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体系

一、创意指数和评价体系理论研究

（一）国外创意指数研究状况

西方对创意产业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六七十年，在一些产业成熟的国家，学者提出了用“创意指数”来衡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成效，力图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全面的统计性框架来评估和考察省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2004年，英国学者查尔斯·兰德瑞（Charles Landry）在《创意城市》（The Creative City）中提出，创意城市是建立在以下七大因素上的，包括人员质量、意志与领导素质、人力的多样性与各种人才的发展机会、组织文化、地方认同、都市空间与设施以及网络动力关系。兰德瑞将创意城市发展规模分为十个等级。他认为，创意产业少不了评价指标的推动，因为指标能够让人正视问题、不断反思与改进。

世界上一些国际性组织、国家和地区都在研究与探索文化产业发展评价体系并用之计算创意指数。

1．美国：理查德·弗罗里达的创意指数

美国称文化产业为基于版权的产业，包括文化娱乐业、创意产业和信息服务业。美国创意指数是世界上第一个评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程度的指数。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弗罗里达是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学者，他在《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意资本论，对美国创意经济发展特色与趋势进行了描述，同时也建构出一套创意产业发展衡量指标，即“3T”理论。创意指数包括人才指数（talent）、技术指数（technology）以及包容性指数（tolerance）。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次级指标，包括：以创意阶级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测量的人才指数，以每人的专利数目等来测量的创新指数、高科技指数，以及以同性恋指数等来测量的综合多元化指标。他提出的其他相关指标还包括波西米亚人数指标、人力指标、外国人数指标、多元组成指标等。其中，波西米亚人数指标指艺术创意人口数，人力指标指一个地区具有学士以上学位的人口数，外国人数指标指一个地区外国人口的比例，多元组成指标则是由三个指标共同组成的一个综合指标。

在“3T”理论的基础上，学者们最终建立了美国创意指数指标体系，主要指标框架如表2—1所示。

美国创意指数中的技术指数包括高科技指数和创新指数，高科技指数引用了美国米肯研究院的TECH-POLE指数，用来衡量一个城市的高科技产业所产生的吸引力。创新指数则主要衡量以商品形式表现的新思想、新创意和新事物。美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人才在创意经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人力资本论将人才指数作为美国创意指数的衡量指标之一。文化宽容度又可称为文化的开放性，用于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多元化程度，因为自由、包容的生活氛围是创意阶层较为倾向的生活环境，包容性指数具体通过同性恋指数、波西米亚人数（文化从业者）指数和熔炉指数来衡量。

美国创意指数在创意资本论的基础上，结合了美国科技领先、移民社会等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了与美国文化创意产业相关性最强的三个方面的指标，选取了代表性强、测度方便的具体测度变量，并运用已有研究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际分析，为欧洲、中国香港等地研究制定创意指数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2．欧洲创意指数

理查德·弗罗里达在“3T”理论的基础上，与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艾琳·泰内格莉（Irene Tinagli）合作，在《创意时代的欧洲》（Europe in The Creative Age）中构建了“欧洲创意指数”（ECI），并将欧洲14国和美国进行了对比。欧洲创意指数作为衡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的工具之一，是目前全球影响最大的创意指数。总体来说，欧洲创意指数包括技术指数、人才指数和包容性指数三个方面。指标框架体系如表2—2所示。

欧洲创意指数相对于美国创意指数，在三个一级指标框架上保持不变，对二级指标和测度变量的选取更加全面与细致。其中，技术指数选取了创新指数、高科技创新指数、研发指数三方面进行衡量，引用了发明专利的数量作为创新指数的测度变量，并借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报告》对创新的考量标准，增加了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来测度高科技创新指数，同时考虑研发投入对技术进步和创新力提升的内在驱动作用，将研发指数作为技术指数的次级指标之一。人才指数中，保留了美国创意指数中创意阶层占比的衡量指标，并补充人力资源指数和科学才能指数两个指标，从而综合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创意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包容性指数选取的衡量指标与美国创意指数选取的不同，原因在于欧洲与美国地区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差别。欧洲包容性指数中的态度指数用于衡量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价值指数用于衡量一个国家将传统视为反现代的或世俗价值观的程度；自我表达指数用于衡量一个民族对个人权利和自我表达的重视程度。

欧洲创意指数中的一级指标——技术指数、人才指数和包容性指数各单项指标的取值范围界定在0～15范围内，情况最好的国家分值为15，其他国家通过与最好国家进行比较，得出一个相对分值。

作为一项开创性的工程，欧洲创意指数无疑对研究创意生产力、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动态关系贡献巨大，对全球创意比较研究也有着指导作用和深远意义。

（二）国内创意指数研究状况

尽管欧美国家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在其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体系中仍属薄弱环节，但与我国的研究现状相比还是较为成熟。目前，我国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文化产业评价指标体系。就现有的文献来看，我国的研究主要以对文化产业发展情况进行量化评估为主，从国家层面、地区层面以及城市层面展开。

1．国家层面

国家层面上，不少学者、政府研究机构都意识到了建立全国统一的标准文化产业评估指标系统的必要性，并以此为指向开展了相关研究。

较为系统的是《文化蓝皮书——2001—2002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我国城市文化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了政府投入、总量、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市场化程度以及对国民经济贡献等指标。在这样的统计框架下，该报告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初步勾勒了我国文化产业在经济产出方面的大致图景，却忽视了文化产业中的社会以及文化等因素，因此无法反映出文化产业整体的发展水平，也无助于对文化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研判。

此后，不少学者纷纷提出自己对于建立文化产业指标体系的设想。比如，王琳结合对文化产业属性和特征的考察，构建了中国大城市文化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框架，包括政府投入指标、总量指标、发展水平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市场化程度指标以及对国民经济贡献指标。郭永等人在对国内外创意指数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规定了我国城市创意指数测度指标选取的原则，通过指标初选和修正，构建了我国城市创意指数测度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基础、人力资本基础、创意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城市吸引力五个大类，共24个指标。瞿辉则从产业规模指标、教育科研指标、文化环境指标、政府投入指标、产业就业功能指标等五方面进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并提出了使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级指标的权重。

就已有的研究来看，学界对如何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定性的规范性研究的初级阶段，研究进展缓慢。其研究开展的主要路径是在总结国外已有体系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我国指标体系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根据这样的原则对指标进行筛选和修正，由此建立起我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些研究结果普遍具有同质化的特点，并且由于没有通过可靠的量化分析，这些指标体系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

也有研究采用了量化分析的方法。叶丽君和李琳将其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的重点，放在了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上。她们在2005年与2006年统计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产业竞争力进行了综合评价。该研究对各地区文化产业评价指标数应用Q型层次聚类方法划分，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为四类：强竞争力类、较强竞争力类、较弱竞争力类、弱竞争力类，同时分析比较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

2．地区层面

相对于学界对国家层面的统一指标体系研究的滞后来说，对于某一特定区域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则显得生机勃勃。

台湾东吴大学受当局的委托，在其“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绩效指标研究”中提出了评估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绩效的评估体系，包括了产业规模、政府投入、经济效益、研究与发展、市场化、竞争力、人力资源以及消费等八大指标。该指标系统以整体的产业体系为对象，强调创意为产业核心，并且其体系的构建紧扣政策发展的行动策略。它参考了大陆评估文化产业的做法，但对大陆未注意到的创意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等方面予以了修正。

总的来说，这些指标体系都将人力资本、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作为研究的指向。在研究过程中都采取了量化的方法，值得借鉴。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比如，香港创意指数虽然涵盖了创意产业中创意供给、创意需求、创意分配等相关环节，却忽视了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以及创意产业链的形成与流动等问题。此外，香港指标体系仍然无法解决部分指标量化难度大的问题。

3．城市层面

目前我国在城市层面开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与香港、台湾地区的类似。这部分的研究主要采取了量化研究。

有不少研究都遵循上海创意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和统计思路，着眼于案例城市，开展了相似的研究。

比如，张毅认为对一个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的评价，归根结底是对其竞争力状态的评价。他在美国哈佛商学院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的钻石评价体系（Michael Porter Diamond Model）的基础上，将各领域定性指标进行量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总体和各具体领域做出横向比较，并通过比较找出总体和具体领域的差距，据此建立一个适合中国的、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创意产业评价指标体系。在研究中，他选取了英国、日本以及中国上海的文化产业，将上海作为中国的代表，根据已公布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并采取AHP层次分析法，根据国外的文化指数来打分，以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该研究的不足在于，将英国和日本作为标杆来确立上海市评价指标的权重可能不妥。

薛晓光在其研究中则选取了北京、上海、天津、西宁、重庆、拉萨、唐山7个城市，采取改进的AHP法，建立有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指标评价体系，并通过对各地区文化产业现状的比较分析，勾勒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政策建议。他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包括总量规模、政府投入、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市场化程度、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其数据同样来源于已有统计资料，权重的确立方法则是专家打分。但该研究的不足是，对文化产业的评价侧重于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影响文化发展的关联因素，虽然这样的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容易量化，并且在专家打分时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小，但难以反映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全貌。

此外，刘颖也参考钻石体系和已有的理论，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文化创意产业的评价体系，并将各类分类指标量化，以测评山东省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她同样采取了AHP层次分析法，但其评价指标的权重确定方法则是选取北京和上海来与山东进行比较（分数评价和标准设计），同时也选择了与山东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江苏省来进行横向比较，而没有选取专家打分的方法。郑玲玲也采取类似的方法，评估了杭州市的创意指数，共建立了创意集群、创意人力资本、创意区域文化、文化资本、科技创新资本、生活质量等6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以及152个三级指标。她确立权重的方法是：一、二级指标的权重由专家赋值，最后取其均值作为权重系数，三级指标则采用平均分配权重的方法。

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目前在城市文化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的量化研究中有以下几点共性：一是指标体系的建立都是根据欧美已有指标体系，再结合地域特点推导而来，这似乎已经成为类似研究的必然路径；二是其进行量化研究的数据都来自已有权威统计数据，统计数据固然比较科学和有说服力，然而，一旦具体的指标难以获得有效统计数据，将影响到评价体系的全面性和有效性；三是都采用了AHP层次分析法。除了选择地域的差异之外，这些研究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确定权重的方法上，比如将国外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作为依据、将国内其他城市作为依据、采取专家打分或者平均分配权重等。

综合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对一个国家、地区或者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进行定性描述并不难，难的是对其要素构成和运行机制的准确分析以及对未来趋势的科学预测。目前我国对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定性研究多过定量研究，而定量研究中以城市层面的研究居多，国家层面的研究则较少。许多研究都缺乏实证基础，数据基本来自统计数据，没有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此外，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研究，研究的路径取向都大致一致，研究的同质化程度较高，缺乏创新。

然而，现实中，很多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制定本地文化产业的发展政策时又迫切需要一个科学可行的理论和数量依据。这就为学术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如何设计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定性和定量地研究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为实际部门提供一个评估体系和改革指导，这也是我们希望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实现的目的。由于文化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日趋明显，并且随着物质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明显，构建老百姓的精神家园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内专家学者充分认识到提高文化产业竞争力对发展文化产业的作用，因此，近年来，各界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或方法，采取不同的变量选取标准，从“竞争力”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评价城市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国家行政学院的祁述裕等以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的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为基础建立的，主要以生产要素、需求状况、企业战略、相关产业、政府行为为指标框架的衡量体系；中国人民大学竞争与评价研究中心主任赵彦云从文化产业的运行过程、环境考虑，建立的文化实力、市场收益、文化产出、公共文化消费、人才和研创、政府文化、文化资源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衡量指标体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构建的文化资源竞争力、城市旅游资源、公共文化服务力、文化价值转化力、城市文化辐射力、文化创新力六个方面的评价体系；等等。

现以基于“5C”模型的香港创意指数，借鉴欧美、香港指标体系的上海创意指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构建的城市文化竞争力指标体系为例，介绍国内的文化产业评价体系。

（1）基于“5C”模型的香港创意指数。

之前评价香港在世界经济中所处地位的指标是GDP、年度经济增长、外币储备、公共事业开支、生活开支、失业率等指标，随着香港知识、技术、创意、信息等方面的日益发展，传统指标已不能较好地衡量香港经济发展的特征。在此背景下，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委托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做了一项数量化衡量香港城市创意的研究，用于评价城市中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之间的动态关系。该中心将国外研究成果与香港的传统评价指标相结合，汲取两者精华（如创意阶层数量、人力资本以及研发支出等指标），拟定了5Cs作为创意指数，即创意效益（成果/产出）、结构/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香港创意指数包含了不同资料来源的共88个相关指标，甚至顾及了整个珠三角地区的环境和要素，并能适用于亚洲其他城市。

2004年，该项研究成果在《香港创意指数研究》（A Study on Hong Kong Creativity Index）上发表。香港借鉴了弗罗里达以“3T”为基础建立的创意指数，结合香港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形成了自己的“5C”模型，构建了衡量创意发展状况与决定因素的“香港创意指数”（HKCI）。香港是我国最早建立省市文化产业水平衡量指标体系的城市，为我国研究省市文化产业提供了一个较科学和全面的参考体系。

此外，这项研究在已有的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还对指标体系进行了量化。其研究结果表明，香港1999-2004年的整体创意指数呈正增长，指数由1999年的75.96上升至2004年的100（以2004年作为基准年）。

香港的“5C”模型框架（如图2—1所示）界定了香港创意指数的基本范围，该模型主要表述了影响创意增长的四项决定因素，即结构/制度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四种资本形式，以及由这些决定性因素的积累效应形成的结果，即创意成果/产出。

香港创意指数“5C”模型的各项要素可进一步通过具体的119项指标进行衡量，详见表2—3、表2—4、表2—5、表2—6、表2—7：

香港创意指数的出发点是：一项创意行动可以应用“创意活动循环”的概念加以描述，“5C”模型中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代表创意产业发展三方面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进而受到结构/制度资本（硬件、机制、市场、社会能力等）的促进或制约，创意成果/产出是这四种资本形式的积累效应和相互影响的结果。

（2）借鉴欧美、香港指标体系的上海创意指数。

上海是我国内地第一个发表创意指数的城市，上海创意指数是在欧洲创意指数、香港创意指数出台后，由上海创意中心参考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而编制的，它借鉴了美国、欧洲和中国香港的创意指数体系，选取了对上海创意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作为评价指标。2006年制定的《上海城市创意指数》是内地首个具有综合性和可比性的创意产业指标体系，包括产业规模、科技研发、文化环境、人力资源和社会环境五大指标体系。以上的五大指标又被细化成33个分指标。在编制过程中，根据对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程度，各个指标被赋予不同的权重，由此计算得出综合的加权创意指数。上海创意指数把2004年设为基准年，把2004年的城市创意指数设为参考值100。根据研究结果，上海2005年的创意指数为109.1，比2004年增长9.1%。

2007年，该指标体系经过重新修订，更加关注科技发展对文化、经济活动的深刻影响，强调文化、技术和经济三者的深度融合。上海创意指数框架具体如表2—8所示。

上海创意指数五大指标体系中，产业规模指数包括创意产业的增加值占全市增加值的比重和人均GDP，共2个分指数；科技研发是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科技研发指数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该指数主要包括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高技术产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实现产值占GDP比重等6个分指数；文化环境指文化参与的环境，好的文化环境能够促使新思想的诞生，从而提高社会的创造力，文化环境指数主要包括家庭文化消费占全部消费的百分比，公共图书馆每百万人拥有量，艺术表演场所每百万人拥有量，博物馆、纪念馆每百万人拥有量等9个分指数；人力资源的层次越高、流动性越强，将越有助于社会的文化交流、技术转移和知识流通，人力资源指数主要包括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等7个分指数；社会环境指数用于衡量一个城市是否拥有能够吸引、动员和维持创意的社会环境，对创意经济体系是非常重要的，该指数主要包括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按常住人口计算）、社会安全指数、人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等9个分指数。

上海创意指数考虑到了产业、人、软环境等，甚至细分到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社会安全指数、人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细化意义和可操作性。但是上海创意指数仍然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无法普及开来作为我国城市创意指数的统一评价指标体系，而且有的指标也难以量化。

（3）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构建的城市文化竞争力指标体系。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指标体系简要阐述了基于“文化竞争力”考虑的指标体系的特点。该研究中心从文化产业的内涵出发，构建了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指标体系，框架如图2—2所示：

第一层指标，即形成城市文化竞争力内涵的六个主要方面，包括文化资源竞争力、城市旅游资源、公共文化服务力、文化价值转化力、城市文化辐射力、文化创新力。针对六个一级指标，选取相应变量，构成二级和三级指标，此体系具体的测度变量如下：

1）文化资源竞争力。

a．城市物质文化遗产

● 世界文化遗产数量

●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b．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

●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

c．城市历史知名人物

●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出现的该城市人物数量

● 《中国大百科全书》和《辞海》中出现的该城市人物数量

2）城市旅游资源。

● 世界自然遗产数量

● 国家森林公园数量

● 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数量

● 3A级以上风景名胜区数量

3）公共文化服务力。

a．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 馆藏国家三级以上文物数量

● 图书馆藏书量

● 文化馆数量

● 体育场馆座位席数

● 展览馆的规模（占地面积）

● 公共文化艺术馆固定资产数量

● 当地电视频道、电台频道自办节目总时长

● 平均入户带宽

b．社区文化服务建设

● 社区文化服务人员数

● 社区文化站固定资产规模

● 群众性的文化社团和文艺演出团体数量

c．文化行政效率和政府文化投入

● 政府文化事业财政补助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

● 政府行政成本

● 文化行政审批平均周转部门数量

● 文化事业单位经费自给率

● 政府文化事业年度总投入绝对量

● 文化管理机构的行政人员本科以上比例

4）文化价值转化力。

●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 产业集中度

● 报纸发行数量

● 音像图书发行数量

● 文化专项基金的数额

● 文化产业从业人员

5）城市文化辐射力。

a．产业的文化化

● 零售业奢侈品（高档名牌服装、首饰、手表、汽车等）销售收入增加值占GDP比重

● 中国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的数量

● 省级名牌的数量

● 专利和版权交易收入的总额

b．文化传播媒介

● 企业年均广告投入

●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次数

● 当地全国发行刊物数量

● 网络用户数

c．文化活动

● 省级以上的展览数量

● 承办、主办各类省级以上体育赛事活动

● 拍卖规模在百万元以上的艺术品拍卖会的次数

● 大型节庆活动数量

d．文化对外贸易与交流

● 文化产品对外贸易总额

● 文艺团体对外演出数量

● 境外文艺团体演出场次

● 电影院票房收入

6）文化创新力。

a．文化多元性和开放性

● 国际学术会议的数量

● 国际知名企业和机构的分支数量

● 外来移民人口比例

● 非本地电台、电视台和期刊的数量

b．人才与研究实力

● 新增专利数量

● 文化与科研单位拥有高级职称人数

● 科研单位获国家、省部级奖项的科研项目

● 每年新出版图书、新拍戏曲、拍摄影视剧的数量

● 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的数量

● 国家“985”高校的数量

●“211”高校的数量

● 其他普通本科、专科高校的数量

● 国家级示范高中的数量

● 人均受教育年限

c．文化的号召力

● 学术期刊的权威性（被一流研究型大学列为核心刊物和重要核心刊物的数量）

● 名人：当地全国文化名人数量（体育、文艺、文学、影视、艺术等领域）

● 一线流行歌手和外地知名艺术团体演出数量

● 获国际、国内重大的文艺、文学奖项数量

● 驰名商标和品牌产品的销售总额在同行业中排名综合值

● 每年旅客到访人数

4．研究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的文化产业发展相关评价体系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已有的指标体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也存在以下的问题：

首先，弗罗里达提出的创意指数虽然比较具体，也有较强的操作性，但是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现实国情。比如，它以同性恋指数来衡量地区的多元化、开放性和包容程度，认为同性恋作为社会多元化的最后界限，如果能接受同性恋，则表明社会多元化程度比较高，这样的指数难以在中国得到确切统计结果。再比如，它的态度指数、价值指数等主观性都比较强，难以在大范围的地区进行数据搜集，也不能保证其结果的准确性。其次，兰德瑞的创意指数相对更具体，也更值得借鉴，但是它注重的是一个城市发展创意产业的潜力，而没有对现有的规模、优劣势等做出评价。

总的来说，国外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评估指标体系主要侧重于创意，在指标的选取上也有一定的同质性，包括产业资本、人才资本、科技资本、文化资本、文化基础设施、信息通讯基础设施等评价指标。这些共同要素指标主要是评估产业发展的硬性指标，值得我们借鉴。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国外的研究仍然流于抽象和一般性，这是目前有关研究的一个缺陷。需要说明的是，国内也曾经有学者引用过上述的几个指标体系，但是存在以下问题：没有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做适当的修订，即使有修订，也缺乏理由。

国内外的指标体系，都是根据各自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和研究目的来构建各自的指标和测度变量。由于当今的文化产业概念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产业范畴，合并和综合了诸多行业的特征，这使得构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框架、分析各国之间文化产业的差距与异同显得十分繁杂。但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在构建我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的过程中，国内外现有的指标体系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理查德·弗罗里达开创的“3T”理论，以及基于该理论发展建立的美国创意指数和后来极具影响力的欧洲创意指数，对研究创意生产力、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的动态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对研究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的比较标准也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但欧美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与我国现行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有明显差异，且欧美的衡量指标中部分变量基于当地的传统价值观，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香港创造性地构建了“5C”模型，并提出了顺应香港经济发展趋势的香港创意指数。该指标框架对研究亚洲地区的创意发展状况具有指导意义和相对较强的适用性，但部分指标量化后的准确性曾遭到质疑。上海创意指数体系借鉴了欧美、香港等地的经验，结合了中国国情和上海特点，具有一定的地域倾向性和偏重。重要的是，香港和上海创意指数的研究出发点是用于衡量城市创意发展的程度，除研究对象内涵上的差异外，前者侧重于对影响“创意”的诸多因素的研究，并未从产业学的角度提出对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综合衡量标准。

国内城市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城市文化竞争力”这一概念，即以城市为竞争的行为主体，与其他处于相同层次上的行为主体竞争获取资源，并推动该地区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形象和知名度的独特能力，这种能力同时体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上。此类指标体系中虽然有学者运用了与产业学相关的“钻石模型”作为理论基础，但仅仅反映了文化产业的某个方面，不能作为全面衡量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

（三）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

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必须有坚强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所谓理论基础，指对构建评价体系的过程与方法起支撑或指导作用的理论。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的评价，我们从指标框架、测度变量、产业链结构三方面考虑，选取UNESCO Jodhpur论坛所提出的亚太区域国家文化产业评价框架、波特的钻石评价体系和芮佳莉娜·罗玛（Rajia-Leena Luoma）的文化产业的金字塔模型作为理论依据。

1．指标框架理论基础

目前，国内外并未对文化产业进行明确界定，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评价指标也缺乏全面、权威的研究。我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既要立足于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又要符合产业目前的现实情况，同时还要立足于市场经济。在构建评价体系的过程中，我们考虑权威性、科学性、持续性等多方面要求，选取UNESCO Jodhpur论坛所提出的亚太区域国家文化产业评价框架作为指标构建的理论基础。

2005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印度的焦特布尔（Jodhpur）召开了一次高级专家研讨会（UNESCO Jodhpur论坛），目的是为促进亚太地区各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制定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UNESCO Jodhpur论坛提出，评价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该从文化资产（资本）、基础设施及政策环境、文化产出（产品及服务）三个方面来考虑。可以概括为是从投入、产出两个角度来考虑。其中，投入表现为文化资产、基础设施建设及政策环境，产出表现为文化产品及服务。

论坛提出主要用产业影响力来衡量文化产业的产出状况。文化产业的影响力主要通过其在三个方面的影响力来体现：经济方面的影响，主要指其产值、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以及产出效率等；社会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消费、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多样性、文化活动的参与及艺术创造这三方面；介于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影响，主要从就业以及从业人员的收入方面来衡量。

文化产业的投入状况用文化产业发展的五大驱动力来衡量：社会组织与价值，人力资源的开发，文化资产管理，技术发展，政策环境与基础设施（法律框架、机构组织框架、融资框架、物理基础设施）。对于目前国际上没有确定和统一政策指导的文化产业，论坛文件中强调的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2．测度变量理论基础

测度指标的选用标准为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比性。文化产业的测度指标需要具备测量方便，易于量化，能够对各种规模、类型的区域（包括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进行比较等特点。本书研究的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评价体系所产生的指数（UCII）测度变量的选取主要依据波特钻石理论模型（见图2—3）。

钻石评价体系由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的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用于分析一个国家某种产业为什么会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波特对多个国家、多个产业的竞争力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产业竞争力是由生产要素、需求要素、相关支持产业、市场竞争及产业战略，以及政府行为等五要素，另外加上机遇等辅助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其中，前四个因素是产业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构成“钻石模型”的主体框架。五个因素之间彼此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整体，共同决定产业竞争力水平的高低。钻石评价体系构筑了全新的竞争力研究体系，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包含了比较优势原理，并大大超出了后者的解释范围。

文化产业具有产业属性，具有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在评价文化产业的发展时，可以参考钻石模型的构成要素。

3．产业链结构理论基础

产业链的结构特征是衡量省市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必不可少的部分。在技术经济不断更新的条件下，产业链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产业链的变化实质上是产业分工的变化，是以知识分工协作为基础，通过知识的分工和知识共享创造递增报酬，从而使得产业不断发展演化的价值链和知识链结合。关于文化产业产业链结构的确定，主要依据芬兰学者芮佳莉娜·罗玛的金字塔模型（见图2—4）。

罗玛认为，文化产业有双重含义，包括文化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文化化。文化产业形成于不同势力组成的一种环境中，哪一种势力会成为主导力量并不具有预先的确定性。在金字塔模型中，文化产业处于金字塔的顶端，由处于塔底的经济、技术和艺术组成的三角支撑了文化产业。当一件产品通过技术生产出来并且在商业上有利可图时，它可能就具有文化产业的性质（文化产业、经济和技术三角）。当一种产品通过技术生产出来却在商业上无利可图，但有艺术上的创新时，它也可能具有文化产业的性质（文化产业、艺术和技术三角）。即使一件产品不存在技术方面（不能再生产），却能够在市场上成功销售，比如一种流行的现场表演，那么它也可能具有文化产业的特性（文化产业、艺术和经济三角）。艺术、经济和技术在文化产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成功的偶然性也正在于此。罗玛以一种“螺母外壳”的方式展现了文化产业概念的历史，同时站在整个社会系统角度考察了文化产业及其支撑要素，揭示了文化产业的内部复杂性，克服了单纯从产业化要求角度划分文化产业范围带来的文化产业范围过窄的不足，从而较好地阐释了文化产业的复数形式。

芮佳莉娜·罗玛的金字塔模型很好地展现了构成文化产业链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循环作用机制，但该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只揭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来源，并未进一步揭示文化产业作为一个产业集合的动力机制，特别是模型中缺少了“人”这一重要因素。

4．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评价体系

集百家之长，方可创自家之新。目前，国际国内或将文化产业作为产业门类来计算，或将其分解为若干个领域，分别并入其他产业，缺乏科学、系统的统计依据和评价体系。根据上述理论，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评价框架为基础，根据文化产业金字塔模型确定文化产业的产业链结构，再综合钻石评价体系及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测度变量的选取，我们构建出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评价体系（见图2—5），以科学的量化标准，全面衡量各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水平。

（四）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评价体系的设计原则

对省市文化产业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的关键，是确定其现实竞争力、发展潜力、产业支撑力、产业影响力和贡献力评价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设计是否科学、恰当，直接关系到评价的质量。这就要求指标体系不仅要客观、合理，而且要尽可能全面反映影响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不是一系列指标的简单堆积和随意组合，设计该指标体系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客观性原则。客观性是构建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的首要要求。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应当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方面和基本特征，从而为决策和实际运作提供依据。然而，作为文化产业评估主体的人，受其价值观、思维定式和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必然会影响文化产业评价的客观性。这就要求我们不仅选取指标时要较少受人为因素的干扰，而且要利用客观化评价方法来降低个人对文化产业评价的影响，既不能依靠单个样本来评价整体，也不要过分依赖某权威的意见。

第二，科学性原则。这就是说，指标的设计和取舍、指标体系结构的构建、各指标权重的设计等都要有科学的依据。对于指标的设计，一方面，选取的指标必须科学地反映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并尽可能地保持指标间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指标设计在名称、含义、内容、时空以及计算的范围、单位和方法等方面必须科学明确，没有歧义，以减少统计数据收集和计算工作中的误差。只有坚持科学性的原则，获取的信息才具有可靠性和客观性，评价的结果才具有可信度。

第三，系统性原则。这是要求指标体系的设计能综合反映文化产业的总体状况，文化产业的各个层次和基本方面都应该得到体现，而且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指标的设计采取绝对量和相对量相结合，尽可能全方位地反映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态势。

第四，可比性原则。这要求设计指标体系时，同一层次的指标应该满足可比性的要求，能够进行纵向或横向对比，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应当尽可能地保持相互独立。同时，指标内容在一定的时期应保持相对稳定，这样才能比较和分析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并预测其发展趋势。

第五，可操作性原则。在指标体系相对比较完备的情况下，指标的数目应尽可能压缩，以易于操作。要尽可能利用量化的指标和现有统计系统公开的统计数据，以保证评价的可操作性和公开性。要考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所选取的指标应尽量与表现文化产业发展的现有数据相衔接，必要的新指标应及时增加、客观采集。而且，指标的内容不应太繁太细，否则会给评价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第六，规范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原则。文化产业发展具有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数据统计具有通行的规范，但为了日后此文化产业发展指标体系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具体到不同省市时，应考虑该省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及特殊性，选择对于当地文化和经济发展具有明显影响力的因子。同时，注意设法降低个人和单个样本对文化产业评估的影响，尽量取得统计学概念上的评价结论，以增强最终评价结论的客观性。

第七，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原则。文化产业既包括历史积淀、现实功能，也包括未来的发展走向。文化产业的各种资源进入市场是多种环境因子构成的动态综合体，各项要素随时间而变化。在选取评价指标时，既要注重现实，又要兼顾动态的变化趋势。

第八，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以定量分析为主的原则。应尽可能地减少评价中的主观因素，使评价结果尽可能的客观、真实。根据指标内涵的不同，对于可度量的指标应尽可能地给出定量标准；对于定性的指标，应制定适当的评价标准，并借助调查问卷和相关的评价方法取得可以衡量的分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