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创造了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经济成就。与经济文明的发展相适应,中国17世纪以前在经济思想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经济思想文明在公元5世纪以前与当今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思想文明相比,各有特色,未遑多让。公元5世纪以后,西方文明逐渐衰落,长期处于教会统治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相反,东方的中华文明却渐入佳境,到公元7世纪,中国迎来了辉煌的唐宋文明。与文明演进的步幅相一致,中国经济思想文明在7—13世纪也发展到顶峰,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思想文明体系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其经济思想成就在长达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内遥遥领先于西方。这一伟大的经济思想文明以其巨大的历史张力波及世界,影响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华经济思想文明不仅在东亚地区直到19世纪一直占据支配地位,而且深刻影响了近代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成为其主要的思想渊源。
但自17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也步入下行的轨道,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文艺复兴后的西方突破中世纪的藩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突飞猛进,经济思想文明开始繁荣,经济学开始成为独立的科学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异军突起。从此,中国经济思想文明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并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两大文明落差的形成,导致经济思想文明的传播路径发生逆向转移:从由东向西传播转向由西向东扩散。特别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后,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交汇大大加速了经济学西学东渐的进程。
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演变方式有别于西方的诱致性变迁方式,它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和经济思想中“内生”的,而是从西方舶来的,是一种典型的移植型变迁,是移植西方经济思想文明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前,中、西经济思想分别是在中国和西方各自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两种经济思想文明处于隔绝状态,缺乏交流,特别是中国经济思想缺乏对西方经济思想的了解,倒是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吸取了不少文明成果。鸦片战争打破了中西文明交流的壁垒,中西经济思想两大文明体系出现交汇与碰撞。由于西方经济思想文明在当时中西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中处于强势的地位,而文明的传播总是遵循着由强势文明向弱势文明传导的规律。因此,这一文明的交汇必然造成西方文明向东方文明的浸染,从而改变了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固有运行轨迹,中国开始了以移植西方经济思想文明为路径的近代经济思想发展历程。
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虽然其中也交织着中国先进人士的不懈努力,但作为早期东西方文化沟通桥梁的传教士却充当了重要角色,甚至是主角。20世纪初以后,随着中国留学运动的兴起,近代留学生群体开始取代传教士成为经济学西学东渐的主角,他们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发展起了极其关键的中介和先锋作用,占据了中国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核心地位。自此以后,在传播西方经济学的舞台上,传教士逐渐变为配角。当时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负笈海外,其中不少人选择经济学作为学习方向,接触了当时国际上一流的经济学家和世界经济学的前沿,他们在带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完成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实现了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转型,有些留学生还取得了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学术成就,他们的经济学学术思想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独特而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近代经济学留学生所撰写的博士论文绝大多数的选题都是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特别是中国经济史的,这些博士论文传播了中国文化,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经济现实及经济史的了解,为近代西方汉学的发展扩展了学术视野。
实现经济学的中国化、本土化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重要使命,中国近代留学生怀抱救国救民之志求学西方,他们既理解中国,又了解西方,运用西方经济理论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试图创建“中国经济学”,他们是经济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先驱,系统研究他们的经济思想,对于当下中国经济学界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开创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经济学,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多种因素,特别是资料获取的难度的影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迄今缺乏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留学期间的经济学学术思想史的系统、深入的研究,对他们在海外留学期间取得的经济学学术成就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他们的经济学研究的成果没有被纳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体系之中。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文明在与西方经济思想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中开始了向近代的转型,这一转型既包括研究内容的改变,也包括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表达方式的革新,还包括研究主体的职业化、组织化变革。在中国近代经济学这一复杂、艰难的转型中,海外留学生所起的前驱先路的作用没有得到系统的挖掘、整理与分析,由此造成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难以深入与拓展。近代海外留学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可以深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向现代经济思想转型的研究,也可以丰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内容。
当下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在中国经济和经济学的发展中仍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成败得失不仅关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命运,而且关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运。从历史考察的角度入手,追踪清末民国时期海外留学生经济思想的发展与演变,考察其在经济学西学东渐中的成就与不足,可以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经济学体系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中国近代海外留学生经济思想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群体的维度、专题的维度和个案的维度。
从群体的维度进行研究的代表作是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一文,该文第一次运用美国著名目录学家袁同礼编著的中国近代留学欧美的博士论文题录外文史料,从近代留学生经济学博士论文的视角对清末、民国时期留学生群体的经济学学术思想做了系统分析。邹进文的《移植与创新:中国近代经济学百年变迁鸟瞰》(《江汉论坛》2013年第6期)和《近代中国留学生对世界经济思想的学术贡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20日)两文重点探讨了中国留学生对于世界经济思想文明的创造性贡献。邹进文的《留学生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基于20世纪50年代的考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留学西方的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的学术贡献及这些留学生对当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贡献。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是论述近代留学生经济思想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该书从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研究机构、经济学团体与经济学刊物、经济学中国化诸层面分析了留美学生对中国近代经济学发展的贡献,但该书主要研究留学生归国以后的学术思想,对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思想的研究则语焉不详,少有论及。
从专题的维度进行研究的代表作是谈敏的《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该书从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角度对近代留日、留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近代的传播的贡献做了细致、深入的考察。叶世昌的《中国货币理论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从货币思想史的角度论及了留美学生章宗元的货币思想及清末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的货币思想。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所著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上海三联书店1983年中文版)一书对中国近代留日学生在引进现代经济学名词方面的贡献做了细致的考察。王伟所著的《中国近代留洋法学博士(190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对留法经济学博士论文及其作者生平做了考证,弥补了袁同礼所写的经济学博士论文《1907—1963年间欧洲大陆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目录》的遗漏,特别是在留法研究经济学的博士的生平的介绍方面研究颇深。邹进文的《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从中国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思想史及中西经济思想比较三个方面考察了民国时期留学生有关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这是第一篇从专题的维度研究中国近代留学生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论文。邹进文、李俊的《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三次发展》(《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2期)包括20世纪40—50年代中国留学生发展经济学方面的博士论文的研究。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留学生对世界经济思想的学术贡献》从国际学术视野评价了中国近代留学生留学西方期间取得的具有全球性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邹进文、张家源的《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重点考察了留日学生清末民初在推动中国近代经济知识体系转型,特别是近代经济学名词引入中国方面的贡献。
从个案的维度研究近代海外留学生经济思想的成果最为丰硕,涉及的人物主要是清末留学美国的陈焕章、张培刚、杨汝梅、冀朝鼎、陈友松及留学英国的费孝通等人。这方面的著作如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严清华、邹进文主编的“民国经济思想研究丛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2014年版),李向民的《大梦初觉》(1994年版),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郭道扬的《会计史研究:历史·现时·未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著的《张培刚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论文方面,研究陈焕章留学期间的经济思想的论文主要是研究其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及对创立东方经济学的贡献,成果主要有韩华的《论陈焕章对孔子“理财”思想的现代诠释》(《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1期)、李超民的《从翰林到博士:陈焕<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及其影响》(《学术研究》2001年第6期)、曾雪云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现与今世之用》(《财贸经济》2011年第2期)、韩星的《一部不该忽视的经济思想史名著》(《博览群书》2010年第6期)、叶坦的《海外叶适经济思想论析——百年典案:从哥大到京大经济学研究中的叶适》(《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和《孔门理财学——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百年始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26日)、欧阳哲生的《<孔门理财学>及其在世界的影响》(《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2011年版)、梁捷的《“生财有大道”——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博览群书》2007年第4期)和《多元视角下的<孔门理财学>》(《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4期)、邹进文的《中国人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经济学名著——<孔门理财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3日)。此外陕西师范大学高荣楣的硕士论文(2011年)《<孔门理财学>初探》亦专门研究了陈焕章的博士论文的经济思想。
研究张培刚留学期间的经济思想的论文主要是研究其对开创世界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成果主要有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王传宝的《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及其发展经济学思想述评》(《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7期)、宋立中的《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学海》2003年第4期)、张建华的《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中的系统论思想》(《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蒋自强的《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理论》(《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方齐云的《<农业与工业化>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经济学家》1996年第2期)、徐长生的《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思想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廖丹清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现实意义》(《江汉论坛》1991年第1期)、陈坚的《张培刚和他的<农业与工业化>》(《今日中国》(中文版)1990年第8期)、郭熙保的《张培刚对发展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张蓝水的《<农业与工业化>:农机化理论宝库——“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博士论文初识》(《农业工程》2012年第8期)、邹进文的《<农业与工业化>——发展经济学的首创著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16日)、孙大权的《张培刚学术与思想几个问题的探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1期)。以上论文大多是从各个角度正面论述张培刚博士论文的学术贡献,只有孙大权的论文对张培刚的博士论文是否提出了“农业对工业化四大贡献理论”和“《农业与工业化》的工业化定义有没有重视发展农业的思想”提出了质疑。
研究杨汝梅留学期间经济思想的论文侧重于对其无形资产理论的评述,成果主要有李鸿寿的《杨众先著<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会计季刊》1937年第2期),李鸿寿的《中国会计学术界两大巨星》(《诚信月刊》1948年第1期),赵有良、朱肖鼎的《我国最早列入世界会计名人录的会计学家——杨汝梅》(《上海会计》1991年第5期),李鸿寿的《读<我国最早列入世界会计名人录的会计学家——杨汝梅>拾遗》(《上海会计》1991年第8期),吴君实、曹振昭的《我所知道的我国早期会计学家杨汝梅(众先)先生》(《上海会计》1991年第11期),赵友良的《关于无形资产若干问题的探讨——为纪念杨汝梅氏著<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70周年而作》(《财会通讯》1996年第8期),许家林的《商誉会计研究的八十年:扫描与思考》(《会计研究》2006年第8期),陈元芳的《中国会计走向世界第一人:杨汝梅》(《财会通讯》2013年第7期),邹进文的《享誉西方会计学界的名著——杨汝梅的“无形资产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15日)。
费孝通留学欧洲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的中心内容是经济社会学,大多数学者都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与研究的,也有不少成果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如于强的《依藉<江村经济>构想经济学的中国学派》(《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宋猛的《江村土地的占有、继承及终结——再读<江村经济>》(《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4期)、张霞的《费孝通早期乡村经济思想——基于<江村经济>的分析》(《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李金铮的《“研究清楚”才动手: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农村经济思想》(《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作为红色留学生的冀朝鼎的博士论文亦受到较多关注,早在民国时期吴景超的《中国历史中的经济要区》(《独立评论》第197号,1936年4月)、杨联陞的《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中的经济要区>》(1936年9月18日《大公报·史地周刊》)就对冀朝鼎的博士论文进行了评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萧立岩的《冀朝鼎著<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评价》(《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王耕今、高山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读书》1982年第8期),鲁西奇的《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概念与分析理路》(《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尹凯的《经济史对历史的书写——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研究生》2012年第7期)和杨辉建的《“基本经济区”分析理路的学术史回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4期)对冀朝鼎的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还有涉及其他留学生经济思想研究的论文,如丁洪范的《新著介绍: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英文本)》(《教育杂志》1937年第27卷,第3号)对陈友松的博士论文《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关于其重建中主要问题的事实分析》做了介绍。叶松梅的《中国现代教育财政学开拓者——陈友松》(《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从中国现代教育财政学的开拓的视角分析了陈友松博士论文的学术贡献。吴传清的《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从区位理论的角度论及了陈振汉的博士论文《美国棉纺织工业的区位,1880—1910》及他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的论文——《美国棉纺织工业成本和生产率的地区差异,1880—1910》。安东强的《杨联陞的学术转向及论学旨趣述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介绍了杨联陞的博士论文选题的背景。邹进文的《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2日)介绍了陈锦涛的博士论文《社会流通的测算》的情况。邹进文的《穆藕初——西方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17日)介绍了留美生穆藕初翻译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情况。邹进文的《经济学浦氏三兄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8日)介绍了哈佛大学留学生浦寿海、浦寿昌和浦寿山(浦山)留学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及其博士论文的情况。邹进文的《中国第一个会计学博士周贻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5日)介绍了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周贻囷的留学情况及其博士论文的学术贡献。邹进文、朱兰的《林霖——中国第一位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论文的华人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31日)介绍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林霖193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的货币理论贡献。邹进文的《赵迺抟的琼斯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2月25日)、张友仁的《赵迺抟教授的生平与学术》(《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5年第2、4期)介绍了留美经济学博士赵迺抟的博士论文《理查·琼斯:一位早期的英国制度经济学家》的学术贡献。邹进文的《李肇义:经济学中学西渐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1日)介绍了法国经济学博士李肇义的博士论文《中国公元前3世纪的主流经济思想及其对重农学说的影响》一文的学术贡献。
此外,何廉的《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王念祖的《我的九条命——王念祖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方显廷的《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和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2年版)亦提供了近代四位重量级经济学家早年留学美国期间在经济学学习和研究方面的大量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在国外出版的中国留学生的经济学博士论文引起了西方汉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他们纷纷在西方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评述中国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评论,向西方学者介绍这些博士论文,开启了中国近代经济学西渐的序幕,值得高度关注。
最早引起西方学者关注的近代中国留学生经济学论著是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英国经济学家、时任剑桥大学讲师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12年在英国《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罗斯(E.Ross)1912年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英国学者、著名汉学家布勒克(T.L.Bullock)1912年在《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法国学者西米昂德(F.Simiand)在法国《社会学年刊》,英国汉学家波乃耶(James Dyer Ball )1913年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上发表了针对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陈焕章191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的评论文章。1912年《美国政治与社会学学会年刊》(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14年《种族发展杂志》(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发表了针对《孔门理财学》的未署名的评论文章。此外,当年法国的《孔子的新时代》(le nouvelâge de confucious)亦发表了针对《孔门理财学》的评论文章。日本现代经济学家小野进2010年在《立命馆经济学》上发表了针对《孔门理财学》的长达68页的评论文章。
美国利兰斯坦福短期大学(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的弗雷德里克· B ·加弗(Frederic B.Garver)1915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帕特森(E. M.Patterson)1915年在《美国政治与社会学学会年刊》上发表了针对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马寅初191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纽约市的财政》的评论文章。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温斯顿(A.P.Winston)191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美国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教授鲁夫斯· M ·琼斯(Rufus M.Jones)1914年在《美国政治与社会学学会年刊》上发表了针对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魏文彬191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的货币问题》的评论文章。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温斯顿191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刊发了有关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陈兆焜191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清代中国的税收制度》的评论文章。1915年《政治经济学杂志》刊发了未署名的针对陈兆焜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温斯顿1916年在《美国经济评论》、A.A.O 1916年在《美国政治与社会学学会年刊》、德国柏林大学著名汉学家德沃(Wolf V. Dewall)1917年在《国际档案》(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上发表了针对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朱进191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关税问题》的评论文章。
1920年温斯顿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针对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黄汉樑191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地租》的评论文章。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威罗贝(W.W.Willoughby)1920年在《美国国际法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西奥多·麦克林(Theodore Macklin)1920年在《国际关系杂志》(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上发表了针对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施宗树191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对外贸易》的评论文章。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威罗贝1920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海因里希·雷纳德(Heinrich Reinhold)1921年在《国际档案》、德国学者G.B 1920年在意大利《经济学家统计杂志》(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e Rivista di Statistica)、法国学者亨利·柯蒂埃(Henri Cordier)1921年在法国T'oung P ao杂志上发表了针对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黄凤华191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公债》的评论文章。
马弗里克(Lewis A.Maverick )1941年在《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上发表了针对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李美步192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经济史:关于农业》的评论文章。
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宓亨利(H.F.Macnair)1930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针对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寿景伟192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的民主政治和财政:财政制度与思想发展研究》的评论文章。1928年《天主教评论》亦发表了未署名的针对寿景伟的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
亨利·兰德·哈特菲尔德(Henry Rand Hatfield)1927年在《会计评论》(The Accounting Review)、Glover.C.A 192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陀耳(James L.Dohr)1927年在《会计学报》(Journal of Accountancy)上发表了针对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杨汝梅192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无形资产论》的评论文章。
德国学者额尔德(F.Otte)1930年在《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上发表了针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邓贤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的人寿保险:阻碍其发展因素的研究》的评论文章。
英国剑桥大学讲师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1929年在英国《经济学杂志》、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贝特曼(Henry J.Bitterman)1929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法国学者贝勒吉利亚(A.Breglia)1928年在意大利《经济学家统计杂志》上发表了针对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段茂澜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作为经济学家的西斯蒙第》的评论文章。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雷得复(Arthur RedFord)1931年在《经济史评论》(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上发表了针对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方显廷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英国工厂制度的胜利》的评论文章。
德国地理学家施米特赫纳(H.Schmitthenner)1930年在德国《地理杂志》(Geographische Zeitschrift)上发表了针对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萧贞昌192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的丝绸工业》的评论文章。
香港大学教授欣顿(W.J.Hinton)1930年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A.D.1930年在《地理》(Geography)杂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阿什利(C.A.Ashley) 1931年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针对伦敦大学博士郑鸣球193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外交通对于中国经济将来的影响》的评论文章。
普林斯顿大学的惠特尔西(C.R.Whittlesey)1934年在《美国政治与社会学学会年刊》上发表了针对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梁友生193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白银:影响其价格因素的分析》的评论文章。
英国学者汉学家葛林(O.M.Green)1936年在《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巴拉德·埃林厄姆(Barnard Ellinger)1937年在《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康德利夫(J.B.Condliffe)1937年在《经济学杂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 E ·李(Frederic E.Lee) 193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针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李超英193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公共财政制度:一项比较研究》的评论文章。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冀朝鼎193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发表以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卡尔·魏特夫(K.A.Wittfogel)1936年在《太平洋事务》,英国著名地质学家、汉学家巴伯(George B.Barbour)1936年在《国际事务》杂志,荷兰汉学家、莱顿大学教授戴闻达(J.J.L.Duyvendak) 1937年在《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康德利夫1937年在英国《经济学杂志》, E.H.S 1963年在《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美国罗格斯州立大学西德尼·克莱恩(Sidney Klein)1964年在《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Edilberto de Jesus 1966年在《菲律宾研究》(Philippine Studies)上发表了针对冀朝鼎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
波士顿大学教授赫伯特·M·布拉特(Herbert M.Bratter )1937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康德利夫1937年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针对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林维英193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的白银贬值:1926—1931》的评论文章。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玛格丽特·S·戈登(Margaret S.Gordon) 1940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摩根(E.Victor Morgan)1940年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针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伍启元193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国际贸易价格关系理论:一个历史的研究》的评论文章。
P.J.1938年在《国际事务》杂志、德国学者克拉森(Wichelm Classen)在德国《公共财政分析》上发表了针对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博士朱伯康193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财政预算和财政制度》的评论文章。
德国学者克拉森1941年在德国的《公共财政分析》杂志、德国著名汉学家额尔德1941年在《国际档案》上发表了针对德国柏林大学博士戴鸣钟193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个人所得税视野下的中国财政》的评论文章。
德国学者克拉森1941年在德国的《公共财政分析》杂志、任职于欧洲投资银行的意大利人A.Campolongo在意大利《经济学家统计杂志》上发表了针对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廖宝贤193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银问题的重要性:中国货币关系的演进》的评论文章。
牛津大学的维尔胜(T.Wilson)1948年在英国《经济学杂志》、哈恩(Dorothy Hahn)1949年在《经济学刊》(Economica)、瑞典经济学家拉尔斯·林德伯格(Lars Lindberger)1949年在瑞典《经济日报》(Ekonomisk Tidskrift)上发表了针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蒋硕杰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实际工资及利润率的变动与贸易周期的关系》的评论文章。
德裔美国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Richard A.Musgrave)1946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针对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周舜莘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资本税》的评论文章。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经济史学家巴里·萨普(Barry Supple)1964年在《经济史评论》上发表了针对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黎名郇194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1696—1699年的巨额货币重铸:货币贬值的一个特殊研究》的评论文章。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尼科尔斯(William H.Nicholls)1949年在《农业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美国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的海曼·库柏林(Hyman Kublin) 1950年在《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美国西北大学华裔学者许烺光(Francis L.K.Hsu)1950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洛克伍德(William W.Lockwood)1950年在《远东季刊》上发表了针对哈佛大学博士张培刚194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的评论文章。
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张自存194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收支平衡的周期性波动》引起了当时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近代中国经济学著作中,该书获得西方学者最多的评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克尔(H.Makower)1951年在英国《经济学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阿恩特(H.W.Arndt)1951年在《澳大利亚季刊》(The Australian Quarterly)、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员C.F.卡特(C.F.Carter)1951年在《皇家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罗斯托(W.W.Rostow)1952年在《经济史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美国布朗大学的海曼· P ·明斯基(Hyman P.Minsky) 1952年在《政治经济学 杂志》、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斯洛斯(H enry H.Schloss)1952年在《南方经济学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美国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的斯文·劳尔森(Svend Laursen) 1952年在《美国经济评论》、美国纽约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阿瑟·F·伯恩斯(Arthur F.Burns)1953年在《美国政治与社会学学会年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1953年在《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加尔布雷斯(J.A.Galbraith)1953年在《加拿大经济学与政治学杂志》(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上发表了针对张自存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
以上评论文章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它们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近代留学生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所产生的国际影响。
海外学者中,特雷斯考特200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英文版著作《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1850—1950》(Jingji Xue: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WesternEconomic ldeas intoChina,1850—1950)全面、系统地介绍了1850—1950年这一百年内经济学西学东渐的历程,其中对中国留学生在引入西方经济学过程中的作用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哥伦比亚大学1987年出版的孙重兴(Chung-Hsing Sun)的英文版著作《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the Social Sciences inChinabefore 1949)全面介绍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情况,该书共分八章,其中的第四章“民国时期的社会科学:认知方面”的第五节“学位论文”介绍了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的学位论文情况,包括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情况,主要是利用袁同礼的博士论文题录做了简单的统计分析。日本学者小野进对清末留学生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做了深入解读,认为该论文是东方经济学的开端。
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1927年整理刊布的《中国留美学生硕博士论文》(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America),收录了1902—1927年中国留美学生的硕博士论文568篇,其中包括数十篇经济学学位论文。1928年华美协进社又编辑了增补版,增加了硕博士论文160篇。该文献虽然存在文献收集遗漏、作者没有中文名等不足,但它是第一部整理中国留美学位论文的文献资料。
著名的华裔美国图书馆学家袁同礼在本课题的资料整理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耗费了十多年时间,分别出版了英文版的《1905—1960年间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1961)、《1916—1961年间中国留学英国同学博士论文目录》(1963)及法文和德文版的《1907—1963年间欧洲大陆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目录》(1964)。以上博士论文目录包含经济学部分,是本课题研究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指引。三本目录大多查考出博士论文作者的中文姓名,有时还注出生卒年,这为读者查阅文献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三卷资料也存在疏漏与错误。
民国时期海外留学生撰写的经济学博士论文多达200余篇,大多为英文、法文和德文文献,这些文献资料绝大多数没有译成中文,但亦有一些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三篇博士论文翻译成了中文:朱进的博士论文《中国关税问题》1919年由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出版中文版;曾同春的博士论文《中国丝业》译成中文并列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商学小丛书”,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杨汝梅的博士论文《无形资产论》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版。此外,李超英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公共财政制度:一个比较研究》1935年完成英文稿,作者回国以后对论文体例加以调整(内容基本不变),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以“比较财政制度”的书名出版。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的第九篇“公共财政”亦由其本人译成中文,于1913年1月以“国用”的名称发表在《孔教会杂志》创刊号上。1939年李卓敏将其193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银汇兑下的国际贸易(1888—1935)》中的理论部分整理成《银汇兑下的国际贸易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Under Silver Exchange)一文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第53卷第4期上。1941年张延祝将该论文译成中文发表于《经济研究季报》第1卷第1期上。
其他译成中文的博士论文还有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曾启贤、万典武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梅远谋的《中国的货币危机——论1935年11月4日的货币政策》(张卫宁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马寅初的博士论文《纽约市的财政》(陈孟平等译,收入《马寅初全集》第一卷,1999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振汉的《美国棉纺织工业的区位:1880—1910》(论文的一部分译成中文,收入《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浦山的博士论文《技术进步与就业》(王智勇译,收入《浦山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该书有三个中译本:翟玉忠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宋明礼译,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版;韩华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陈友松的《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关于其重建中主要问题的事实分析》(论文共十章,其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章和第八、第十章的部分内容由李长华等译成中文,收入《陈友松教育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赵迺抟的《理查·琼斯:一位早期的英国制度经济学家》(宋丽智译,金融出版社2013年版)、潘序伦的《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李湖生译,立信会计出版社2013年版)。
杨联陞的博士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长达100余页的引言,介绍官修《晋书》的情况、晋代的历史背景及经济问题、晋代的土地制度和晋代的田赋制度;第二部分为《晋书·食货志》的英译。该论文的第一部分译成中文以“晋代经济史释论”为题收入他晚年结集出版的《国史探微》一书中,该书1983年由台湾联经事业出版公司出版之后,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新星出版社(2005)、中信出版社(2015)先后出版。
除了上述少数论文译成中文外,其他经济学博士论文都收藏在欧美各大学图书馆,有的已经散失,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文献进行抢救性挖掘和翻译整理,在此基础上再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不难看出,研究本课题首先需要将外文经济学博士论文翻译成中文,然后再研究其经济思想,这是一项十分浩繁的工作,花费了笔者极大的心血。
尽管目前对本课题的研究热度较高,成果纷呈,但几条研究路线有泾渭分明之势,整合度较高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对本课题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实有必要。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分析中国近代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思想的变迁过程及其特点,在此基础上从理论经济学、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农业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工商管理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转型诸层面考察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成就,其重点是研究他们的博士论文的经济学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