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1 全球采购

公司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公司的能力、规模、在供应链中的地位和公司历史。以上因素甚至包括公司国别的不同，不仅影响全球供应链组建模式，包括国外市场的服务模式、制造技术和生产规划、内部和外部供应商的选择、自制或采购选择，而且影响全球供应链定位决策。

Miguel等（2014）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指出，由于全球供应链管理队伍的分散性，公司高层管理团队的能力造就了不同的供应链管理模式，成为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

Marsillac和Roh（2014）利用产品、流程、供应链的三维并行工程理论基础，通过案例对比分析，得出产品设计的变化改变了流程的范围和规模、定制能力、柔性流程技术和合作关系。

此外，Roh等（2014）指出反应型供应链是制造战略的重要部分，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证明影响反应型供应链战略执行的关键因素不是制造公司所在国家或地区，而是公司规模和产业、客户、供应商特性，反应型供应链战略不仅是社会—关系的集成，还是技术—流程的集成，前者体现在前摄性信息分享、合作、承诺，后者体现在先进的制造技术和拉动型生产，反应型供应链战略的成功执行意味着基于时间的高绩效。

Kouvelis和Li（2013）针对离岸外包中需求和产出不确定情况下的应急反应问题，提出了两种应急反应选择：将应急订单下达给另一个最快、最可信供应商的应急生产、通过加急运输实现的应急生产和运送，并分别给出了有关应急订单、循环订单、库存计划等有关方面的最优决策。

Hammami和Frein（2014A）开发了一个有关全球供应链设计的数学优化模型，采用非线性的利润分割法进行转移定价，帮助进行有形活动以及研发、供应商管理等无形活动的选址决策工作。此外，Hammami和Frein（2014B）还开发了一个有关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数学优化模型，帮助进行相关决策和转移定价，应用边界设定法和利润分割法，考虑汇率、税率、关闭成本等各种因素，对比计算绩效所得，为供应链重构提供依据。

Chen和Deng（2013）研究发现尽管供应商认证可以降低全球供应链中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获取高绩效，但对供应商确定性认证标准的选择影响了供应商质量投资程度，有时会导致质量投资的缺乏，影响获取高绩效。噪声认证对质量投资的作用更是模糊不清，当认证标准数量有限时，噪声认证也可以使买方搜索更多样化的供应商。当信息高度不对称时，噪声认证的引入可以缓和投资不足的问题。

此外，跨国企业如何在对外直接投资、建立国外分支机构、离岸外包三种生产方式之间进行选择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全球供应链战略选择的动因，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或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圈养资源）是企业内分工的实现形式，是市场内部化的一种体现。市场内部化是由于外部市场交易成本高而避免产品所有权交换的一种管理模式。跨国企业以内部化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可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也可以获取知识产品（技术、专利、专有技术、管理技术、信息、商誉等）。离岸外包是企业间分工的实现形式，离岸外包是企业通过外部市场获取资源的一种管理模式，离岸外包能够通过节约成本、获取资源提供价值，不同的是，其节约的不是交易成本，而是基于接包国和发包国国内人力资源成本、生产成本等的差别节约企业经营成本，获取的资源更多的是技术和市场等知识的渗透，以及业务流程的再造和过程的改善。

因此，基于资源的考虑，即对知识产品的需求，或者基于成本的考虑，即降低交易成本或者总体经营成本，企业根据自身能力和地位的不同或者其他因素，选择采取内部化方式或离岸外包方式构建其全球供应链。

在全球供应链均衡理论的基础上，Tomohiro（2014）构建一个行业内闭环模型论证了行业输入密度和产业内异质度共同影响公司全球采购的组织选择。

Schwarz和Suedekum（2014）研究指出在不完全合同环境下，公司需要考虑中间投入的数量、外部供应商与集成分支机构的可得性、中间投入的国外市场可得性，从而决定其全球供应链的复杂度，即内部与外部供应的混合应用。

Schneider等（2013）应用交易成本学对全球采购中地区差异和绩效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一种异常现象。根据交易成本学，交易类型从基本到复杂，治理结构从松散集成到高度集成，对于高绩效者交易类型与治理结构应该是相互匹配的，但是在全球采购中，绩效的不同更多地依赖交易类型而非治理结构，因此绩效的获取必定存在自我选择性纠正等其他驱动因素，同时供应商所在区域近，则交易类型和治理结构会存在高度的不匹配现象，在治理结构上出现过度集成。

无独有偶，研究全球供应链战略选择与其驱动因素匹配现象的学者还有Elia等，Elia等（2014）采用扩展交易成本学，分析了圈养资源（captive offshoring，指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通过内部供应市场采购资源）与离岸外包的治理选择与成本绩效和服务质量绩效的关系。他们指出治理选择依赖于交易、区位和公司特定因素，不同因素对于不同的绩效产生不同影响，例如对于复杂性任务，选择圈养资源的治理方式可以获得更高的质量绩效，而采购人力资源时，规模较大的公司更倾向于离岸外包，成本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在涉及不匹配现象的分析中，Elia等（2014）同样应用了自我选择性纠正作为驱动因素进行研究。

Jayaraman等（2013）针对印度的业务流程服务采购，提出了三种治理控制机制：结构（与外部供应商建立契约）、管理（在企业内部进行责任的分配与界定）和关系（与外部供应商建立合作与信息共享等集成关系）。他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任务的连接性和安全性较高时，结构和管理机制更多被采用，而终端客户导向程度较高时，关系治理机制更多被采用，在综合的驱动因素下，三种治理机制可以互补的关系作用于服务采购绩效。

因此，综合外部与内部市场的优劣势，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许多企业要构建复杂的混合采购模式，不仅包含外包供应商还有内部集成供应商（Schwarz and Suedekum,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