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斯图亚特和斯密的货币理论的关系

斯密的货币理论同斯图亚特的货币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斯密熟悉洛克、休谟和坎蒂隆等人的货币理论，更熟悉斯图亚特的货币理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在自己的著作中公开引证过洛克、休谟和坎蒂隆，唯独只字不提斯图亚特。

马克思仔细地比较了斯密和斯图亚特的货币理论，发现斯图亚特的理论是斯密的理论的秘密源泉。斯图亚特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被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盖了过去。英国经济学界和公众的注意力开始从曾经最有威望的经济学家斯图亚特转向亚当·斯密。此后，斯图亚特逐渐被公众甚至经济学家所遗忘，甚至被当做一条“死狗”，而斯密却被看做斯图亚特的货币理论的创立者。关于这一数典忘祖的情况，马克思写道：“法的历史学派所说的 ‘历史’发展的民族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常忘记自己的历史。因此，虽然商品价格对流通手段量的关系这个争论问题，在这半个世纪中一直惊动着议会，在英国为它出版了成千种大大小小的书刊，但是斯图亚特依然是 ‘死狗’，有过于莱辛时代的莫泽斯·门德尔森眼中的斯宾诺莎。连最新的《currency》[‘通货’]史家麦克拉伦都把亚当·斯密看作斯图亚特学说的创立者，正如把李嘉图看作休谟学说的创立者一样。”

在比较斯密和斯图亚特、李嘉图和休谟之后，马克思认为，李嘉图曾使休谟的学说更加完善，而斯密却只把斯图亚特的研究成果当做死的事实记录下来。马克思指出，斯密“偷偷地采用了斯图亚特的理论”，他“把他的苏格兰格言 ‘得到了一点，就不难得到许多，但是困难就在于得到这一点’，也用到精神财富上，因而小心翼翼地隐瞒了他实际上借以得到许多的那一点的来源”。

斯密是一位治学态度严肃的学者，按说不应当隐瞒自己的理论来源。他这样做，也许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斯图亚特同觊觎王权的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有瓜葛，而斯密本人的政治倾向使他自己感到有必要同斯图亚特划清政治界限。他这样做，也许还出于这样的考虑：斯图亚特在一定程度上主张国家干预和保护主义，而斯密本人则坚决主张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

在货币理论方面，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之间确实存在马克思所揭露的那种秘密联系。不过，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时，有一个情况也应加以考虑。这个情况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的货币理论除了来源于斯图亚特之外，还部分地来源于斯密本人在格拉斯哥大学发表的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和军备的演讲。尽管现在对这一演讲发表的时间存在意见分歧，但是有一点各方的看法是一致的，这就是，斯密的演讲和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中的经济理论，是他们各自独立地创立的，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们之中谁受了谁的影响，或者他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马克思关于斯图亚特是斯密的秘密源泉的结论，是在没有看到过斯密在格拉斯哥的演讲的情况下得出的。可以设想，马克思如果读过斯密的演讲，那么是有可能对这一结论做某种补充说明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校正本和《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评价斯密的货币理论的注释中，为我们的这一设想提供了根据。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曾经批评斯密“把流通中的铸币量问题悄悄地抹掉了，因为他完全错误地把货币当作单纯的商品”。后来，马克思进一步研读《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发现斯密对流通中的货币量曾经有所论述，便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校正本上对上面的这句话加了一个注：“这句话不确切，有些地方亚当·斯密正确地说出了这个规律。”之后，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此又做了补充说明：“这句话只是对于亚·斯密专门论述货币的那些地方才是适用的。例如，在批评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时，斯密偶尔说出了正确的看法。”马克思紧接着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第一章“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原理”中引证了斯密的两处正确的论点。马克思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我们提供了光辉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