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全球化影响通货膨胀的渠道

尽管关于通货膨胀和全球化关系的经验研究找到了大量的关于全球化可以抑制通货膨胀的经验证据，但许多学者仍然对全球化-通货膨胀假说持怀疑态度，其重要的原因是在关于全球化抑制通货膨胀的传递机制的问题上不同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没有达成一致。

3.3.1 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和时间不一致性假说

Romer（1993）的经典论文提出了关于通货膨胀与全球化的关系的时间不一致性假说。Romer（1993）认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了长期的通货膨胀水平，而根据时间不一致性假说，中央银行有通过通货膨胀来刺激产出的倾向。但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会引起货币贬值，这对于中央银行来说是一个额外的成本。因此经济开放度越高，这一成本约束越强，中央银行利用通货膨胀来刺激产出的动机越弱。不仅如此，实际汇率贬值还使得在任何给定的产出水平下通货膨胀的水平都提高了，这意味着要达到同样的产出目标，一个开放经济体需要以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为代价。换言32之，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陡峭了。这也对中央银行利用通货膨胀政策刺激产出的倾向有抑制作用。这两个解释在后续的研究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

Lane（1997）指出对于大多数的国家而言，经济的规模都不足以影响本国的实际利率，因此，Romer（1993）强调的汇率贬值渠道并不是对通货膨胀和贸易开放度的关系的合理解释。Lane采用一个新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对通货膨胀与贸易开放度的负相关关系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中央银行关心居民的消费福利。因为大多数国家是小国开放经济，贸易品部门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所以不存在产出的扭曲。但是非贸易品部门是存在不完全竞争和名义刚性的，这些因素导致了非贸易品部门的产出低于社会最优的水平。通货膨胀通过刺激非贸易品部门产出的增长可以提高居民的福利，这是中央银行偏向通货膨胀的原因。经济的开放程度越高，非贸易品部门的规模越小，通货膨胀通过刺激非贸易品产出带来的福利收益越低。因此，中央银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通货膨胀偏向相对于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要弱。因为汇率贬值渠道的重要性和国家规模有关，所以Lane（1997）在其经验研究中控制了国家规模的影响。与Romer（1993）类似，Lane（1997）的模型隐含了一个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预言。在贸易部门占主导地位的开放经济体中通货膨胀对产出的刺激作用有限，这意味着贸易开放会使得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陡峭。

Rogoff（2003）指出了贸易开放度提升使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陡峭的另一条渠道。贸易开放会引入竞争，竞争会使得价格灵活度上升，而价格灵活度的上升会使得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陡峭。这一点受到了Sbordone（2008）的质疑。Sbordone（2008）指出，如果竞争可以提升价格灵活度并降低稳态的通货膨胀水平，那么在更低的稳态通货膨胀水平下企业调整价格的动机较弱，价格的灵活性也会随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引致的竞争对价格灵活度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而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

Romer-Lane-Rogoff关于全球化抑制通货膨胀的假说依赖于菲利普斯曲线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而变得更加陡峭这一预言。然而早期的经验研究结果却与这一预言背道而驰。Temple（2002）利用Ball（1994）对OECD国家牺牲率的估计变量作为菲利普斯曲线斜率的代理变量对贸易开放度回归。他发现贸易开放度对发达国家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没有显著影响。Daniels等（2005）在Temple模型的基础上控制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发现贸易开放度越高，实际上菲利普斯曲线越平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采用1960—2004年8个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似无相关回归（SUR），也发现贸易开放度越高菲利普斯曲线越平坦。

贸易开放度越高菲利普斯曲线越平坦的经验证据使得早期关于全球化与通货膨胀的理论陷入了困境。然而，Razin和Loungani（2007）以及Daniels和Van House（2006）很快对此提出了替代的解释。在Razin和Loungani（2007）的模型中，由于全球化使得国内消费对国内产出水平的依赖程度下降了，国内产出对国内CPI通货膨胀的影响相对减小，这使得菲利普斯曲线变得平坦了。Razin和Loungani（2007）进一步假设中央银行最大化消费福利。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全球化使得国内生产对国内消费的影响减小了，所以中央银行利用通货膨胀刺激国内产出的动机也随之减弱。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央银行的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都受到了抑制。Razin和Loungani（2007）的模型还预言金融全球化比贸易开放对菲利普斯曲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大。这是因为在金融一体化的情况下，国内产出和国内消费的相关度更低。

Loungani等（2001）、Gruben和Mcleod（2002）、Razin和Loungani（2007）用资本账户管制代替金融开放度对此进行了经验研究，其结论对Razin和Loungani（2007）的理论提供了支持。Badinger（2009）指出资本账户管制作为一个政策变量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实际的金融开放度。他建议采用一国对外资产负债和其与34 GDP的比率度量实际的金融开放度。其研究结果与Razin和Loungani（2007）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与贸易开放度一样，金融开放度对OECD国家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与长期通货膨胀率都没有显著影响。Daniels和Van House（2006）沿用了Romer（1993）的中央银行关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假设，但是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的定价能力受贸易开放度的影响。全球化使得企业的定价能力减弱。企业定价能力的减弱一方面意味着给定产出水平下的通货膨胀水平更低了，换言之菲利普斯曲线更平坦了；另一方面意味着通货膨胀政策对企业产出扩张的刺激作用减弱了。这将减弱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倾向，因此，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可以降低长期通货膨胀水平。

早期预言全球化使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陡峭的模型与经验证据是不相符的，预言全球化使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平坦的模型却能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并能很好地解释全球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但是Badinger（2009）认为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发达经济体，Badinger的跨国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贸易开放度还是金融开放度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和长期通货膨胀水平都没有影响。Ball（2006）利用G7国家1972—2005年的面板数据得到的结论与Badinger（2009）的类似。Daniels等（2008）也发现在控制了汇率传递效应之后贸易开放度对OECD国家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没有影响。Badinger（2009）对此的解释是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机制改革解决了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然而这样的结论是有问题的。

迄今为止，我们列举的关于全球化和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的关系的研究都采用跨国的横截面数据或者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横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回归的特点是假设参数在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经验研究中这一关于参数的假设是与理论模型的高度抽象相对应的。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过的关于全球化和通货膨胀的关系的模型都强调一条从全球化到通货膨胀的传递渠道，即全球化影响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进而影响中央银行的政策导向和长期通货膨胀水平。这些模型都简单地预言全球化使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陡峭或者更加平坦。换言之，这些模型都假设全球化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的影响是单向的。然而，实际中全球化影响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的渠道是很多的，而作用的方向也是各不相同的。Sbordone（2008）提出了全球化引致的竞争可以至少通过四条渠道影响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而通过这四条渠道的作用方向是不一致的。这四条渠道如下：

（1）全球化引致的竞争可以影响价格的灵活性。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一影响可能并不是单向的。因此，全球化通过这一渠道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的作用方向是不确定的。

（2）全球化引致的竞争可能减弱企业边际成本对自身产出水平的依赖。根据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随着企业自身产出水平的上升，企业的边际成本会随之上涨。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由于不同企业行为之间存在联动，单个企业的成本并不简单地由自身的产出行为决定。理论上这一效应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

（3）全球化引致的竞争可能减弱企业合意价格与其边际成本的联系。企业的加成率与其市场份额有关。这一关联可以用加成率对市场份额的弹性来度量。Sbordone（2008）证明了这一弹性是市场上企业数量的减函数，因为全球化实际上促进了市场的一体化，所以全球化可以被视为增加了市场上企业的数量。因此，全球化会削弱市场份额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这会使得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陡峭。

（4）全球化还会提升对企业商品的需求弹性。这是对企业的定价能力的限制，因此会使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平坦。

综上所述，全球化引致的竞争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影响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这取决于模型中其他相关参数的取值。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横截面模型或者假设参数在各国差异不大的面板数据模型36发现经济开放度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系数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也不能断言全球化对菲利普斯曲线没有影响。因为当一些国家的菲利普斯曲线因全球化而变得更加陡峭时，其他一些国家的菲利普斯曲线完全可能因为全球化而变得更加平坦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全球化在样本各国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利用横截面或面板数据模型得到的参数的均值估计很可能为零，但事实上全球化却对各国的菲利普斯曲线产生了显著影响。

Qian（2009）对9个主要OECD国家的时间序列分析证实了这一点：全球化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的影响至少对部分的OECD国家是显著的，而这一影响的方向在一些国家之间是不一致的。然而仅凭这一点尚不足以证实全球化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影响确实降低了长期通货膨胀的水平。如果研究者认为全球化程度与通货膨胀水平在长期中负相关是一个经验事实，那么全球化对不同国家的菲利普斯曲线的作用相反的经验结果对基于菲利普斯曲线的时间不一致性假说构成了一个挑战，因为所有的这类模型都假定全球化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影响是单向的。

然而，通货膨胀和全球化的关系的时间不一致性假说的成立与否并不依赖于全球化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影响。Temple（2002）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波动是通货膨胀的另一成本。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汇率波动这一额外的成本随之提高，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偏向也相应减弱了。但这一假说目前尚缺乏经验证据。

3.3.2 全球产出缺口与国内产出缺口

另一个与菲利普斯曲线相关的假说是全球产出缺口对各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相对增大，而国内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减小。事实上，这与菲利普斯曲线中国内产出缺口的斜率的变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Gali和Monacelli（2005）证明，在Dixit-Stiglitz偏好下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菲利普斯曲线和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菲利普斯曲线具有相同的形式：

其中λ=λ（β, θ），θ是价格黏性的度量，rmct是实际边际成本。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菲利普斯曲线不同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际边际成本受国际因素的影响：

其中yt、分别是国内和国外的产出水平，ut是劳动生产率, κ2=κ2（α, Γ2），κ3=κ3（α, Γ3），α是贸易开放度，Γ2、Γ3是模型的其他结构性参数。把方程（3—2）代入方程（3—1），我们可以得到

其中δ1=λκ1, δ2=λκ2, δ3=λκ3, δ4=λκ4。

Gali和Monacelli（2005）证明了方程（3—3）和下面的方程（3—4）是一致的：

其中xt是产出缺口（产出水平对弹性价格稳态产出水平的偏离）。值得注意的是xt和之间的区别。是产出水平对黏性价格稳态产出水平的偏离。因为弹性价格下的稳态产出水平是对社会福利最优的产出水平，所以从政策制定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通货膨胀和xt之间的替代关系。

在实践中，研究者往往忽视了xt和的区别。例如，一些学者（Ball,2006; Borio and Filardo,2007; Ihrig et al.,2007）围绕国内产出缺口和全球产出缺口对一国通货膨胀动态的相对重要性展开了争论。然而，根据方程（3—4）可以得出一国的通货膨胀动态与全球的产出缺口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这些学者的计量经济模型估计的是方程（3—3）的某种形式，他们关于国内和全球产出缺口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和的相对重要性展开的。

沿用经验文献中的定义，本章定义国内产出缺口为，全球产出缺口为。根据方程（3—3），因为δ2、δ3都是贸易开放度的函数，所以全球化对国内产出缺口斜率的影响与全球产出缺口和国内产出缺口的相对重要性随全球化的变化实际上是高度相关的两个问题。

在经验证据上，不同的研究结果差异是很大的。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研究采用的计量模型不同。Borio和Filardo（2007）认为通货膨胀的预期反映在通货膨胀的趋势里，因此他们用HP滤波估计的通货膨胀缺口对产出缺口进行了回归。而Ihrig等（2007）用通货膨胀的水平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他们认为Borio和Filardo（2007）的模型是“非标准的”，而且由于没有控制通货膨胀滞后项的影响，其统计推断容易受到序列自相关的影响。因此他们主张用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作为基准模型以控制序列自相关。事实上，尽管Borio和Filardo（2007）的模型是“非标准的”，但它在实质上和前瞻性预期模型是一致的（参见第2章）。

更进一步地，Borio和Filardo（2007）指出在存在序列自相关时，可以用Newey-West自相关一致标准差替代OLS标准差以改进统计推断，而如果真实模型是前瞻性预期模型且误差项是序列相关的，那么采用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作为经验模型会严重地错估模型，他们用模拟结果证实了这一点。Borio和Filardo（2007）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同样，如果真实模型是一个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那么在估计一个前瞻性预期模型时就会错估（Rudd and Whelan,2007）。由于事先无法确切地知道真实模型中预期的性质，因此很难对基于两种不同设定的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分别估计两种可能的设定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经验研究方案。

导致Borio和Filardo（2007）以及Ihrig等（2007）的结论出现差异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构建全球产出缺口的方法。Borio和Filardo（2007）采用各国前10个贸易伙伴的产出缺口加权求全球的产出缺口，而Ihrig等（2007）采用各国前35个贸易伙伴的产出缺口加权求全球的产出缺口。Ball（2006）用Ihrig等（2007）的数据和全球产出缺口的构建方法重估了Borio和Filardo（2007）的模型，发现全球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没有显著影响。然而，Ball（2006）采用的是混合数据回归。Borio和Filardo（2007）的研究表明混合数据并不是很好的选择，采用各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回归是更好的经验策略。但是因为对不同的全球产出缺口采用的度量标准不同，所以其结果也是不具可比性的。

类似的样本不同导致的结果差异也存在于对美国的单向研究之中。Tootell（1998）用1973年第2季度到1996年第2季度的数据估计了全球产出缺口对美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与Borio和Filardo（2007）以及Ihrig等（2007）不同，他采用NAIRU（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度量产出缺口，并在此基础上对G7各国的NAIRU加权求全球产出缺口。他的结论显示，全球产出缺口对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没有显著影响。Wynne和Kersting（2007）指出这一结果是不稳健的，并在Tootell（1998）的样本中加上10年的数据重估模型，结果显示，全球产出缺口对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影响！Wynne和Kersting（2007）认为这10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全球化进程在这10年中加速了。

3.3.3 全球化、生产效率和通货膨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认为全球化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因为在全球化的竞争压力下企业创新的动力更强。一方面，创新可40以削减单位成本并降低价格。另一方面，全球化驱使企业通过创新寻求非价格的竞争手段。这些因素都会对价格上涨产生抑制作用，在宏观层面上这意味着通货膨胀率的水平更低。与之相关的一个论点是，全球化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了潜在的产出水平。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然失业率下降了（Rogoff,2003）。对这一论点的批评来自Temple（2002）。Temple指出欧洲国家的贸易开放度比美国高，但自然失业率比美国低。然而，这是从跨国的角度进行的比较，因为各国除了在贸易开放度上的差别之外，在其他方面也存在显著的差别，尤其是欧洲国家和美国在自然失业率上的差别与它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显著差别有关，所以这种简单的比较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更加有意义的比较应该是对一国在全球化前后自然率失业率差异的比较。然而，这方面的文献目前还是缺乏的。

对全球化和生产率、自然失业率的关系进行研究的难点在于对于生产效率、自然失业率和潜在产出水平的度量本身存在很大争议。Ball（2006）指出，经验研究发现贸易利得是很小的，因此不足以改变潜在产出水平。然而，关于贸易与增长的关系也是存在争议的。从理论上讲，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来就是不确定的（Baldwin and Robert-Nicoud,2008），这增加了对贸易的增长效应的估计难度。经验研究上的难点在于控制贸易的内生性，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也可能促进了贸易开放。在更加复杂的情况下，如果计量模型遗漏了与贸易开放度相关的其他促进经济增长的变量，那么贸易开放度的外生性也得不到保障。Frankel和Romer（1999）用基于地理变量的引力模型预测了贸易开放度并以这一预测变量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他们发现贸易开放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然而，这一结论受到了Rodriguez和Rodrik（2001）的批评。他们认为除了通过国际贸易影响经济增长之外，地理因素可能还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在这种情况下，Frankel和Romer（1999）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就是不可靠的了。总之，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进行的研究，关于全球化与生产效率、自然失业率、潜在产出水平的关系目前都尚无定论。进一步的结论依赖于未来研究的结果。

3.3.4 进口价格与通货膨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认为全球化通过促进对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的商品进口而降低了进口价格。由于很多进口品是消费品篮子的组成部分，因此进口价格下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货膨胀率。这一论点遭到了Ball（2006）的批评。Ball（2006）指出，进口改变的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而相对价格的变化对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没有直接的影响。因此，Ball（2006）认为进口抑制了通货膨胀这一论点是没有理论基础的。但是Ball（2006）的批评只有在进口品全是消费品的情况下才是适用的。如果进口品包含大量的中间投入，那么进口品价格的下降也会导致作为非贸易品的下游产业产品价格的下降。Batini等（2005）在对于英国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研究中考虑了进口中间产品价格变化的影响，其结论证实进口中间产品价格的变化对小国开放经济的通货膨胀是可能存在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