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日本社会小说的产生与界定

“文学从来就是生活与时代的审美反映，20世纪人类社会的进程和特点，自然会这样或那样地决定20世纪文学的变化和发展。”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小说界虽然企图以深刻小说、观念小说打开砚友社内部的僵局……（但）由于没有近代的自觉精神为其支柱，只能止于新奇的试作，没有真正地发展成为社会小说。其后，内田鲁庵（1868—1929）写了《腊月二十八》（1898），这是旨在把眼界扩大到社会、意在回答现实要求的社会小说的嚆矢……（他的很多作品）虽然广泛地涉及社会、政治题材，但结果流于讽刺性的风俗描写。鲁庵的社会小说的传统，后来由德富芦花（1868—1927）的《黑潮》（1902）继承下来。德富芦花的作品……和菊池幽芳（1870—1947）的作品一起被通称家庭小说、光明小说……在鲁庵的周围，还有后藤宙外（1866—1938）的《腐肉团》（1888）和小栗风叶（1875—1926）的《政驽》（1899）等社会小说问世”。

社会小说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体裁，通过揭露社会的阴暗和丑陋，暴露人性的卑劣和弱点。一些作者深入社会内部取材，所反映的现实问题具有时代性和复杂性，令读者耳目一新，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社会生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日本，民族意识让民众逐渐摆脱了“臣服”的理念，更加关心自身的冷暖和社会的变迁。社会小说恰恰迎合了这一时期读者的口味，作品中的人物及场景贴近读者，内容甚至触及一向被日本民众视为禁地的“医院”、“法律”、“官僚”等话题。1896年，金子筑水（1870—1934）发表《所谓社会小说》一文，对“社会小说”及其特征进行了论述。他认为社会小说有别于“恋情”、“堕落”等主题的文学作品，作者或饱尝世间辛酸，或目睹世态炎凉，立足社会，关心民生。作品描写社会（或集团）的重大事件，关心国家改造和社会革新。在此基础上，金子筑水进一步论述了社会小说的3个特征：

（1）提倡某种社会精神。

（2）描写源自社会组织的重大事件。

（3）不以描写个体为主，主要着眼于社会整体。

明治维新以后，社会小说不断涌现，但这并非作家的初衷。许多作家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把作品写成社会小说，也不在乎自己的作品会被归为哪一类型，写作时“似乎没有十分明确的‘主义’的概念……感觉到（社会）有缺陷的地方就写出来……与其说是有意识地创作社会小说，倒不如说是兴趣所致”。当时，日本社会发展的失衡，使得“‘恶’、‘贪欲’这块变幻的‘金色魔方’激荡起社会对金钱的病态追求，搅起灵魂的迷乱和道德的失重……（‘社会派’作家）并没有把社会政治问题抽象化为一般人性，而是在题材的客观意义上充分展开，对社会问题做宏观的把握和色彩的层次梳理，以巨大的整体艺术概括力和一种冷峻而严肃的现实主义手法，把对纷纭万状的现实生活体验上升到精神体验的高度，真正写出了深度”。

战后日本的社会小说具有现实性、预见性，引领读者反思社会，积极推进社会的发展。其中内幕的大量曝光、现实人物的影射以及真实数据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因此又被称为“情报小说”。这类小说的高潮大概有两次：第1次是“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六十年代，以梶山季之发表的《黑色试验车》为代表”。第2次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情报小说热出现了新的高峰。以堺屋太一的《油断》、山崎丰子的《不毛地带》为代表”。这符合岛国民众的忧患意识，他们渴望通过各种手段汲取未知的信息，以随时准备应对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战后日本社会小说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新思维、新问题和新形象。首先，社会的急速转型使读者群的意识发生重大转变，日本民众追求真实、透明、个性、新鲜事物的欲望空前强烈，渴望从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中获得满足。这就给予了社会小说广阔的创作空间，作家们可以从各种渠道和不同的角度了解和解剖社会。其次，战后日本社会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社会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通过文学形式将这些素材逐一表现出来，是社会和文学发展的必然。再者，战后的社会小说中出现了大批新的人物形象，共同特征是有“战争体验”。他们的出身、地位不同，个人喜好多样，思维方式迥异，为作品中各种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借鉴。

战后，“在日本文学史上，一九五五年前后的纯文学领域曾被称为‘才女时代’而一九五五年以后的大众文学领域也毫不逊色，涌现了一大批创作力旺盛的女性作家”。山崎丰子、渡边喜惠子（1914—1997）等以写实主义手法进行文学创作的女性作家不断获得文学类奖项，“新闻报道界曾大肆宣传这是‘主妇作家的活跃’”。单从社会小说的创作来看，除山崎丰子外，还有有吉佐和子（1931—1984）、夏树静子（1938—）等人，她们的认知超越了个人的感官体验，更注重从社会体制、人性尊严等角度精心构思，以达到深入探讨问题实质的目的。这充分反映了战后女性作家日益增强的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