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寿景伟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和财政：财政制度与思想发展研究》
寿景伟(Shaw Kinn-Wei,1891—1959)，又名寿毅成，浙江诸暨人。1914年毕业于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后，任教于浙江法政专门学校，讲授财政学及经济学，历时六年。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担任《公民月刊》编辑主任。期间，复旦大学著名合作经济专家薛仙舟邀请其到复旦大学讲授信托业务一年并兼任中国公学财政学教授。后又返回浙江法政专门学校，任商科主任兼财政学教授。1923年考取浙江省公费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塞利格曼教授的指导下，专攻财政学，1926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和财政：财政制度与思想发展研究》，该论文被列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法丛书”,1926年出版。
留学美国期间，寿景伟于1924年撰成《自由主义与美国之经济政策》一文，介绍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及其在美国的实践(该文刊于《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4期)。回国以后任工商部驻沪办事处副主任、经济部商业司司长、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国际劳工协会中国资方出席代表、中央银行业务局副经理、上海市商会常务理事兼国际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进出口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著有《财政学》《应用统计学》《日本专卖制度考略》等。
寿景伟的博士论文出版时，其导师塞利格曼教授专门为该书撰写前言，认为寿景伟的著作的“几个观点很有趣”：“一是它告诉我们，许多我们原来认为是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思想或多或少的早就被东方前辈所发现”;“二是寿博士揭示了东西方思想的巧妙结合”，“在这一点上，他与另一位中国人——《孔门理财学》的作者陈焕章博士——极为相似”。塞利格曼对寿景伟称赞有加，他说：“虽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有许多有能力的、财政学方面的中国年轻学生，但寿博士或许是第一个刻苦献身于与本民族财政思想结合的财政学的中国学者。他的博士论文无论对东方还是对西方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中国的民主政治和财政：财政制度与思想发展研究》一书的内容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讨论中国古代各流派的财政思想对中国人的财政思维可能产生的影响。具体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财政研究的早期发展，分别介绍了道家、墨家、农家、法家和儒家的财政思想。作者认为，“道家崇尚自然与个人自由”，“信奉政府不干涉原则，其座右铭是‘政府什么也别干’”，道家坚信“最好的政府是最小的政府”。虽然儒家学说在政治和教育领域取得了支配地位，但在财政哲学方面，道家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汉代及宋代的皇帝“由于实行轻税及刚性的政府支出经济政策，实现了辉煌的经济繁荣”。墨家理财哲学的核心是节俭，墨家主张严格控制政府的支出，“如果政府要明智且有效运行，那么就要避免政府支出和服务的增加没有带来公共利益的同比例的增加的情况”。墨子因为其伟大的牺牲精神及其博爱与主张世界和平的理论，有时被认为是中国的耶稣基督，作者认为，在中国古代五个主要的学派中，农家最被忽视，农家的创立者许行有时被称为中国古代的托尔斯泰，许行“主张以合作农业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反对竞争性的商业企业。主张农村自治，反对官僚专制。主张建立劳动制度，反对资本制度。主张实行土地公有，培养合作精神，管理者必须参加劳动，无须征税”。寿景伟认为道家、墨家、农家都是主张实行小政府、少干预的学派。“其财政思想更多地是关注政府开支的限制与监督，而不是税收制度的改革。”
寿景伟认为法家“赞成最大程度的国家控制，制定其实现大量政府收入的财政政策，以贯彻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纲领”。他分别介绍了管子、李悝、商鞅的财政思想，分析了法家学派财政思想的优点和缺点。他认为“法家学者是务实的政治家，他们相信财政经验而非财政唯心主义”，“他们坚信一旦政治与经济发生变化，财政制度亦必须相应改变”。但是，法家财政权宜之计的原则，亦有其一定的缺陷，“它使政治家将人民的利益置于政府利益之下，公共财政置于无用的暴君之下”。
寿景伟认为，儒家财政思想是平衡道家、墨家和农家的财政唯心主义和法家的财政经验主义的财政学说。儒家学说的创始者孔子及其学派的财政思想包括收入、支出及收支关系三个方面，寿景伟对此分别做了详细介绍。在财政收入方面，儒家首先坚持财政正义；在财政支出方面，儒家认为政府开支应该遵循经济性与人道主义的原则；在收支关系方面，儒家主张严格按照《周礼》的标准执行，实行严格的预算制度，“预算的最重要的原则是政府的公共支出的数量必须与其可能的收入的数量相称，以入制出”。
二是儒家和法家及法学家儒家之间的财政争议。第一次争论是公元前81年汉代围绕盐、铁问题展开的一场争论，即著名的盐铁会议。桓宽根据当时盐铁会议记录整理撰写的《盐铁论》是中国古代一篇非常有价值的财政文献。第二次争论是公元794年唐代正统派儒家陆贽与法学家儒家杨炎围绕土地税改革展开的争论。第三次争论是北宋时保守的儒家与新儒家围绕财政问题展开的争论，该争论在北宋早期达到高潮，后者的著名的代表性人物是王安石。
三是财政研究停滞不前的原因分析。寿景伟对中国自汉武帝以来财政研究停滞不前的原因从九个方面进行了分析：(1)“独崇儒术与随之而来的保守主义的盛行的影响”。(2)“道家无为而治的政策被采纳，导致财政问题没有成为社会焦点而引起广泛讨论，而财政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社会大众至关重要的利益问题，如税收、公债及收费调整的关注”。(3)“大部分中国学者与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家倾向于低估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以强调精神和道德生活的倾向不同”。(4)“中国学者更多地从财政史而不是财政思想史的角度考察财政”。(5)“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农业社会最不利于税收立法的稳定与土地税的增加”。(6)“作为未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已经对盐、铁等类似生活必需品征税，因此没有学者希望对已经课征重税的贫困阶层再进一步开征新税以增加其负担”。(7)“垄断政策作为一种财政措施亦能收到征收直接税的同样效果”。(8)“政府财政缺乏透明度也是制约财政科学发展的技术因素之一”。(9)“周代以来宪政的缺乏”。
四是从一个新角度看财政研究。作者认为，“中国如果没有宪政，要建立现代民主财政制度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认为有必要考察中国财政制度的变迁。
第二部分为“中国财政发展简史”。这一部分分三个历史时期介绍了中国财政制度的历史变迁。
第一个历史时期为封建财政阶段(公元前2698—公元前216)。这一阶段的内容包括：井田制(公共土地制度)的发展、夏朝的朝贡制度、殷代(商朝)的援助制度、周代的共享制度、其他形式的财政收入、货币和银行制度、财政管理机构、周代财政制度的一些特殊功能、从封建财政向帝国财政的转变。
第二个历史时期为帝国财政阶段(公元前216—1912)。这一阶段的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秦代至唐代中叶(公元前216—公元780)财政的发展”，主要内容有盐、铁的政府垄断，交通和价格水平的政府监管，王莽时期土地国有化的尝试，汉代晚期货币制度的统一，汉代晚期公共账户审计的集中化，晋朝和北魏井田制的重新恢复，隋代盐税的废除，唐代初年三重征税制度的管理，唐代中期刘晏的盐税管理改革。第二部分为“唐代中叶至明代晚期(780—1580)的财政进步”，主要内容有杨炎的两税法改革，白酒税收重要性的增加，茶税的发展，宋代财政管理权的集中，北宋中期王安石的财政改革，宋、金、元三代纸币流通地位的上升及其通货膨胀，唐代晚期至明代初年土地税制度和公共土地政策的变化，明代初年土地制度及个性化的服务税的实施，五代及宋、元、明的盐税管理改革。第三部分为“明代晚期及清代(1580—1912)的财政进化及倒退”，主要内容有1580—1725年土地制度及个性化的服务税改革，明代晚期过高的矿业税的开征，清代的财政管理改革，捐纳及其他不良的财政措施，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厘金的开征，鸦片战争后关税自主权的逐步丧失，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公债的增加，1894年和1898年内债的实验及省级公债的开征，工业贷款的增加，晚清财政改革的尝试及其对目前财政的影响。
第三个历史时期为共和财政阶段(1912— )。这一时期的内容包括财政分权时期(1912—1913)、财政集权时期(1913—1916)、财政解体时期(1916—1926)、财政重建时期(1926— )、一些建设性的财政措施(建设性措施与国内税收的关系、建设性措施与海关的关系、现行海关管理调整的建设性方案、结论)。
第三部分为“财政改革与中国民主的未来”。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是“制定财政道德的几个原则，根据真实的和渐进的民主理想，提出了在中国实际应用的若干建议”。寿景伟认为，虽然建立民国已有15年时间，但宪政民主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什么是民主呢？他借鉴美国总统林肯关于民主的“民有、民治、民享”的著名演讲词提出了中国未来民主财政的构想。
一是“民有财政与税收管理及公共债务的民主原则”。具体内容包括：地方财政约束的财政自主权；民间的控制，而不是军事管制；通过税收而不是通过贷款获得财政收入；直接税与间接税；税收制度改革建议(道德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区域因素、政治因素、管理因素、技术因素、心理因素、结论)。
二是“民治财政与预算的立法控制”。具体内容包括：税收的代表性；严格执行行政责任的账目公开；基于科学核算的有效预算；通过舆论对预算进行有效控制。
三是“民享财政与控制公共支出的准则”。具体内容包括：财政是为了战争还是为了和平；政府的支出是否合理；公有企业是按最大福利还是按最大收入进行管理；建设性支出是为了社会发展还是为了社会改良。
寿景伟的博士论文发表以后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芝加哥大学著名的汉学家H.F．宓亨利教授1930年在《政治经济杂志》发表了针对该书的书评，认为该书“对于对中国财政发展有兴趣的人来说，是一项宝贵的研究，在英文著作甚至其他著作，包括汉语著作中，该书无疑是有关中国财政研究的最优秀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