阴卑，协同配合，统一的一面占了上风，就会有一种和谐的秩序。反之，如果斗争的一面占了上风，阴阳互相伤害，这就破坏了和谐，造成秩序的混乱。

由于现实处境在阴阳不测规律的支配之下，有时和谐，有时冲突，和谐之时少，冲突之时多，而且即令暂时呈现和谐状态，也常常因决策的失误、行为的不当，很快转化为冲突。所以《易传》强调指出，《周易》是圣人怀着忧患意识写成的一部拨乱反正之书。《系辞》：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易传》的这种忧患意识集中反映了处于暴政统治之下的人们对和谐秩序的向往，以社会的整体利益为重，忧国忧民，力求克服事实与价值、现实与理想的背离，谆谆告诫统治者在决策活动中应该自始至终保持危惧警惕之心。因为只有知所危惧，才能减少失误，不犯错误，在冲突之时可以促使向和谐转化，在和谐之时可以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如果不懂这个道理，在决策活动中不从忧患意识出发而任意妄为，掉以轻心，则身不安而国不保，必然导致倾覆。

《易传》用形象化的说法把拨乱反正、安邦定国的决策活动比喻为“经纶”。经纶的本义是指治理乱丝，理出头绪，使之由紊乱无序的状态变为井井有条的有序状态。《易传》认为，治理国家大事也和这种治理乱丝的活动类似。《屯卦·象传》:“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屯卦的卦象坎上震下，坎为云，震为雷，云在雷之上，将雨而未雨，表示刚柔始交，阴阳尚未和洽，象征屯难之世。就天象而言，这是天地造始之时，雷雨之动充盈于宇间，冥昧混沌，万物萌动，艰难丛生，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片紊乱的无序状态。就人事而言，情形也同样如此。君子观此卦象，推天道以明人事，应该发扬刚健有为的精神，像治理乱丝那样，拨乱反正，来建立一种正常、安定的社会秩序。

究竟怎样在屯难之世拨乱反正，建立秩序呢？《易传》认为，关键在于作为最高决策者的君主能够“以贵下贱”，居贞守正，争取民心，促使社会人际关系中的阴、阳两种对立势力的双向追求得以顺利实现。王弼在《周易略例·卦略》中根据《易传》的这个思想解释屯卦说：

此一卦，皆阴爻求阳也。屯难之世，弱者不能自济，必依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故阴爻皆先求阳，不召自往；马虽班如，而犹不废，不得其主，无所冯也。初体阳爻，处首居下，应民所求，合其所望，故大得民也。

从卦体来看，屯卦都是阴爻主动追求阳爻，不召自往，有如马在排班前进。这就象征在屯难之世，阴求于阳，弱求于强，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君主来领导他们，保护他们，如果不得其主，则失去荫庇，无所凭依。初九为阳爻，在此屯难之世的开始，安静守正，磐桓不进，而且以尊贵的身份甘居于众阴之下，具有谦和的品德，应民所求，合其所望。因此，一方面是阴求阳，另一方面是阳大得民心，受到众阴的衷心拥戴，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使得社会秩序得以建立，虽然总的形势并不安宁，其发展的前景却是大为亨通的。

《易传》所设想的社会政治秩序是一种有君臣上下尊卑贵贱之分的等级秩序，但是这种等级秩序不是像法家所设想的那样，建立在强制性统治与服从的基础之上，而是由阴、阳两大对立势力各按其本性互相追求、彼此感应自愿组合而成的。照《易传》看来，一个社会政治的整体，不能有阴而无阳，也不能有阳而无阴。如果阳得不到阴的辅助，完全孤立，就会一事无成；如果阴得不到阳的领导，散漫而无统率，也难以形成群体。只有这种互相的追求取得成功，彼此的需要得到满足，社会政治生活才能产生功能性协调，得以正常地运转。既然如此，阴、阳双方也必须互相适应，阴顺阳，阳顺阴，尽量克制自身某种过分的欲望，以满足社会一体化的要求。因此，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其内部结构一方面具有刚尊柔卑的等级秩序；另一方面又是协调配合、相辅相成，双方紧密联系，团结一致，谁也不感到孤独，阳刚有所动作，必然得到阴柔的支持与拥护，动而无违。这种社会的结构与功能都是健全的，能够使人们心情舒畅，感到悦乐。

《易传》根据这个思想设计了许多理想的模型。豫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豫卦震上坤下，震为动，坤为顺。《彖传》解释说：

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豫卦刚上而柔下，五柔应一刚，是刚柔相应之象。既然刚为柔应，对立着的两个方面协调一致，则刚之行动必然得到柔的顺从和拥护，做任何事情都能如意，动作顺应自然，上下都悦乐。悦乐的根本条件就是“以顺动”，刚能顺柔，柔能顺刚，刚柔的动作在各自所应处的地位上协同配合。天地以顺动，所以日月运行、四时变化不发生错乱。圣人以顺动，所以刑罚清明，人民悦服。

这种刚柔相应、协同配合的状态也叫做“太和”。太和就是最高的和谐。这也就是《易传》的政治思想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乾卦·彖传》指出：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乾道即天道，天道是刚健中正的。由于乾道的变化，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刚柔协调一致，相互配合，保持了最高的和谐，所以万物生成，天下太平，程颐解释说：“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意思是，保持这种最高的和谐，是事物终始循环、恒久不已的必要条件。

《易传》清醒地看到，这种太和境界只是一种有待争取的目标，并非既成的事实。由于阴阳刚柔两大势力除了统一的一面，还存在着斗争的一面，在二者不断推移运动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否塞不通、阳刚过头、阴柔太甚等等复杂的情况，甚至彼此伤害，不可调和，迫使安定转化为动乱，和谐转化为冲突。就既成的事实而言，人们每日每时所体验到的大多是这种违反心愿的动乱冲突，而不是那种符合理想的太和境界。《易传》的忧患意识就是由这种事实与价值、现实与理想的严重背离激发而成的。为了克服这种背离，《易传》必须一方面把太和境界树立为需奋力追求的理想，根据理想来观察现实，评价现实；另一方面必须对现实处境进行清醒的理性分析，找出动乱冲突的根源，否则，就根本无法采取正确的决策，拨乱反正，使现实符合于理想。

大致说来，《易传》通过对现实处境的分析，把动乱冲突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情况是由阳刚势力高踞于尊位而不与阴柔配合交往所造成的否结不通。否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否卦乾上坤下，内卦为阴，外卦为阳。就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而言，天在上，地在下，君尊而臣卑，法家那套专制主义的理论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君权至高无上的政治局面。但是《易传》认为，这是一种很坏的情况，象征着“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因为否卦的卦象不符合交往的原则，破坏了阴阳刚柔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天象而言，如果天气上腾而不下施，则万物不通；就人事而言，如果君主高踞尊位而不体察下情，则上下堵塞，信息交流的渠道受阻，势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造成国家政权全面颠覆的灾难性后果。为了拨乱反正，应该像泰卦那样，反其道而行之，以贵下贱，以尊处卑，促使上下交往得以顺利进行。泰卦坤上乾下，与否卦相反，也与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相反。天本在上而居于地之下，君为尊位而甘处于臣之下，《易传》认为，这种卦象象征着“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既是宇宙秩序的本然，也是安邦定国的有效手段。

第二种情况是由阳刚发展得过头而造成了危机。大过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过卦兑上巽下，四个刚爻均集中在中间，迫使两个柔爻退居本末之地，阳刚过头而失去阴柔的辅助，象征“栋桡之世”，即屋正中之横梁不足以支持其屋盖而桡曲，大厦将倾。《大过·九三象传》:“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在此种情况下，必须以非凡的胆略克制阳刚，扶植阴柔，才能拯弱兴衰，挽救危机。

第三种情况是由阴柔过甚而破坏了社会整体生活中的阴阳平衡。困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困卦兑上坎下，坎为水，兑为泽，水在泽之下，说明泽中之水已经枯竭，是困穷之象。卦的六爻，九二被初六、六三所围困，九四、九五又被六三、上六所围困。刚爻不能得到柔爻的支持反而被柔爻所围困，与大过卦之阳刚过头相反，这是由于阴柔太甚而陷入困境，穷而不能自振。但是，穷则思变，困则谋通，困境并不可怕，转困为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困卦·彖传》指出：“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这是说，九二、九五在处于阴柔围困的情况下，以阳刚中和的美德抑制阴柔，有可能摆脱困境，使阴、阳两大势力复归于平衡。

第四种情况最为严重，阴、阳两大势力的矛盾激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斗争。革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革卦兑上离下，离为火，兑为水，离为中女，兑为少女。《革卦·彖传》解释说：“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从革卦的卦象看，水居于火之上而企图使火熄灭，火居于水之下而企图把水烧干，此外，二女同居，也如同水火一样不能相容。《易传》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必须进行彻底变革，才能把关系理顺。如果变革得当，“其悔乃亡”。自然界有变革，社会也有变革，变革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至于变革的目的，《易传》认为，并不是为了使一方消灭另一方，或者建立一种像法家所主张的那种强制性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而是要达到一种刚柔在各自所应处的地位上协同配合的局面。《易传》的这个思想在节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节卦坎上兑下，坎为刚，兑为柔，刚上而柔下。卦的六爻，三刚三柔平分均衡，而且九五、九二两刚爻又分居上下卦之中位。《易传》称之为“刚柔分而刚得中”，象征着一种合理的制度，因为刚居于领导的地位，遵循正中之道的准则，柔服从刚的领导，诚心配合，这就无往而不亨通了。所谓“节”，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度量的标准，总的目的是使社会上的各种人际关系趋于和谐。如果过分强调刚柔之分，以致为节过苦，那将是人们所不能忍受的。相反，如果着眼于和谐，则人们就会自觉地接受制度的约束，做到“安节”、“甘节”，既能安于各自所应处的地位，又能普遍地感到心情舒畅。

由此可以看出，《易传》的这种追求社会整体和谐的政治思想，一方面是以阴阳哲学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对现实生活中的动乱冲突也有清醒理性的认识，体现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完美结合。它不像宗教那样空悬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太和境界使人们顶礼膜拜，欢喜赞叹；也不像毫无理想追求的乡愿，面对着不合理的现象，同流合污，退让妥协。在它的和谐思想中，始终是贯穿着一种经纶天下、建功立业的实践精神，力求克服现实与理想的背离，用理想来纠正现实，使现实符合于理想。由于它对冲突与和谐、动乱与稳定的转化规律作了系统的研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决策思想和管理思想，所以历代的有识之士都把它看作是一部拨乱反正之书，从中汲取“涉世妙用”的政治智慧，对专制政治所造成的各种偏差进行批判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