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替代与重建

现代性首先意味着启蒙所建立的主体性和理性，即人从神权及其主导的意识形态、王权及其施加的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成为认知、行动和权利的主体，免除饥饿和恐惧，寻求积极的进步和上升。在实践层面，现代性表现为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主要途径的现代化，即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实现强国富民和社会进步。现代性追求进步、繁荣和秩序，强调以团结、统一的共同体的力量，实现由贫弱到强盛、由落后到发达、由低级到高级的宏大叙事和集体梦想。由是观之，现代性并非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也并不局限于西方，它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后发展国家正在铺展的一种价值观念、族群命运感和社会历史实践。

而在现代性持续铺展的同时，作为其“反抗者”的后现代性亦走向历史前台。后现代性排斥普遍主义、基础主义和因果明晰的宏大叙事，主张去秩序、去中心、反权威，尊重多样性、差异性和碎片化。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消费文化的发达和泛滥，消费主导了生产和生活，人们对消费符号的追逐，压倒了对其所表征的世俗之物的渴望和对出世意义的寻求。实际上，一切意义都遭到解构，一切共同体都是临时性的。人们就像“观光客”和“流浪者”一样聚散离合，认同自我和理解他者都越来越难。“世界已经毁掉了自身，它解构了一切，余下的乃是支离破碎之物。人们所做的就是玩弄这些碎片。玩弄碎片，这就是后现代。”显然，后现代性不只是一些理论家的抱怨和宣言，也不只是一些先锋分子的“出位”和反抗策略，它所形塑的世界观、生活观已然普泛至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譬如，人们对后现代性带来的意义解构和精神漂浮早有深切体验。

以上情况表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如此显著地“共峙”于当今社会。“共峙”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现代性将死，而后现代性尚未完全取代它，我们正处在生灭交替的前一刻——严整的现代性轨道就要走到尽头，幻灭的后现代性意义之网已经张开；二是现代性仍然处在持续的发展和完善之中，后现代性正是现代性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面向、一种状态、一类特征，或者说今日的现代性同时容纳了理性、进步、秩序等传统意义上的现代精神和作为其反面的后现代性——虽然二者并不和谐。第一种可能性要求我们主动适应和构建一种值得追求的后现代性，它能够缓解、克服现代性危机，并许诺比现代性更多更美好的价值。第二种可能性意味着进一步释放现代性的潜能，在与后现代性的对话和互生中重建现代性。

首先看第一种可能性。自启蒙运动起，现代性主宰西方社会发展二三百年，二战后更向全球扩张，果真衰落、消隐，后现代性是否堪为替代方案？从源头看，“后现代思想的历史背景由三个相互联系的主题提供”，即后工业主义、消费主义和“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明显胜利”。这些历史背景暴露了现代性的局限，并产生了与经典现代性相疏离的社会和文化形态。后工业主义和消费主义使交换、消费而非生产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这就解构了工业社会中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随着消费文化和自由民主的迅速发展，精英与大众、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边界被爆破，现代性精心构造的科层秩序、规范和等级遭到嘲讽和抛弃。单就等级而言，消费文化和自由民主皆以迎合、抚慰大众为核心策略，早期现代性“定于一尊”的意义宰制格局被消解。大众强势崛起，并且毫不约束自己瓦解权威的冲动和快感，传统精英感受到了精神世界的破败和社会位阶的下滑。

在被认定的后现代学者的一长串名单中——福柯、德里达、伽达默尔、杰姆逊、贝尔、利奥塔、鲍德里亚（又译为波德里亚）、罗蒂、鲍曼等，大概只有鲍德里亚明确宣称自己是坚定的后现代主义者。他发展了“最引人注目”、“最极端”的后现代理论，特别是对消费文化进行了繁复、精致的论述。鲍德里亚的理论图景可以部分地描绘如下：

“我们处在‘消费’控制整个生活的境地”，所有人共同的身份是消费者；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交换价值比使用价值更重要，因为前者指向了符号所表征的身份、地位和名望，后者则不过是一种简单的“物质实践”；这种本末颠倒关系，恰如人为物役，又如能指（符号形式）支配了所指（符号指涉的对象）；当意义不再以所指为中心，符号就失去了与指涉之物相联系的意义，现实就消隐了；由大众媒体所主导的符号形式——能指在现实之外构造了一个拟象世界，能指在其中成为自身的所指；拟象世界是“仿真”的“超现实”存在，它能够进行自我复制和再生产；真实不再是拟象的唯一来源或曰“底版”，相反，真实只有被呈现为拟象所期待的样子才会被更好地感知和接纳。在拟象世界，影子成为真人。

从鲍德里亚的论述出发，消费文化的兴盛实质上宣告了经典现代性范畴的断裂和重置：生产与消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所指与能指、真实与拟象等。这些二元论范畴原本在现代性语境下存在清晰的因果论、决定论和目的论关系，即每一对范畴中的前者主导着后者——譬如生产决定消费、所指决定能指，并因此提供了人生在世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确定性和意义。而在后现代语境下，前者让位于后者，后者占据优势，并解构了既定的因果关系、确定性和意义。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颠覆现代性意味着“大一统”秩序及其造成的宰制、规制、强制的瓦解，意味着更加充分的自由、民主和解放。

然而，坏消息似乎来得更猛烈一些。鲍德里亚承认，“我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而且是一个动辄采取“理论暴力”的虚无主义者。“符号—消费”、“能指—拟象”、“解构—碎片”的消费逻辑渗透到后现代社会的所有领域，政治和商业在意义缺失的市场上贩卖符号价值。这些价值既非此岸实在的“有用”，亦非彼岸灵明朗耀的信念之火，不过是欲望而已。“欲望并不能满足欲望，相反，欲望使欲望成为欲望。”媒体翻来覆去地讲述诸如成功、财富、“与众不同”、“更胜一筹”、“做我自己”之类的欲望故事，而当终极价值缺席，它们空洞且速朽。生命无意义的痛感只能暂时、表面、局部地被消费的快感所缓解和麻痹。按照后现代性的路线，人从理性和结构的限制中逃逸出来，却可能失去心灵庇护之所，所得到的不过是浮萍般的“自由”——无依无靠，而非自由自在；现代社会在“去中心”之后，未必迎来众所期待的“多中心”，而很可能是虚无、毁灭的“无中心”。

如是，后现代性试图超越现代性，而在“怎么办”的问题上却滑向虚无和毁灭，勾画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未来。在抵达意义沉沦的宿命之前，我们需要把眼光投向前述的第二种可能性——重建现代性，即承认现代性的局限，在与后现代性的对话中，重新发现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历史方位和意义之所在。

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等人是第二种可能性的拥护者和引领者，他们主张务实地面对现代性危机，“仅仅发明一些像后现代这样的新概念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质”。为此，他们针对现代性危机提出了各种解释和解决方案，以期重建、拓展现代性，而非沉湎于批判的偏执和快感。在以他们为代表的现代性的辩护者看来，“现代性依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后现代批评家所执意攻击的不过是现代性充满矛盾的一面，这些矛盾碰上现代社会的自我完善最终能被解决，对现代性的寻求因而是一个辩证的能动过程，它并没有结束”。

在探讨吉登斯等人提出的现代性重建方案之前，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中国是否存在与西方大抵对应的情境和议题。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思想的激辩给予了高度关切，并在“古—今—中—西”等多个维度展开了有关中国现代性转型的热烈讨论。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第一，中国是否存在现代性问题？第二，中国是否存在后现代性问题？第三，如果前两个问题的答案皆为“是”，那么中国是否存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冲突？更进一步，中国是否存在重建现代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症结是，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式——譬如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是多样的，而现代性却只有一个——它来自西方。“现代性是唯一的，并不存在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中国现代性。”中国已然启动现代化实践，接下来是否要在观念和价值设计上接纳现代性？接纳即承认西方价值，并无可避免地消解自身的传统价值和主流意识形态。对此，有人主张“西化”，拥抱“普世价值”，以提振中国面向西方世界的价值合法性；有人则提出“坚决抵制现代性，彻底回归传统……重新肯定中华民族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和思维方式，重续中国文化的本根”；还有人期待以“中华性”取代现代性，而中华性包含中国传统价值和西方价值。在知识界尚争论不休的时候，主流意识形态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给出了答案：高蹈现代性的科技和市场精神，科技被认为是第一生产力，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在科技和市场之外，西方现代性转型的另外两块历史基石——宪政民主和公民社会，则被审慎对待，有时还会受到“国情论”、“特色论”、“阶段论”的贬抑和批评。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使在依然寻求现代性的中国，后现代的来临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一定意义上，后现代话语首先是作为一种学术或思想策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知识界从西方引进国内的。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发起了深入批判，这些批判为一部分人反击西化、揭露资本主义罪恶提供了理论资源，于是在主观利用或错解下，后现代思潮得到了“主流”的首肯。而后现代主义者倡扬的去秩序、去中心、去权威观念，亦迎合了一部分人有关自由、平等、民主和多样性的渴求。如是各取所需，后现代成为思想界的热门话题。及至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消费文化洪流奔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逐渐显露出“后现代的面孔”。自此，后现代性逐渐在中国获得了充分的生长条件和厚实的经验基础，便不单纯是一个学术策略和理论话题了。

第三个问题的答案也是肯定的，中国同样存在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共峙”和冲突，而解决的方案在于重建现代性。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民族复兴和现代化梦想的宏大叙事一直主导着官方话语，和谐、稳定、统一、中心、秩序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准则。如前所述，去秩序、去中心、去权威的后现代思潮和运动也在中国日益兴起，碎片化、怀疑论和虚无主义甚或有泛滥之势。事实上，中国的情况远比西方更加复杂。由于特殊的历史、国情，前现代、现代性和后现代在中国并存于同一时空语境。前现代的威权式管理、现代性有关进步和繁荣的宏大叙事，同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狂欢并行、交叠于社会转型期。但是，改革和发展的大方向还是清晰可辨的：重建现代性。以中国情境论，“重建”其实就是“拓展”，即培育充分、成熟的现代性，推进现代性所许诺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