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课

我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让学校发展到有一所老校、一所分校两个校区，400多名学生，连我自己都感觉不可想象。

学校的良好发展，鼓励了我把学校办得更好，每当学校有点儿结余，我就把钱拿出来改善办学条件。我想把学校办得更好、更大，也更长久，让更多的打工子弟学生在这里得到更好的教育和成长。

然而好景不长。2001年8月开始，相关部门着手关闭打工子弟学校，树人学校的老校和分校都没能躲过此劫。

2001年9月21日，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树人老校，给我开了一张2万元的罚款单。三天后，我去找有关部门询问情况。得到的答复却是，想办学，要先审批，回去找村里协调，然后写办学报告，而2万块钱罚款的事却一字未提。

这时候，关闭学校的事已经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了。

在潜意识里，我知道办这种打工子弟学校太艰难不说，也不会太长久。社会虽然需要，但现在的情况是，谁想办就办，没人管，没有门槛，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政府一看太乱，办学校哪能像摆个地摊儿一样，说办就办呢！这都是一帮孩子，怕出事啊，基于这种考虑，必然会出手治理。有关部门的这些做法我都能理解，只是，怎么样管理这些学校，发挥这些学校的积极作用，要好好开动脑筋，科学决策。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想当然地一拍脑门就做决策，也不能光用强权压制，这都不是解决根本问题之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每个孩子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孩子上学关乎千家万户，打工子弟也是孩子呀，也应该同样有享受和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公立学校要么进不去，要么上不起，而打工子弟学校不设门槛招收他们，且收费便宜，一个学期300块钱，很明显这些家长非常需要这种打工子弟学校。有家长说了，好的公立学校上不了，条件差的打工子弟学校又不让办，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还要不要完成？又指望什么来完成呢？

一边要取缔，一边要上学，这一对死结着实不好解，这种情况，注定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要在政策边缘游走，在夹缝中求生存；打工子弟学生求学注定被“踢皮球”，都管又都不管，都不管又都管，但结果是谁也没管好。甚至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打工子弟学校办得多好，或者打工子弟学生有多优秀都不可能摆脱这种边缘化的办学和求学状态。很显然这对学生个人、对社会都不是正常的状态。

或许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也或许是当时已经看到太多的打工子弟学校的起起落落、沉沉浮浮，我的思想上多少也要考虑自己的后路。我担心说不准哪天真办不成学校了，我还要有吃饭的本事。所以，我在办学的时候，利用业余时间，仍然坚持参加北京市高自考，我想尽快把英语考过，拿到本科毕业证。果真哪天学校办不下去了，有个文凭也好找工作。基于这种考虑，我一边创办学校，一边仍然坚持自学本科的大学英语课程。

我本来多少还抱有侥幸的心理，盼望这阵关闭打工子弟学校之风能像以往一样，很快刮过去。

2001年11月25日，是星期日，我一大早就赶往位于城里的北京师范大学，我要到那里去上大学英语课程。

当时人们用的通信工具是BP机，我也有一个BP机。上午我正在上课，听到BP机响了。一看留言，说联防队来人到学校拉课桌椅了，让我赶快回去！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课是听不下去了，我就赶紧往回赶。

等我火急火燎地赶回到树人老校一看，学校的门口和院子里，学生的本子、铅笔和废纸，撒得满地都是。原来，联防队已经把课桌椅拉走了。我三步并作两步到教室一看，连一张课桌椅的影子也没有了！我又跑到分校去看，也是没了一张课桌椅！

两所学校的课桌椅都无一幸免，听说拉走了十卡车。

第二天就是星期一，学生们就要来上学，这可怎么办？

我给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位关注打工子弟教育的教授打电话，向他说了这个情况，这位教授很快赶了过来，实地察看，看到满教室的狼藉，唏嘘不已，最后也只能无奈地离开。

如果说学校就此关门，从第二天就不上课，400多个学生失学，那他们的家长会怎么样？毫无疑问，他们肯定要闹出轩然大波。

我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决定，第二天星期一照常上课！

学生来到学校和往常一样，该上课照常上课，该做操照常做操，哪怕让学生坐在地上也要照常上课，决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习！这样就能把家长稳定住。

让我感到一丝安慰的是，第二天家长们和往常一样送孩子到学校来上学，居然没有一个家长找我、刁难我，或者向我提出什么要求，他们似乎都能体谅我的难处。我到现在打内心里还感谢这些家长的体谅和支持。

有不少家长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就带着一个小板凳来了。没带凳子的学生，学校就发张报纸，让学生垫屁股底下坐。

后来，我四处打电话买课桌椅，但一时半会儿很难买到。一所学校的陈校长得知了我的情况，免费给了我200多套课桌椅以示支援，帮我解了燃眉之急，但仍有一部分学生坐在水泥地上上课。

在这种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我力主学校一边正常上课，一边去跑相关部门争取时间。我还是一个原则，还没到放假，不能让这群孩子“放羊”，无论怎样艰难，学生们的课都要上完。另一方面来说，我办学校本是为社会解困，为政府分忧，就坚决不给社会和政府添一点儿麻烦！否则，就违背了我的办学初衷和办学意义。

就这样，我苦苦坚持了一个多月。最后，这400多名孩子没有一个荒废学业，都上完了课，进行了期末考试，总算给家长一个还算满意的交代。

巧合的是，这一年，学校坚持到的这最后一天，和两年前一样：也是12月31日。

2002年1月1日，学生放假的第一天，其实也是学校停办的第一天，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经过此次风波，我决定停办学校。其实，不停办也得停办。因为，两处学校的房东都通知我，按照上面的意思，和我签订的租房合同必须强制性无条件作废，一切损失和后果都由我自己承担。而且，一放假我就要撤走，不得多停留。

面对这种情况，我还能怎么办？只能停办学校。于是，我把预收的学生书费都一一退给了家长，让他们自己尽快去给孩子找学校，以免误了春节后孩子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