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治乱兴衰的规律

《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代表一种时，这种时是由阴、阳两大势力错综交织所形成的具体形势，象征着社会人际关系的状况和势力的消长，因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主要是表示社会政治秩序由冲突到和谐或由和谐到冲突的动态过程。它总揽全局，从时间、地点、条件等方面制约人类的行为，不是人类所能随意左右的，但是其中蕴含着一种必然之理，可以为人们所认识，所以这种时又叫做“时运”、“时义”。人们对“时运”、“时义”的认识，目的是为了用，即根据客观形势来决定主体的行为，顺时而动，必获吉利，逆时而动，将导致灾难，所以这种时又叫做“时用”。就一时之大义而言，有时大通，有时否塞，有时正面的势力上升，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有时反面的势力上升，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社会政治秩序的这种动态过程呈现出一种治乱兴衰相互转化的规律。但是，人们在规律面前并不是消极无为的，如果对规律有正确的认识，行为得当，尽管形势不利，也可以化凶为吉；相反，如果估计错误，行为不当，尽管形势有利，则也会带来凶的后果。因此，《易传》对规律的研究，其着眼点在于指导人们的行为，强调人们在总揽全局的治乱兴衰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应该时刻警惕危惧，自觉地承担道义的责任，不可掉以轻心。北宋李觏在《易论》中曾经十分感慨地指出：“噫！作《易》者既有忧患矣，读《易》者其无忧患乎？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

所谓“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不仅是李觏通过个人切身的体会所总结出来的读《易》法，也是历史上的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普遍奉行的读《易》法。就《周易》的原文而言，它对治乱兴衰规律的研究，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极为强烈的“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为矛盾冲突、混乱失序的现实困境所激发，焦虑不安，忧心如焚，力求通过客观冷静的研究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拨乱反正，化冲突为和谐，变无序为有序。因而《周易》对治乱兴衰规律的研究，既有对客观形势理性的分析，也有对和谐理想执著的追求，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有机结合，蕴含着深邃的政治智慧。后世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面临着不同的困境，但是为了寻求拨乱反正的途径，汲取摆脱困境的政治智慧，往往是抱着如同李觏所说的“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的精神去研究《周易》的。《周易》在后世之所以一直享有群经之首、六艺之原的崇高地位，主要是由于人们从政治的角度对群经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比较，一致公认在所有的典籍中，唯有《周易》对治乱兴衰规律的研究，最能启发人们的政治智慧，最能帮助人们拨乱反正，去建立一个符合人们理想的天地交泰、政通人和的秩序。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这是拨乱反正一词最早的出处。汉武帝时期，由于董仲舒的提倡，春秋公羊学成为显学，人们都推崇《春秋》，希望从中寻求拨乱反正的指导思想。司马迁受这种风气的影响，也十分推崇《春秋》。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但是，当司马迁把《春秋》和《周易》这两部经典作了一番认真仔细的比较之后，终于承认它们在拨乱反正方面有着不同的功能。在《史记·司马相如传》中，司马迁指出：“《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这就是说，《春秋》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例来表明其中所隐含的微言大义，《周易》则是根据抽象普遍的哲学原理来揭示具体的政治操作所遵循的规律。司马迁言下之意，可能是认为，拿《周易》来与《春秋》相比，《周易》的哲学思维水平更高，对于拨乱反正的指导功能更强，给人政治智慧的启发更大。东汉时期，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作了进一步的比较，认为六艺之文，《乐》偏于仁，《诗》偏于义，《礼》偏于礼，《书》偏于知，《春秋》偏于信。“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班固推崇《周易》的看法与司马迁类似，代表了汉代学者的共识。自此以后，两千多年中，《周易》所享有的群经之首、六艺之原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

魏晋时期，阮籍作《通易论》，称《周易》为变经，认为《周易》是一部“因阴阳，推盛衰”，研究变化之道的书。圣人根据这种变化之道，“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阴阳之适，别刚柔之节”。所谓变化之道，也就是治乱兴衰的规律，人们只有遵循这个规律，才能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别求者，虽吉必凶；知之以守笃者，虽穷必通。”可以看出，阮籍推崇《周易》，也是着眼于政治，强调它的变化之道是拨乱反正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唐代孔颖达对六十四卦所代表之“时”作了分类研究，将其归纳为四种类型。他指出，“然时运虽多，大体不出四种者。一者治时，颐养之世是也。二者乱时，大过之世是也。三者离散之时，解缓之世是也。四者改易之时，革变之世是也。”孔颖达对时运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掌握治乱兴衰的规律，决定适时之用的对策。“时之须用，利益乃大。”照孔颖达看来，把这种规律用于指导实际的政治决策，可以少犯错误，获得很大的利益。

宋代是易学研究的繁荣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以李光、杨万里为代表的“参证史事”学派。所谓“参证史事”，是说引史说经，用历史上成败得失的具体事例来论证阐发《周易》所揭示的治乱兴衰的规律。杨万里在《诚斋易传序》中说明了他对《周易》的根本理解。他认为，《周易》不仅讲“变”，而且讲“通变”。“变”是就客观事物的变化而言，“通变”则是指人们主观上的应变之方。客观事物的变化，有得有失，有治有乱，并不尽如人意。圣人为此感到忧虑，致力于研究使现实符合于理想的通变之道，这是作《易》的用心所在。这种通变之道能够启发人们的智慧，指导人们的决策。“得其道者，蚩可哲，慝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乱可治，致身圣贤而跻世泰和，犹反手也。”杨万里的这个看法进一步强调了《周易》拨乱反正的作用，突出了《周易》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的改革家张居正十分推崇《诚斋易传》。他在政务繁忙、日理万机之际，仍然抽出时间热心地研读，从中汲取思想营养，指导自己的改革事业。他在《答胡剑西太史》的信中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他说：“弟甚喜杨诚斋《易传》，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窃以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张居正所说的“涉世妙用”，就是杨万里所说的“通变之道”，也就是《周易·系辞》所说的“开物成务”，意思都是根据社会政治秩序客观呈现出来的治乱兴衰的规律，采取正确的决策，促进事物的转化。

从以上粗略的回顾可以看出，《周易》关于治乱兴衰规律的论述在各个不同的时代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深邃的智慧哲理具有普遍性意义，能使人们得到很大的启迪和教益。人们之所以把《周易》尊奉为群经之首、六艺之原，完全是根据自己切身的体会和实际的感受，决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化现象。

究竟《周易》关于治乱兴衰规律的论述包含着哪些具体内容呢？综观前人的研究阐发，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周易》以和谐的价值理想为标准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客观变化作了分类。按照孔颖达的理解，六十四卦所代表之“时”可以分为四类：一为治时；二为乱时；三为离散之时；四为改易之时。所谓治时，指的是阴阳协调，刚柔相济，社会政治秩序处于和谐的状态，比如颐卦之时就是这种治时。所谓乱时，指的是阴、阳两大势力斗争的一面占了上风，因而破坏了社会整体的和谐而转化为某种程度的危机，比如大过卦之时就是这种乱时。所谓离散之时，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指险难得到暂时的缓和，如解卦所象征的解缓之世；另一种是指社会离心离德的倾向增长，如旅卦所象征的羁旅之世以及涣卦所象征的涣散之世。所谓改易之时，是指阴、阳两大对立势力矛盾激化，难以调和，革命的形势已经到来，如革卦所象征的革变之世。

关于治乱兴衰的分类，也可以用泰、否、剥、复四卦作为典型的代表。泰卦的卦象，天在下，地在上，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象征上下相交，政通人和，天下大治。否卦的卦象，天在上，地在下，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象征上下不交，否结不通，社会政治秩序处于混乱状态。剥卦的卦象，五阴爻在下，一阳爻在上，阴为柔，阳为刚，此乃五柔之势力甚盛，一刚之势力甚微，柔正在改变刚，是衰世的象征。复卦的卦象，虽然五阴爻在上，但初爻为阳爻，象征刚者复还，可自下而上，顺序上升，象征社会政治秩序的中兴局面。

总之，六十四卦所代表的六十四种不同的“时”，实际上就是以象数形式构造而成的六十四种关于社会政治秩序的模型，其中有的和谐，有的冲突，虽然和谐与冲突表现为不同的程度之差，但是大体上可以归结为治、乱、兴、衰四种类型。《周易》的这种分类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极为方便的认识框架，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人们借助于这个认识框架，可以对现实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治乱兴衰进行宏观的把握，作出准确的判断。

第二，《周易》联系人们的主体行为对治乱兴衰的内在原因作了深入的研究。照《周易》看来，社会政治秩序的变化与天地万物的变化是不相同的，天地万物的变化是一个无心的、自然的运行过程，有如寒暑之推移，四时之嬗替；而社会政治秩序的变化则是在抱着不同目的、追求不同利益的人们的“爱恶相攻”、“情伪相感”的有心作为下所造成的。因此，由这种有心的作为错综交织所造成的治乱兴衰的形势虽然总揽全局，不能为人们随意左右，是每一个人必须承认接受的客观外在的时运，但是，如果进一步追究造成这种形势的内在原因，那么每一个行为主体都不能推卸道义的责任。《周易·系辞》指出：

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

在社会人际关系中，爱则相取，恶则相攻，相取为利为吉，相攻为害为凶。所谓“近而不相得”，就是彼此相恶，凶、害、悔、吝皆由此生。如果全社会充斥着这种彼此相恶的冲突意识，就会从总体上呈现一种衰世、乱世的迹象；反之，如果不是彼此相恶而是彼此相爱，就会把各种关系理顺，呈现出兴世、治世的局面。所有这些变化与天地万物的变化不同，都是由人的情伪所引起的。情即实情，伪即虚伪。情为天之所有，伪则出于人为，以情相感则利生，以伪相感则害生。因此，社会政治秩序之所以有治乱兴衰，其内在的原因在于支配人们行动的这种种复杂矛盾的心态。

就天地万物的变化而言，阴阳、刚柔两大对立的势力虽相反而实相成，在相互推移激荡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消息盈虚”的秩序，一般称之为“天行”。这是一种宇宙本然的秩序，自然和谐的秩序。照《周易》看来，如果人类社会的阴阳、刚柔两大对立势力能够遵循“天行”的规律，就可以像自然的和谐那样谋划一种社会的和谐。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总是出现种种令人感到痛心的矛盾冲突和政治危机，这主要是由于阴阳刚柔两大对立势力不懂得相互依存、协调配合的道理，违反了“天行”的自然规律，往往各行其是，各亢所处，因而相互攻击、彼此伤害所造成的。王弼在《周易注》中阐发了这个思想。《乾卦·用九注》:“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佞邪之道也。”《坤卦·彖传注》:“方而又刚，柔而又圆，求安难矣。”乾道为君道，坤道为臣道。在一个社会政治系统中，君与臣处于权力结构的两端，本来应该遵循为君之道与为臣之道，做到上下交感，君臣道合，以维持秩序的稳定和谐。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君臣双方都放弃了自己所应承担的道义的责任。为君的刚愎自用，独断专横，为臣的谄媚佞邪，柔而又圆，这就破坏了稳定和谐的秩序，而转化为矛盾冲突了。《周易》的这个看法对治乱兴衰的内在原因作了更深入的发掘，明确地归结为掌握权力的君臣双方是否服从社会一体化的要求，是否共同承担道义的责任。无数的历史事实都证明了《周易》的这个看法是一种真知灼见，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第三，《周易》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治乱兴衰的规律，而且给人们指明了一条拨乱反正的通变之道。杨万里“参证史事”，把这条通变之道概括为“中正”二字。他在《诚斋易传序》中指出：“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为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万变通，此二帝、三王之圣治，孔子、颜、孟之圣学也。”按照《周易》的爻位说，一卦六爻，第二爻为下卦之中位，第五爻为上卦之中位，爻居中位，是为居中，象征守持中道，行为不偏。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凡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是为得位，得位为正，象征行为合乎阳尊阴卑的等级秩序。这种规定实际上是把“中正”规定为一种普遍适用的制度化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阴阳双方都应该使自己的行为趋向于这个标准。特别是二、五两爻更应该如此，因为五为君位，二为臣位，君臣能否做到既中且正，直接关系着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和谐。《周易》认为，无论处于何种形势，是顺境还是逆境，是治世还是乱世，“中正”都是为君之道与为臣之道的共同行为准则，应该始终坚持，毫不动摇。比如同人卦离下乾上，六二、九五，既中且正，二者志同道合，于同人之时能以正道通达天下之志。如果国家政治遇到危机，处于蹇难之时，阴阳双方也只有“反身修德”，使自己的行为合乎中正的准则，才能和衷共济，渡过难关。蹇卦艮下坎上，山上有水，蹇难之象，但是二、三、四、五爻皆当位，各履其正，特别是六二、九五，既中且正，相互应和，这就为匡济蹇难准备了有利的条件。从这些说法来看，杨万里把通变之道概括为“中正”二字，是完全符合《周易》的原意的。

就“中”与“正”这两个行为准则相比较而言，“中”比“正”更为重要，因为社会政治系统中的刚柔相应，关键在于二、五两爻之刚中与柔中的互相应和。二为臣位，五为君位，尽管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柔居君位，刚居臣位，产生了九二与六五这种中而不正的配置情形，但是二者互相应和彼此信赖，六五以柔中之君专任九二刚中之大臣，君臣上下按照“中”的行为准则结为一体，仍然是社会政治系统稳定的基础。比如泰卦乾下坤上，天在下，地在上，象征“天地交而万物通”；九二之刚中与六五之柔中相应，象征“上下交而其志同”。整个形势是大为亨通的。再比如临卦兑下坤上，九二与六五，中而不正，但是六五之君处于尊位，履得其中，不忌刚长，委贤任能，这种权力结构仍然可以有效地运转。《象传》对六五的这种做法赞扬说：“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除二、五两爻以外，其他各爻不存在中与不中的问题，只有正与不正、有应无应的问题。由于社会政治系统是一个休戚与共的有机整体，其他各爻能否做到“居不失其正，动不失其应”，符合应有的行为准则，对于维护这个有机整体的和谐统一，促使客观形势的转化，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既济卦离下坎上，卦中六爻，阳居阳位，阴居阴位，刚柔正而位当，象征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业已完全理顺，没有丝毫颠倒混乱的现象。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阴阳刚柔，彼此相应，象征各种人际关系业已完全协调配合。特别是六二、九五，既中且正，象征社会政治系统完全符合“中正”的原则，是一种最理想最正常的秩序，所以称之为“既济”。“既济”就是万事皆济，所有的事情都已成功。由于社会政治系统是一个动态的结构，而不是封闭的体系，在它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中，能够完全符合“中正”的情形不是很多的，所以应该根据具体的客观形势，运用伦理的手段，进行有效的调整。调整的目标也就是使之趋于“中正”。从这个意义来说，“中正”就是整个社会政治系统的组织目标。比如未济卦坎下离上，是既济卦的反对卦，由既济卦发展而来，卦的六爻，阴居阳位，阳居阴位，刚柔皆不当位，违反了“正”的原则，象征等级秩序受到了破坏，所以称之为“未济”，意思是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成功。在这种情形下，必须进行调整。《周易》认为，调整是可以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未济卦中的刚柔都能互相应和，这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只要两种对立的势力彼此信赖，能够结合成不相伤害而团结合作的关系，就可以转化形势，把事情办成功。《未济卦·彖传》:“未济，亨，柔得中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总体来说，《周易》关于治乱兴衰规律的论述，以上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融为一体的，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智慧博大精深，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我们应该学习古人的榜样，抱着“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的精神对这些论述去进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