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20世纪50年代留学生的经济学研究

1949年以后，随着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历史性巨变，经济思想亦开始了由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导向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导的转型。但在中国大陆经济思想的这一历史性嬗变的初期，由于民国时期留学西方潮流的余波的影响，中国经济学界并没有完全中断与西方经济学界的联系，中国经济学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影响。特别是台湾地区，仍然延续了与欧美的紧密联系，大规模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

中国自清末开始就有留学生在欧美留学，学习经济学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到1949年，中国在欧美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者多达300余人。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终止了向欧美派出留学生。但是，仍然有不少在1949年前在欧美留学未完成学业的学生在1949年以后继续在欧美学习，直至完成学业，其中以留美学生居多。此外，20世纪50年代也有一部分台湾学生及东南亚华侨子弟留学西方国家。以上因素使得20世纪50年代仍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在欧美国家留学，他们中间有一部分学习经济学专业并获得博士学位(见表2—8和表2—9)。

表2—8 20世纪5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的经济学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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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陈观仪曾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伯尼分校经济学系教授，主要学术领域为农业与经济发展。

2．陈世振曾任之江大学教务长，1949年以后去美国。

3．郑宝崙(1922—? )，上海人，1956年获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消费品的耐用性和商业不稳定性》(Durability of Consumer Goods and Business Instability )。博士毕业后任教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4．蒋中一(Chiang Alpha Chung-I,1927—? )上海人，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硕士学位，195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61年至1964年任丹尼森大学经济系主任，1964年起任康涅狄格大学经济系教授。他还是美国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员。著有《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Fundamental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英文版出版于1967年，商务印书馆于1999年出版中文版)，该书是美国著名大学长期使用的数量经济学教材。

5．周文楷(Chou Victor Van-Kai,1922—1989)，江苏江阴人。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系，后担任第四战区战地司令部和美军第十四航空大队(飞虎队)翻译。1946年留学美国，1948年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53年获博士学位。历任全美最大的农机具生产企业——爱时公司(Alllis Chalmers)首席经济师、美国商业部经济顾问、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Milwaukee)分校工商学院教授。

6．周华章(Chow Hua-Chang,1917—1968)，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江阴，中国数量经济学先驱。1928年入同济大学附属中学。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学习气象学专业，1938年毕业，进入军队担任技术教官。1941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师从陈振汉，攻读经济史专业硕士学位，硕士论文为《社会变迁之各种方式》。研究生毕业后曾任教于成都高级商业专科学校、同济大学附设高级职业学校、军令部边务研究所。1944年在《新经济》半月刊上发表《经济史研究之前瞻》一文，介绍了两种经济史的研究方法。1945年在《新经济》半月刊上发表《工业区位理论的修正说》《决定工业区位的实际方法》等区位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对区位经济学奠基者韦伯(Alfred Weber)的理论做了部分修正。抗战胜利以后担任中国工商学会研究部主任，负责编写《每周经济动态》的经济指数。1949年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及著名的运筹学家、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等，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1953年回国，任教于华东纺织工学院、清华大学。

7．钟安民(Chung An-Min,1921—2008)，广东人，清末第二批留美幼童钟文耀之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女婿。1953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1928—1949》(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1928—1949)，费正清主编的著名的汉学著作《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曾引用该书资料并将其列为参考文献。博士毕业后留居美国费城。

8．费景天(Fei Edward Ching Tien)，费景汉之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1955年获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

9．耿元学(1905—? )，于1933年作为沪江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当选为中国基督徒学生会全国临时总会会长，次年大学毕业后受聘为基督教青年全国学运执行干事。20世纪40年代，出任沪江大学训导长。

10．胡敦元(Hu Tun-Yuan,1902—1975)，安徽绩溪人，192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5年赴美留学，1927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参加第三国际。195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曾任职国家外贸部、北京外贸学院。

11．李培恩(Lee Baen Elmer,1889—? ),1910年毕业于之江大学，纽约大学工商硕士，1931—1949年任之江大学校长。

12．孙义宣(Sun I-Shuan,1920—2014)，浙江奉化人，194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53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入台湾政界，担任过多种秘书职务，后步入银行界，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董事。著有《台湾贸易政策和经济发展》《国际货币制度》等著作。

13．杜度(Tu Tu,1917—? )，江苏如皋人，中央大学研究院硕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1950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一般均衡与宏观计量经济模型。

14．杨叔进(Yang Shu-Chin,1917—2001),1941年考取南开大学货币银行学专业研究生，1943年获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硕士论文为《经济扩展与货币政策》。后任教于云南大学、重庆大学、南开大学。1946—1949年获得美国国务院奖学金赴美留学，1955年获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泰国复合汇率经验》(Thailand's Experience with Multiple Exchange Rates)，该论文1957年由威斯康星大学出版，出版时书名为“复合汇率制度：泰国经验评估(1946—1955)”(A Multiple Exchange Rate System:AnAppraisal of Thailand's Experience,1946—1955)。袁同礼的《1905—1960年间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1961)将“杨叔进”误作“杨叔勤”。

15．杨雪章(Yang Sueh Chang,1918—? )，博士毕业以后回国，著有《凯恩斯主义》(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凯恩斯主义挽救不了美元霸权的崩溃》(1965年第5期)、《资产阶级利润论剖析》(1966年第1期)两文。

16．日本学者城山智子在其所著的《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一书中认为杨雪章的博士论文“深入考察了白银流动对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影响，以及农村购买力变化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但城山智子认为该论文“的分析中缺少对中国金融市场同世界白银市场相联系的制度设置的考察，也缺乏对使城乡环节结成一体的本国金融体系结构的考察”。(参见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资料来源：Tung-li Yuan,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 Washington, D.C.,1961.

表2—9 20世纪50年代中国留欧学生的经济学博士论文

注：1．陈志让(Chen Chih-Jang,1919—? )，四川成都人，《剑桥中华民国史》作者之一，后著有《袁世凯传》。1943年考入南开大学(西南联大)经济系，攻读经济理论专业硕士学位，1945年获南开大学硕士学位，硕士论文为《计量经济之理论研究》。1947年考取中英庚款赴英国深造，1956年在伦敦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1963—1971年执教于英国利兹大学，先后担任讲师、高级研究教授，1987年以后，为加拿大约克大学名誉教授。1980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

2．邱绪瑶(Chiu Hsu-Yao,1917—2012)，出生于北京，祖籍湖北黄冈，曾就读于燕京大学、武汉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1954年进入北京钢铁学院，从事工业经济、企业管理等领域的教学工作，著有《冶金工业经济学》等著作。

3．周开仁(Chou Kai Ren),1963—1965年曾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济发展处经济事务干事。

4．顾梅圣(Kou Mei Cheng,1926—? )，安徽合肥人，1948年毕业于震旦大学政治经济系，1950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La nodernization de I'agriculture chinoise)，曾任教于东吴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担任全国大学法语教学研究会会长。袁同礼的《1907—1963年间欧洲大陆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目录》将“顾梅圣”误作“顾梅生”。

5．饶汉礽(Jao Han-Yin),1950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1931年以来的国际货币政治与金本位》(L'etalon or et la politique monetaire internationale depuis 1931)。

资料来源：Tung-li Yuan,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1916—1961; Tung-li yuan,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1907—1962, Washington, D.C.,1964.

以上博士论文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一，博士论文的研究不再像民国时期那样注重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而是转而研究国外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理论问题。20世纪50年代的博士论文除了一部分涉及中国经济史外，大部分是研究欧美及东南亚经济问题的，很少有论文选择中国当时的现实经济问题作为研究主题。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制度经历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经济体制经历了由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转轨，欧美留学生对于中国大陆新的经济形态不熟悉，加之当时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受到严格的限制，获取大陆资讯非常困难。尽管如此，仍然有两篇探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的涉及海峡两岸现实经济问题的博士论文：王德华(Wang Te-Hua)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改革》(Land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和郭福培(Kouo FouPei)的《台湾的土地改革》(La réforme agraire à Taiwan)。

第二，有关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其中以发展经济学为重点。20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崩溃，亚、非、拉三大洲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这些落后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开始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留学生出于对自己祖国发展命运的关注，自然对当时兴起的发展经济学饶有兴趣。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国留学生中就有张培刚等以发展经济学作为博士论文选题(他本人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先驱)。20世纪50年代中国留学生有关发展经济学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内容比较广泛，涉及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历史、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如工业、农业、贸易、税收、投资、外资等)及经济发展的国别与区域研究，这方面的论文如张是我(Chang She-Wo)的《人口密集的不发达国家工业化问题》(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Densely Populated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诸云云(Chu Esme YunYun)的《马来半岛的经济发展：一个多元社会的难题》(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laya:The Problem in A Plural Society)、侯继明(Hou ChiMing)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外资：1895—1937》(Foreign Capital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1895—1937)、徐益生(Hsu Ih-Sen)的《加速中国工业发展的可能性因素研究》(A Study of Possible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黄维仁(H uang Wei-J en)的《不发达国家发展中的农业合作问题》(Problems of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in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李敦仁(Li Dun-Jen)的《英属马来半岛的经济发展(1895—1938)：远东的大英帝国研究》(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alaya 1895—1938:A Stud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Far East)、刘崧生的《工业化浪潮中改善中国农业状况的可能性》(Possibilities of Improving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Situation through Industrialization)、陆宗源(Loh Arthur Tsung-Yuan)的《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应用》(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in An Under developed Country,as Applicable to China)、鲁崇岱的《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Elements of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毛卓亭的《税收和加速工业化：中国1928年至1933年税收体系》(Taxation and Accelerated Industrialization,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Tax System During 1928—1936)、麦文绍(Mark Shelly M.)的《夏威夷的价格管制：一个地方内部工业化方法》(Price Controls in Hawaii:A Regional Interindustry Approach)、邵丙昆(Shao Bing-Kun)的《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方法论》(Method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in China)、唐宗明(Tang AnthonyMing)的《南方农业经济发展分析》(An Analysis of South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Agriculture)、王继祖的《东南亚战后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1946—1952》(The Postwar Development of the Foreign Trade in Southeast Asia,1946—1952)、周开仁(Chou KaiRen)的《东南亚背景下马来亚战后资本构成趋势》(The Post-war Trend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Malaya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outheast A-sia)、吴庆瑞的《不发达地区国民收入估计技巧：特别关注亚洲和非洲》(Techniques of National Income Estimation inUnderdeveloped Territorie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sia and Africa)、徐维福的《外国投资与中国经济的发展》(Le Financementétranger du développementéconomique en Chine)、顾梅圣的《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第三，经济学博士论文作者再次向美国集中。清末民国时期，近代经济学高端留学人才在国别分布上经历了一个从集中于日本到集中于美国，再到向欧、美均衡分布的过程。北洋政府时期(1911—1926年)，内容为经济学的博士论文的作者共45人，其中美国留学生29人，占绝对多数，欧洲留学生仅16人。1927—1937年，留美博士论文内容为经济学的共58篇，留欧博士论文内容为经济学的共80篇，留学欧洲的经济学博士人数超过美国。1938—1949年，由于欧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留欧人数有所减少，留美博士论文内容为经济学的共有47篇，留欧博士论文内容为经济学的共有38篇。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学高端留学的目的地再次向美国集中，这一时期留美博士论文内容为经济学的共有79篇，留欧博士论文内容为经济学的仅有10余篇。中国经济学高端留学人才再次向美国集中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全球具有绝对支配地位的经济大国，政局稳定、教育发达，而当时的欧洲不仅经济地位一落千丈，而且面临战后重建的重任，社会矛盾尖锐；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经济学人才向美国集中，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学人才的聚居地，经济学高等教育水平大大领先于欧洲，对世界各国留学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由于中国大陆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且经济思想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学专业的留学欧美的留学生不像民国时期的留学生那样绝大多数一毕业就立即回到中国大陆，其去向主要有三：一是回到中国大陆；二是去往中国台湾及东南亚地区；三是滞留欧美。

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学正经历由西方经济学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转型，回到中国大陆的经济学专业的留学生大多经历了彷徨与挫折。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特别是1953年的院系调整和向苏联派遣留学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升为主流和正统经济学，成为大专院校和广大干部的必修课，而西方近现代经济学则成为经济学界资产阶级思想的代名词，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一直处于挨批判、被取缔的境地。很多从欧美回国的经济学家不仅没有受到重用，反而成为各种运动批判的对象，一些人转而以批判西方经济学为业，现代经济学的薪火几近在中国大陆失传。但由于他们青年时代在欧美打下了深厚的经济学根基，所以后来不少人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各领域的中坚，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中国经济学再次走向世界的领军人物，也成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推动者。

进入中国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学专业的留学生则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学教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滞留美国的中国经济学专业的留学生致力于经济理论的创新，有的甚至作出了影响世界经济学发展的开创性贡献(如费景汉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以下从各经济学分支学科分别介绍20世纪50年代的留学生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1)计量经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方面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前者注重定性分析而后者注重定量分析。1949年以后，由于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得了绝对的支配地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开始与计量经济分析渐行渐远，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培养的新一代经济学家更是几乎与计量经济分析绝缘。20世纪50年代回国的一部分以计量经济研究见长的经济学专业的留学生回国以后由于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无法施展拳脚，不得不另谋出路，有的转而从事数理统计方面的研究，从而使计量的长处得以保全，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再次被引入中国以后，他们很快将计量与经济学结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经济学的奠基者，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是林少宫。

1952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的林少宫，以计量经济研究见长，其博士论文为《经济理论中估测真实物质收入的指标》(The Economic Theory of Index Numbers in the Valuation of Real Material Income)。毕业后在美国俄亥俄州地顿大学(University of Dayton)任教，1954年回国，一直任教于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他主要从事数理统计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196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著的《基础概率与数理统计》一书，填补了该学科的空白。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引进西方经济学，他将学术研究的重点转向数量经济学方面。著有《优化数学要义——及在经济学和企业中的应用》(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微观经济学的数理分析导引》(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微观计量经济学要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成为中国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统计方面的学术泰斗，为现代经济学特别是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学术贡献。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以计量经济学见长的经济学者，使以理工见长的华中科技大学出现了“经济学群”现象。

滞留欧美的20世纪50年代的留学生中计量经济学研究成就最突出的是邹至庄。他1955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美国汽车市场需求：耐用消费品的研究》(Demand for Automobiles in the United States:A Study in Consumer Durables)是在芝加哥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严格指导下完成的，论文用计量的方法研究了汽车市场。该论文1957年编辑成书由阿姆斯特丹North-Holland出版社出版。1960年邹至庄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检验两条线性回归方程式的系数是否相同》(Tests of Equality Between Sets of Coefficients in Two Linear Regressions)，该论文在发表后几年内成为全球经济学界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著名的“邹氏检验”(Chow Test)，主要是用回归的方法对经济中结构性的变化进行研究的一种统计检验，目的是找到经济变动中不同变量的关系，该方法成为计量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

(2)发展经济学研究。20世纪40年代以张培刚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在发展经济学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渐入佳境，中国留学生在发展经济学研究方面继续领先于世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费景汉。

费景汉是蜚声国际的发展经济学家，他早在1955年和1956年就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刊物《美国经济评论》和《经济学家》上发表了有关投入产出理论的论文。1961年他与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开始合作撰写发展经济学论著，1964年出版了两人合著的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劳动剩余经济发展之理论与政策》(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Theory and Policy)，这是继刘易斯著名的“无限制劳动供给”模式之后最有名的经济发展理论。他们对发展经济学中的著名的刘易斯模型做了改进，其理论要旨在于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剩余与不再剩余之间的转折点，在此转折点前后，不同的技术条件对于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影响，从而必须调整互相配合的政策，这一理论对于经济落后国家由农业转向工业发展的途径有重要的指引作用。他们提出的这些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被称为“费景汉—拉尼斯模型”(Fei-Ranis model)和“费景汉—拉尼斯拐点”，成为20世纪发展经济理论的经典成就。1979年费景汉与G.Rains、郭婉容合作撰写了《伴随着公平的成长：以台湾为例》(Growth with Equity:The Taiwan Case)一书。该书分析了在台湾经济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发展早期所发生的所得分配恶化的情况，而是呈现出高增长率与公平分配并存的局面。这一研究使得台湾经济增长奇迹成为库兹涅茨从事研究的一个特例，并使台湾成为世界银行专家们非常感兴趣的研究对象。

(3)经济史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何炳棣、张仲礼、侯继明和刘广京。

何炳棣早期留学美国期间致力于英国经济史的研究，其博士论文为《英国的土地与国家(1873—1910)：一个土地改革与土地政策的研究》(Land and State in Great Britain,1873—1910:A Study of Land Reform Movements and Land Policies)，稍后转入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内容涉及人口、农业和社会结构等方面。代表性的论著有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1959年英文版),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为书名出版了由葛剑雄翻译的中文版；2000年经何炳棣本人建议，书名改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何炳棣的其他著作包括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1962)、《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1969)、《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另在著名的《经济史学报》(英)、《美国历史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经济史方面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他对研究有使命感，选第一流的题目，做第一流的学问。中国人口的数字很难精确，他的《中国人口史论》是第一部比较精确地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专著。书中有很多重要的发现。例如，以前学术界认为丁就是人头，但他发现丁是纳税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假如说丁只是纳税人，那整个中国的人口数要多出很多。伦敦《泰晤士报》曾发表社论介绍此书，这在学术界是很少见的。

何柄棣的博士伦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1873—1910)：一个土地改革与土地政策的研究》除“序言”和“分类参考资料”外，正文部分共分六章：“激进土地政策的组成因素”“‘大萧条’期间农业的改变与乡村土地问题”“国家与乡村土地：1873—1905”“土地改革诸会社的共同纲领：征收土地增值税”“国家与城市土地：1873—1905”“全国性土地政策的初现：1906—1910”。该论文的最大优点是史料扎实，引用了英国议会101种文件，这些都是翔实、多视角的第一手资料，包括1870年至1910年有关土地问题的《议会辩论》、议会关于城乡土地及地方财政等问题的专门文件、由英王指令刊印公开出售的指令文件，特别是利用了“罕为人知、幸存于哥大塞里格曼专藏和纽约公共图书馆亨利乔治专室的不少19世纪后半和20世纪初叶英国主要土地改革会社的章程、会员录、年报、重要公开演讲、联合各种进步分子，扩大宣传游说，以至1906年后向当政自由党政府施压请愿等等的纪事专册”，这些都是“真正‘草根性’的最原始史料”。此外，论文还引用了“当代”资料142种，主要是1870—1910年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有关主题的当事人的著作以及当时专业性很强的期刊论文。该论文得到了英国农业史经典之作English Farming,Past and Present(19世纪末初版， 1962年第六次扩充版)的高度评价，该书长达200页的书目序言中认为学术界有关19世纪英国农业及贵族大地主阶级功能演变的研究，论者大多见树不见林，“对农业史家而言，这方面最好的出发点是何炳棣拓建性、但可惜未曾出版的、1951年完成的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1873—1910》。这个值得赞扬并富启示性的研究，解析了构成J.S.Mill 1870年成立的地权改革协会的多项纲领的历史渊源，并进而考察了20世纪初叶自由党前后内阁乡村和城市土地政策的决定因素”。

张仲礼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以中国绅士问题的研究见长。在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结构中，“士”的地位最高，但中国历史上对于这一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阶层的经济地位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尚付阙如。1948年张仲礼在华盛顿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完成硕士论文《关于改组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议》以后，被聘为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研究计划研究员，同时在华盛顿大学经济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华盛顿大学是美国研究亚洲和中国的中心之一，研究中国的重点是19世纪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史。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有大量的清政府官方文献，19世纪中国重要官员的文集和奏稿以及地方志、宗谱、家谱、族谱等资料。张仲礼利用这些资料，着力研究了19世纪中国绅士的经济社会地位，他把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扎实的史料根底与西方的数理统计方法相结合，1953年完成博士论文《19世纪中国的绅士：从他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论证其经济地位》(The Gentr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Their Economic Position as Evidenced by Their Share of the National Product)。该文从特定的社会阶层入手，对晚清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加以科学的实证分析，填补了当时中国学术研究的空白。

1955年和1962年，张仲礼又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撰成《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和《中国绅士的收入》两书，相继在美国以英文出版。这两部书既注意史料的挖掘，“充分利用了华盛顿大学收藏的《清实录》、《东华录》、《大清会典》等清代官方书籍和大量地方志等资料”，又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每本著作都有40多张统计表格，这些表格多数是根据第一手资料自编而成”。“直至今日，这两部著作仍被中外学术界认为是对晚清中国绅士的开创性力作”，“美国、欧洲、日本的一些大学还将两书列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课程的重要教学参考书”。1958年回国以后，张仲礼继续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在中国资产阶级、近代在华外资企业、中国近代城市史等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侯继明是研究中国近代外国对华投资史的专家，他195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外资：1895—1937》。他认为“外资入侵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并无阻碍与破坏，相反地确有‘促进’、‘推动’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外资企业阻碍了华资企业的发展，并统治了中国经济。侯继明将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整理成《1895—1937年外国在华投资的压迫论》一文，发表在1961年《亚洲研究杂志》第20卷第4期上。该文“从中外企业的财力、管理、盈利能力、再投资方针、税负、管理的勒索以及民族主义、抵制外货和爱用国货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并且列举了外资企业的一些不利条件和一些有利于华资企业而为外资企业所无法享受的条件，以此来反对上述的压迫论”。同年，他还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第10卷第1期)上发表《对外贸易、外国投资和国内发展：1840—1937年间中国的经验》一文。该文从“外资引起的‘抵制’作用”“外资的‘培训’与‘示范’作用”和“外资引起的‘连锁反应’”等方面“论述了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作用’”。

正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侯继明1965年出版了《外来投资与中国经济的发展：1840—1937》(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一书，该书被列入“哈佛东亚系列丛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中国经济史的经典之作。费正清主编的名著《剑桥中华民国史》有关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投资部分的统计资料几乎全部引自该书。

此外，侯继明1963年9月还在美国《经济史杂志》(第23卷第3期)上发表《经济二元论：1840—1937年中国的例子》一文，该文针对当时国际上流行的二元经济理论，以中国经济史为例做了实证分析，他认为在现代经济成长过程中，中国“传统经济并未萎缩”，“由于对中国传统经济的需求在增长，中国的传统经济也有了发展”。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并存’的二元论”。

刘广京攻读博士期间致力于中国航运史的研究，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为《中国的两个轮船公司(1862—1877)》(Two Steamship Companies in China,1862—1877)，这一研究方向奠定了他一生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他后来继续研究中国晚清航运史，196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1862—1874)一书，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经典之作，该书1988年由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2012年社科文献出版社辑录刘广京的有关论文，出版了《刘广京论招商局》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