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欧洲留学生的经济思想_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QQ阅读男生科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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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欧洲留学生的经济思想

欧洲是现代经济学的起源地，中国留学生亦是首先从欧洲开始了解近代经济学。

一、清代中期中国留学生与法国重农学派的接触

由于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及路途遥远和交通条件的限制，19世纪以前到过欧洲的中国人寥寥无几。“这些人主要是作为助理、随从或翻译陪同洋传教士前往欧洲办理教务的中国教徒，他们通常在欧洲逗留的时间较短，完成任务后立即随同洋教士返回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年轻教徒被洋教士遴选为高级神职人员的培养对象，被派往欧洲进入神学院接受正规教育，完成学业、取得神职后返回中国。” 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中国最早留学欧洲的是广东香山人郑玛诺(1633—1673)。据许明龙考证，在有文字资料可查的赴欧洲的中国人中，陈安德是最早的一位，他于1649年开始欧洲之行，但陈安德赴欧洲的使命是受南明王朝的派遣联络欧洲抵抗清兵的进攻，身份是外交使节而非留学生。参见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他于1645年作为中国神职人员培养对象随法国神甫陆德(Rhoodes Alexandrede, 1593—1660)赴罗马深造，进入耶稣会办的圣安德勒学院修读。1653年转入罗马公学学习，研习修辞学、逻辑学、物理、化学、音乐等课程。毕业后留居罗马，教授拉丁和希腊文法与文学。三年后辗转赴欧洲各地学校任教， 1668年返回澳门。1673年应诏赴北京朝廷供职，入京不久即病逝。稍后， 1684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2)带中国人沈福宗前往欧洲游历，沈氏曾在法国逗留，并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召见，他于1693年回国。

17世纪时中华文明包括经济文明和经济思想文明都与西方并驾齐驱甚至超越西方，所以郑玛诺等留学欧洲主要是学习欧洲宗教文化，是为基督教传教事业服务的，这一时期无论是从主观上看还是从客观上看，中国都没有学习西方经济思想的动机和动力，因此郑玛诺等既没有学习西方经济思想，也没有传播西方经济思想。

18世纪以后，留学欧洲的中国人逐渐增多。18世纪初，有两位中国人随法国传教士来到法国，其中一位没有留下姓名，另一位是对法国早期汉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黄嘉略(1679—1716)。黄氏本名黄日升，福建莆田人，出身于天主教徒家庭。1702年随法国传教士梁弘仁(Artus de Lionne, 1655—1713)到巴黎，不久又前往罗马，1706年起定居巴黎，与一位法国女子结婚，育有一女，1716年死于巴黎。黄氏生前曾在法国皇家图书馆工作，协助编撰汉法字典、讲解汉语语法及中国哲学，曾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皇家汉语翻译员。

1721年，另一位名叫胡约翰的中国人随法国神甫傅圣泽(Jean Francois Foucquet,1663—1740)到法国。胡氏居法期间，曾协助解释康熙皇帝赠送给法国国王的中国书籍。参见葛夫平：《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迄今为止，有明确史料可以证明接触过西方经济学者和经济思想的中国留学生是高类思(Louis Ko(Kao),1733—1798)和杨德望(Etienne Yang,1733—1780)。关于高类思和杨德望的生卒年份存在各种不同的说法。参见巫宝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影响问题的考释》,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高类思和杨德望都生于北京，父母均系基督教徒，他们曾在北京教会学校读书。1751年7月，18岁的高类思和17岁的杨德望在73岁高龄的法国传教士卜日生(Baborier Jean,1678—1752)的带领下前往欧洲深造。1753年9月抵广东，自广东赴澳门。1754年1月乘东印度公司之船赴法，进入设在拉弗莱什(La Fleche)的教会学校学习法文、拉丁文并研究伦理学和神学。1759年入耶稣会受洗并转到巴黎，进入耶稣会的初修学校。1762年入大路易学院学神学，第二年毕业，被祝圣为司铎。高类思和杨德望的学习成绩受到法国政府官员的赏识，他们请政府给予高类思和杨德望年金继续在法国研究化学与物理学。

1764年6月，在仰慕中国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主管远东航务的国务大臣贝尔旦(Bertin)的引荐下，高类思和杨德望前往巴黎、里昂等地的兵工厂、金属厂、造纸厂参观考察，期间还会见了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时任利摩日(Limoges)地方行政长官的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也译做杜阁，1727—1781)。高类思和杨德望还参加过重农学派每周一次的聚会，受到重农学派领袖魁奈及其朋友们的接待，并经常被各界邀请去进行演讲。

当杜尔哥得知高类思和杨德望即将从巴黎返回中国的消息后，他立即与高类思和杨德望取得联系，向他们提出了52个有关中国的问题，请高类思和杨德望回国后搜集资料，设法给予回答。显然，作为仰慕中国文明的经济学家和政要，杜尔哥是想借高类思和杨德望之力，获得有关中国经济状况的系统报告。此外，法国耶稣会也对他们提出要求，责令他们对于中国历史、政治、军事、财政、法律、宗教、风俗习惯、人民生活等情况，经常寄回报告。杜尔哥提出的问题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涉及“财富、土地分配与农业”，含30个问题。主要针对中国的“富人”阶层，涉及拥有大量房产者、大工业企业家、大商人、放债收息者及其财产的等级划分；官吏与富人的关系以及高官要职的俸禄标准；土地分配状况与耕种方式；田地的年收入，田地买卖以及田地卖价与年收入之间的关系；稻米和小麦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情况；贷款利率标准；人均粮食年消费标准；工人的日工资标准及其在北京与外省的差别；土地税收制度；粮食的自由买卖与北京粮食的年平均价格等。第二类是关于各种制造工艺的问题，共15个。其中又分为造纸术、印刷术和纺织术三个方面，均系一些十分具体而细致的工艺技术问题。第三类是关于中国的自然资源的问题，共4个。主要是了解中国矿产的种类、分布及蕴藏情况。第四类是有关中国历史与宗教的问题，共3个。一是有关在华犹太人的历史和他们使用的《圣经》；二是有关苗民的语言、体型和肤色及其与周围各省中国人之异同；三是习惯游牧生活的鞑靼人归化后是否采用中国人的习惯。中国学者李永霖曾经翻译了杜尔哥的《问题集》，将其发表于日本的《国民经济杂志》第29卷第5号、第6号及第39卷第3号。(参见李永霖：《经济学者杜尔克Turgot与中国两青年学者之关系》,《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22年第1卷第1期。)

杜尔哥将以上问题提给两个中国青年，要他们回国后进行调查，向法国政府报告。

为了使他们了解问题的意义和要求，杜尔哥在问题的前面写了一篇分析性的引言。1769年杜尔哥将该文投稿到《公民日志》，后者于1769年10号、12号和1770年4号分期登载了该文，该文就是经济学说史上的名著——《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关于此事，杜尔哥在1774年5月5日致其友开依阿德(Caillard)的信中说：我写这本书“原不是为了出版的目的，而是对于两个中国人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组织等问题所作的绪言，它是为他们回答这些问题具备一些基本概念而写的。” 黎国彬等选译：《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大陆诸国》，三联书店1959年版。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巫宝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74页。杜尔哥在1766年12月9日致友人杜邦的信中再次说：“我已为我向你提出过的那两位中国学生拟好了几个问题；为了使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起见，我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的各种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南开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组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4—95页。《杜尔哥文集》原注说：“这两个中国人，高与杨(Ko et Yang)是虔诚的修士，受耶稣会资送赴法进修，他们返回广州时，法国国王给他们一笔补助金，要他们经常报告有关中国学术和科学方面情况。杜尔哥给他们书籍和指示，《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就是结合给他们的指示而写的” 黎国彬等选译：《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大陆诸国》，三联书店1959年版。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巫宝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74页。。该书的英译本序言在谈到该书的缘起时指出：“这两位中国学生这时已经在法国完成了学业，得到皇家的资助要回到他们的祖国去。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策源地；人们都希望这两位中国青年能够让他们的欧洲东道主不断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杜阁曾向他们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请求解答，因此他写了这本书，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领悟这些问题的旨趣之所在。”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南开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组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页。

西方经济学者所撰写的经济学著作也注意到了这个历史事件，如美国学者A.E．门罗编的、1924年出版的《早期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一书认为：“《考察》是1766年为两个即将回国的中国学生写的，目的是想让他们回国以后提供有关中国的情况。” A.E．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2页。出生于奥匈帝国的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经济学名著《经济分析史》中也指出，杜尔哥的“主要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1766年为了帮助两个中国学生而写的”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83页。。

民国时期著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家唐庆增在其所著、193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中亦记载了此学术掌故：“重农派中凯奈(即魁奈——引者注)而外，透葛(即杜尔哥——引者注)亦甚崇拜中国之学术思想，其时有华人二，从之讨论经济学，其一死于法邦，此事颠末，在杜邦所辑之《透葛全集》(Oeuvres de Turgot)一书内，论之甚祥(又法国经济学家赛氏曾著《透葛》(Turgot)亦记此事，据该书言，则二人先后皆返华土)。”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38页。

贝尔旦也给高类思和杨德望写了一封长达22页的信，详述希望二人回国后向他提供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公法”，实际涉及历史、政治和宗教的一些问题；第二类是“私法”，其实是询问中国的法律对于个人与社会两者关系的处理原则；第三类是一些关于技术和工艺的具体问题，如服饰、房屋、日用器物等。

1765年年初，高类思和杨德望二人离开法国，5个月后抵广州，1766年1月末到达北京。当时政府禁止出洋的政策使他们不敢公开自己在国外的经历，若他们公开，则可能被处以极刑，他们的平民身份使他们无法踏进达官贵人的门槛。这种尴尬的处境给高类思和杨德望回答杜尔哥和贝尔旦的问题及完成法国耶稣会的任务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为帮助法国人了解中国而竭尽全力，“彼等关于公法问题，应用欧洲学者的学说与严正的批评态度，研究中国公法问题，而组成其体系。关于私法之问题，彼第详细研究中国各法律之彼此关系；亦颇调查习惯、科学、产业等问题。每当印度公司船放海之时，彼等即寄送其研究所得之报告” 李永霖：《经济学者杜尔克Turgot与中国两青年学者之关系》, 《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22年第1卷第1期。。

此外，高类思和杨德望联名撰写了《论古代中国》此作被收入法国1776年出版的《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第1卷(共14卷)，长达482页。 ,“叙述中国文学之起源，中国科学之起源及其发达，论语、大学、中庸、易经、诗经、孝经、左传、周礼、礼记等之古代经典；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历史学(家)；中国之起源，尧、舜、禹时代的地理、政府、习惯、人口、学术、宗教，Eleuth民族之外征，Eleuth帝国主义的民族，Tourgouth民族的移植等” 李永霖：《经济学者杜尔克Turgot与中国两青年学者之关系》, 《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22年第1卷第1期。。

高类思和杨德望这两位在法国教会学校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在当时法国“中国热”的特殊机缘下结识了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杜尔哥，并从杜尔哥那里接触到了经济学，这是迄今为止所知中国人接触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开端。从当时中西经济思想演变的趋势看，中国经济思想从17世纪开始已进入下行的轨道，一直到19世纪中叶，经济思想主要是对传统的反刍而少有创新，而这一时期的西欧已突破中世纪的藩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不断向高级形态演化，与此相适应，西方近代市场经济思想开始产生、发展，重商学派、重农学派先后崛起。与西方经济学相比，18世纪中国的经济思想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向西方学习开始变为中国经济思想的时代课题。但是，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并没有意识到中西经济思想发展地位的这一历史性逆转，加之高类思和杨德望他们的兴趣所在也并非经济学，而是宗教，所以他们不仅没有在杜尔哥的影响下开始经济学的研究，而且甚至对传播西方经济学都没有兴趣，倒是西方学者，特别是法国经济学家通过他们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吸取养料，丰富了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

二、晚清留欧学生的经济思想

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对外部世界深闭固拒的清王朝以巨大冲击，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虚骄心态，在思想意识领域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此中国人开始改变传统的“夷夏”观念，具备初步的“世界意识”，认知到西方也有值得中国学习之处。19世纪40—70年代，中国仅有少数留学生或由传教士资助这方面的留学生最多，如1845年11月20日在香港的理雅各牧师夫妇携吴文秀、李金麟、宋佛俭和一名女生前往英国，在苏格兰亨达利镇(Huntley)入学，其中三位男生于1848年返回香港，其后分散在南洋和中国政府服务(参见吴文莱等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页)。，或由清政府派遣如1866年清政府派遣同文馆毕业生凤仪、德明(张德彝)、彦慧三人赴欧洲游学，回国以后，张德彝还一度充任光绪帝的英文教师并担任出使英国大臣。，或因其他特殊经历这方面的留学生如黄宽，其先在美国留学，后在《香港中国邮报》的资助下进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他在爱丁堡大学学习五年，“于1855年毕业，毕业后在英国的医院继续实习两年，‘并研究病理学和解剖学，获得博士学位’”(参见刘晓琴著：《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再如辜鸿铭，他为马来西亚华侨，1867年起受义父、英国人布朗(Forbers Scott Brown)资助赴英国留学11年，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进入欧洲留学。

晚清中国主动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始于1875年。是年3月，福州船政局船厂监督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Giguel,1835—1886)赴欧洲购买船厂机器，船政学堂学生魏瀚、刘步蟾等五人随行参观。次年4月，海防营武牟卞长胜等7人乘德国人李励协任期期满归国之便，随同赴德国学习水路机械技术。这两次游学派遣成为赴欧洲留学的前奏，为以后的正式留学提供了经验。随后，福州船政局和北洋水师开始分批派遣留学生赴欧洲留学。据统计，福州船政局和北洋水师到甲午战争前后，向欧洲派出的留学生共计有4届。第一届35名，第二届10名，第三届34名，第四届10名。与早期留美学生不同，这些留欧学生，年龄较大，专业水平较高。参见林庆元、郭金彬：《中国近代科学的转折》，鹭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但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内容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层次、制度层次到观念层次不断提升的曲折的历史过程。晚清时期，特别是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仅仅认识到中国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落后，因此，政府派遣的留欧留学生早期主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特别是急需的军事技术。但是，这些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留学生在留学期间，有的也学习了西方经济学方面的课程。比如1877年由福州船政局派赴法国多郎官厂(土仑海军造船厂)学习轮机制造的陈寿田就在其《笔记》中介绍了法国的税制。当年清政府派赴欧洲的驻英公使兼驻法使臣郭嵩焘就阅读了陈寿田的笔记，郭嵩焘从中认识到“法国关税分为三等……物之与国人争利者，其抽税与国内时价等，欲以绝其来也(如烟及脚毡之属)”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5页。。

早期留欧学生以培养造船监工和海军将领为目标。但他们中有人出国后却对西方的政治经济问题感兴趣，严复严复(1853—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1877—1879年留学英国。回国后历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会办、总办，复旦公学校长，资政院议员，北京大学校长，资政院参政。就是其中的最杰出代表。回国以后，严复在甲午战争以前就尝试翻译经济学著作，部分翻译了法国巴黎法典学堂讲师齐察理的《国计学甲部》和英国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Owens College)逻辑学与政治经济学教授耶芳斯的《计学浅说》耶芳斯即边际学派的代表杰文斯；《计学浅说》即《政治经济学入门》(1871年出版)。杰文斯当时所教皆师范生，该书就是向这些学生简要地介绍与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前者翻译了约3000字，后者翻译了约10000字。参见皮后峰：《严复大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104页。甲午战争以后，严复将翻译的重点转向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著作，在1896—1901年关于《原富》的翻译时间学术界有分歧，第一说为1896—1901年，第二说为1897—1900年，第三说为1897—1901年。(参见奚兆永：《关于严译<原富>一书的几个问题——与胡培兆同志商榷》,《学术月刊》2003年第9期；严孝潜：《严复与南洋公学译书院》，参见苏中立、涂光久主编：《百年严复——严复研究资料精选》，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页。) 翻译了亚当·斯密的代表作“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译名“原富”，严复认为该书“译言《国富之性质及原因之研究》”，“其辞太赘，故多简称Wealth of Nations”，所以“以《原富》为名”。(参见亚当·斯密：《原富》，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页。) 于1901—1902年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的《原富》第一版有两种印本：一种是开印较早(1901年5月)的本子，在第一册扉页背面印有“光绪二十七年南洋公学译书院第一次印行”十八个大字，但正文前只有严复写的“发凡”和目录，而没有吴汝纶写的“序”、严复自己写的“译事例言”以及张元济等编写的“中西年表”等；另一个是开印较晚的本子，扉页上没有上述十八个大字，却在正文前印有“序”“斯密亚丹传”“译事例言”“中西年表”等。两种本子的最后一册末页都印有“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南洋公学译书院第一次全书出版”及“书经存案翻刻必究”字样。(参见奚兆永：《关于严译<原富>一书的几个问题——与胡培兆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2003年第9期。) 1903年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多次重印。

《原富》出版之初就引起了学界的注意，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在1902年2月8日出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绍介新著<原富>》的评论文章，推崇严复的学术成就，认为“严氏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梁启超认为“严氏于翻译之外，常自加案语甚多，大率以最新之学理，补正斯密所不逮也。其启发学者之思想力、别择力，所益实非浅鲜。至其审定各种名词，按诸古义，达诸今理，往往精当不易。后有续译斯学之书，皆不可不遵而用之也”。同时梁启超又指出了《原富》一书虽“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但该书的翻译也存在不足：“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积习，吾不能为贤者讳。”梁启超还特别提醒严复注意两个具体问题：“一曰将所译之各名词，列一华英对照表，使读者可因以参照原书，而后之踵译者，亦将按图索骥，率而遵之，免参差以混耳目也；一曰著叙论一卷，略述此学之沿革，斯密氏以前之流派若何？斯密氏以后之流派若何？斯密氏此书中位置功德若何？综其概而论之，以饷后学。” 苏中立、涂光久主编：《百年严复——严复研究资料精选》，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268页。

1877年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学习“交涉律例”的马建忠马建忠(1844—1900)，江苏丹徒(今镇江)人。父母均为天主教徒，早年入教会学校学习。1876年，他以郎中身份，赴法国学习深造。初入巴黎私立政治学院，学习了外交史、宪法学、国际法、刑法学、商法和财政学等课程。后入巴黎法科大学学习，获得学士学位，其毕业论文内容为公司法方面的研究，分三部分，依次论述罗马法中的“合伙”、法国民法中的“公司”及法国商法中的“股份有限公司”。(参见权赫秀：《马建忠留法史实辩误二则》, 《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他学贯中西，深受李鸿章赏识，回国后效力于李鸿章，积极开展洋务宣传与实践活动。主要著作有《适可斋记言记行》《马氏文通》。和陈季同陈季同(1851—1907)，福建侯官人。1865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附设求实堂艺局前学堂，1875年毕业被船政局录用。1877年以翻译身份随同留学生赴法留学，入法国巴黎私立政治学院学习法律，后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翻译了《法国民法典》及多部法国文学作品，成为中国近代译介法国文学的卓越先驱。，是我国最早到欧洲学习社会科学的留学生，也是最早直接听过近代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留学生。据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记载，马建忠在法国留学期间所学的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内容主要是：总论欧洲各国赋税之法；定赋税之所自在；总核终年赋税出入之数；考核国中理财之法；比较各国商例等。马建忠在《巴黎复友人书》中也明确提到留学期间考试条目中有“论法国商政之因革与关榷之税则”，并计划翻译“货财敛散之故”之类的书，编写包含西方财政思想的《闻政》参见张登德：《求富与近代经济学中国解读的最初视角——<富国策>的译刊与传播》，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0—11页。。

稍后，1885年中国第三批派赴欧洲留学的留学生中，又有罗忠尧、张秉生赴英国学习“水师海军公法，捕盗公法，英语”；王寿昌、高而谦和林藩三人赴法国学习“万国公法、法文、法语”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2页。。这些法律专业的留学生与马建忠、陈季同一样，也学习过经济学课程。

19世纪后半期中国派往欧洲的外交使节们也接触到了西方的经济学。如1877年，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曾与在英国考察财政问题的日本人井上馨等讨论“查考英国税课当看何书”的问题，郭嵩焘在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的日记中记载：“回过日本公使，询问户部官来伦敦考求出入经制之宜，名曰恩娄叶欧姆，就与一谈，甚畅。询其所读洋书，一种曰阿达格斯密斯，一种曰长斯觉尔密罗。所言经国事宜，多可听者。中国人才相距何止万里，为愧为愧！”郭嵩焘在光绪四年七月初一记载：“阿敦斯密斯创立理财学问，于英国最有名。” 张登德：《求富与近代经济学中国解读的最初视角——<富国策>的译刊与传播》，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1页。郭嵩焘上面提到的阿达格斯密斯、阿敦斯密斯即亚当·斯密，长斯觉尔密罗即约翰·穆勒。

自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特别是法律)方面取得了许多领先于世界的成就。在高等教育方面，威廉·洪堡(William Humboldt)的“教学自由”“科研自由”和“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以及以此为基础创办的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 )，一度成为英、美、日等国新型名牌大学学习的楷模。德国高等教育的骄人成就也引起了清末朝野的注意。如1904年《江西官报》第25期选录留学英国的吴姓留学生和留学法国的郑姓留学生在《南洋报》撰写的介绍欧洲留学事务的文章指出：“德国学制，最为完备，其教育精神亦最与我国今日相宜。且其专门学之程度，较美国为高，故美国大学及预科高等皆有德文一科，为他日研求德籍及游学德国计。然则我国后学若早习德文，径赴德国留学，岂不较为便捷？近年我国学子习英文者最多，法文次之，故游学者不得不就其所便。今闻我国留学德国者人数渐众，专设监督，他日德国留学之风大开，我国学界中造其颠极者，殆必由是邦来与？” 德国成为中国留学生留学欧洲的主要国家之一。据统计，1911年以前，中国留学德国的留学生共有114名，其中，官费生87名，自费生27名。参见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湾编译馆1980年版，第640页。 1907年，马德润马德润(Ma Do-Yun,1871—1937)，亦名玉琨，字海饶，湖北枣阳人。少年入私塾，并取得秀才资格，1899年考入湖北自强学堂，1903年以湖北官费生身份留学德国。孙中山至柏林，曾参加其组织的留学生欢迎会。1907年获柏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留德工作，娶德籍夫人。1909年回国，任京师地方审判厅厅长，常参与裁决国际纠纷。不久任全国第一次县知事考试主考官。辛亥革命后任北京政府司法部参事，平政院庭长、评事，修订法律馆总裁。后居天津，执律师业，曾任律师公会会长。在柏林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第一个在欧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毕业生。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Leipzig University)的周毅卿周毅卿(Tsur Nyok-Ching,1884—? )，浙江宁波人，早年随父母在上海生活，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1899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学院学习，1903年毕业。1904—1905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教育学。1905—1906年留学圣安德鲁斯大学，学习法学和经济学。1906年秋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于190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选题内容与经济学相关，题目为“中国宁波的商业形式” 该论文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宁波市”，内容包括宁波的地理位置、宁波的历史、宁波的城市管理、宁波城市周边的产业及宁波城市人口的分布状况。第二部分为“宁波的商业及经营模式”，内容包括宁波商业的内部分工、工资、工艺及工厂等，这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占全文内容的70%以上。第三部分为“一般的商业生活”，内容包括服饰、银行和信贷、住房条件及改善状况、对商业发展有利和不利的社会影响等。 (Die gewerblichen betriebsformen der Stadt Ningpoin China)，该书1909年由德国H.laupp出版社出版德文版以后， 2008年和2010年又由BiblioBazaar出版社和Kessinger Publishing, LLC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

陈继善陈继善(1881—? )回国以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学院。 1907年由北洋大学选送公费出国留学(当时是北洋大学法科二年级学生)，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经济学，1912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他是中国留法学生中第一个在法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专业留学生。法国近代学位体系将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统置于法学这一门类之下，这三种专业的博士学位均被冠以法学博士学位。据统计，在1935年至1938年间，法国平均每年颁发871个法学博士学位，其中有将近38%的学位属于政治经济学学位。(参见王伟著：《中国近代留洋法学博士考(190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4—185页。)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对国家机构进行了调整，除旧有的吏、户、礼、兵、刑、工各部之外，根据新政的需要还设立了一些新的中央机构，如巡警部(民政部)、学部、商部、邮传部等。这些新的机构急需新政人才，各部纷纷向欧、美、日本派遣公费留学生。有的部门在人才匮乏的情况下，还采取变通办法，允准留学欧洲的自费生改为官费。

随着新政在全国各地的展开，清末各省也纷纷派遣留学生。当时各省所派的留学生中，以留日学生最多，派往欧、美的留学生只占少数。

20世纪初，随着中国新式学堂的建立，除中央各部及各省之外，各学堂亦开始派遣留学生留学欧洲。1902年10月盛宣怀在陈述其由南洋公学及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选派资格较老者分赴英美留学的情况的上奏中提到：“臣所设之南洋公学及天津头等学堂资格较深，曾已分次选择高等学生陈锦涛、章宗祥、胡鹏运、李福基、曾宗鉴、胡振平、赵兴昌、王宠佑、王宠惠、薛颂瀛、胡栋朝、严锦荣、吴烓灵、张煜全、谭天池、江维善、程锡培、王建祖、梁钜屏、徐田、吴治俭等二十一名，皆由臣派赴英美大学肄业或由公学筹给经费或由该学生自行筹集资斧。又有不由臣学堂出身而由臣招致咨送赴英国肄业高等学生沈成鸪、金绍城、金堂、金绍基、陈永箴、陈永汉、唐康泰、唐荣钧、徐廷勋、张勉昌等十名。近来学堂内外诸生闻风而起，接踵愿往，尚不乏人。” 盛宣怀：《愚斋存稿·奏疏》，卷八，“咨送学生出洋游学片”，台湾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版。盛宣怀上面提到的由其选派赴英美留学的21名留学生中，陈锦涛1906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济学博士。王建祖(1879—1935)，广东番禺人，1902年北洋大学堂毕业，自费留学美国学习经济学，1906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1907年参加学部考试，获法政科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后任度支部秘书，苏州财政监理官，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教授、经济科学长，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1916年3月—1918年3月出任北京大学法科学长。之后进入政界，曾任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财政次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司法院秘书、最高法院推事、行政法院评事。译有《基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社丛书，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经济学史》等著作。

20世纪初，欧洲留学生所学专业开始改变早期中国留学生清一色学习自然科学特别是军事科学技术的局面，学习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留学生逐渐增多，其中还有少数留学生学习经济类专业。据民国初年旅京的东西洋同学编订的同学录——《(北京)东西洋留学会员录》——的统计，在112名留英学生中就有下列21名留学生学习经济类专业参见刘晓琴：《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160页。：

来自山东海阳的于德濬早年毕业于同文馆，曾随驻英公使罗丰禄充使馆学生三年，兼在伦敦经济学院听讲，所学专业为经济学，毕业后在外交部任职，曾任外交部候补员外郎、主事、交际司佥事科长、代理司长。

来自江苏吴县的王世澄(1881—? )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经济学专业，毕业后任财政部佥事、泉币司司长、币制局泉币处处长。1924年任天津造币厂厂长。

来自浙江鄞县的王启常(1889—? )毕业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财政学专业，毕业后任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教员、财政部佥事、北京大学经济史学教授。

来自江苏吴县的王怀汾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副领事，外交部帮办秘书、参事，财政部公债司科员。

来自浙江鄞县的包光镛毕业于南洋公学，1908年留学英国，为伯明翰大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学习商业铁路会计，毕业后在交通部任职，任路政司司长、铁路协会评议员。

来自江苏青浦的朱锡龄毕业于南洋公学后留学英国，为爱丁堡大学硕士，专业为经济学，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任职，担任工业经济、交通经济等课程教授，1927年5月—1929年3月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

来自福建的沈成鸪毕业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专业为经济学，毕业后任外交部佥事。

金绍城金绍城(1878—1926),1902年留学英国，毕业后历任上海中西会审公堂会审官、大理院推事、内务部佥事、众议院议员、国务院秘书、蒙藏院参事等，1912年8月—1913年2月曾任北京大学商科学长。为伦敦大学学士，专业为财政学，毕业后任内务部佥事、警政司科员。

来自江苏无锡的胡振平，1901年由南洋公学选派留学英国，毕业于伦敦大学，学习经济学专业，1906年参加学部主持的留学生毕业考试，被授予法政科举人，曾任通商银行副总理，后任职外交部，任中国驻墨西哥二等秘书官、驻墨西哥代办使事。

席德懋席德懋(1892—1952)，字建候，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1912年赴英入伯明翰大学，获商科硕士，1916年回国。先后任上海华义银行经理、上海中央银行发行局副局长、中央银行汇兑局总经理、中央银行美贷棉麦事务处总经理、中央银行业务局总经理、中国银行纽约经理处区监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国际复兴建设银行代理理事、中国银行总经理。1949年8月赴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复兴建设银行年会。1952年1月在纽约病逝。为伯明翰大学商科学士，专业为银行学。

陶履恭陶履恭(1887—1960)，又名陶孟和，浙江绍兴人。1906年毕业于南开学校，以官费生身份被派赴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1910年毕业，再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学习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回国以后历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以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为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士，所学专业为政治经济学，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

徐恩元徐恩元(1885—1926)，字容光，浙江吴兴人。1897年毕业于南洋公学。1905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经济政治科，毕业后在伦敦施米斯氏联合银行实习两年。1908年为考察英国宪政大臣汪大燮随员。1911年为伦敦币制会议代表。辛亥革命后曾任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审计处总办、财政部筹备处都办兼借款稽核处总稽核、改良币制特别委员会专员、币制局副总裁、审计院副院长、代院长、中国银行总裁。毕业于伦敦大学，专业为财政银行，毕业后任审计院副院长。

徐新六徐新六(1890—1938)，字振飞，浙江余杭人。1902年入南洋公学，1908年赴英国留学。获伯明翰大学理学士和维多利亚大学商学士，后又在巴黎国立政治学院学习国家财政学一年。1914年回国以后历任财政部佥事、秘书，中国银行金库监事、北京分行协理，浙江兴业银行董事会秘书、总办事处书记长、副总经理、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在社会上曾身兼多职，如任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执行委员、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复旦大学校董(一度兼任校长)。1936年受宋子文聘任担任中国棉业公司常务董事。1938年8月搭机从香港飞往重庆途中，飞机在广东上空被日机击落，徐身亡，国民党政府授予其烈士称号。毕业于伯明翰大学，学习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任职于财政部秘书处。

来自福建闽侯的陈绎为伦敦大学经济学学士，所学专业为统计学，毕业后任职于审计院。

曾宗鉴曾宗鉴(1882—1986)，字镕甫，福建闽侯人。1901年毕业于南洋公学，后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习法制经济，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08年毕业回国，历任外务部主事、法部编纂处帮办、考察宪政大臣随员、外务部佥事。辛亥革命以后曾任驻澳大利亚总领事、吉黑榷运局局长、全国经界局总办、上海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经理、署外交部次长、驻瑞典兼挪威公使、国民政府财政部内外债整理委员会秘书长、铁道部常务次长、外交部常务次长。曾在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专业，毕业后任职于外交部。

叶景莘叶景莘(1881—1986)，字叔衡，浙江杭州人。北洋大学毕业，1901年赴日本留学，后转英国留学，入英国伯明翰大学理科、曼彻斯特大学商科学习，毕业后回国，历任北京政府财政部技正兼署佥正、币制股股长兼任币制局圜法处处长、化验所所长、总统府秘书、总统府外交委员会秘书、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专门调查员、筹备财政会议事宜处参议、财政整理会专门委员兼任第一股主任、财政部泉币司司长、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公债司司长、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军事委员会第三厅预算处中将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1986年在北京病逝。毕业于伯明翰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财政学，毕业后任财政部主任技正。

来自福建闽侯的虞熙正在英国学习政治经济学，毕业后任财政部佥事、司长、参事。1917年因涉财政部贪腐案与财政总长陈锦涛等一同被免职。1923年后被重新启用，在财政部供职。

来自江西赣县的刘良浔在英国学习经济学，毕业后担任新闻记者。

来自江苏吴县的潘承福1904年由京师大学堂选派赴英国留学，为伯明翰大学商科学士，1909年参加学部主持的留学生毕业考试，成为商科举人，后任财政部佥事。

严智崇严智崇(1879—1918)，祖籍浙江慈溪，为著名教育家严修(1860—1929)长子，曾留学日本和英国，任职于游美学务处，担任过中国驻日使馆秘书。毕业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毕业后任职于外交部。

罗鸿年罗鸿年(1882—1957)，字雁峰，江苏镇江人。清末秀才，毕业于南洋公学后留学英国。回国以后历任中国银行总司库、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教育部次长、大陆银行总经理。抗日战争期间避乱于香港。1949年以后定居上海。为伯明翰大学商科学士，毕业后任中国银行总司库。

从以上留学生留学的学校看，经济学科留学生集中的学校除以培养商科学生为主的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之外，以伯明翰大学为最多，著名的剑桥、牛津大学极少。对于其原因，民国初年有人撰写的《英国游学指南》做了说明：“习政治法律经济者多集中于伦敦”，“商科则属比明罕Birminghan，若夫剑桥Cambridge、恶斯佛Oxford二大学，虽极名高，实老式之贵胃学校，仍重文学哲理诸科” 程振基：《英国游学指南》, 《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6号。。上面提到的“比明罕”即伯明翰；“恶斯佛”即牛津。

当时英国古老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恪守传统，主要通过古典语言与文学、数学等学科进行古典文化的陶冶和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培养学生的绅士风度，学生大多进入政府和教会工作，而不是进入专门领域包括经济领域工作。大学与社会之间特别是经济领域之间没有建立广泛的联系。如以剑桥大学为例，从1752年至1849年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该校到工商领域就业的学生人数为零。直到19世纪中后期，剑桥大学才开始缓慢进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改革，1850年至1899年间亦仅有2名学生进入金融领域、5名学生进入工商领域就业。 See Hester Jenkins and D.Caradog Jones,“Social Clas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Alumni of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50,2 (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