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3年，是中国经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压力的集聚释放年，于是“调结构”与“控风险”作为两大主题贯穿全年。一方面，着眼于未来十年的全局性改革方案的提出似乎为“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结构调整”确立了支点；另一方面，经济减速、消费低迷、出口受阻、投资单调、金融扩张、利率错配等现实问题又再次混沌了“平稳过渡与转型升级”的发展构想。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既对新一届政府提出了重大挑战，也对中国市场繁荣、产业升级、企业做大做强乃至人民民生改善带来了无法忽视的冲击。具体而言：

第一，2013年是世界经济经历底部修复后的变奏之年。

经历了2012年全球性高负债率、高通胀率、大范围汇率贬值、大规模贸易保护等一系列阵痛之后，2013年世界经济开始进入底部修复的周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全球经济稳固复苏，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格局明显变奏。

首先，发达经济体开始回归全球“引擎”定位。美国经济温和复苏，欧洲经济走出衰退，日本初步摆脱通缩，发达经济体复苏步伐超出预期，向全世界发出了积极的经济信号。过去五年，新兴经济体单引擎驱动的世界经济正在重新回到双引擎模式。

其次，新兴经济体增长节奏进入调整阶段。在发达经济体逐渐复苏的同时，新兴经济体却由于自身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发达经济体货币宽松的外溢性影响，纷纷出现增速放缓、资本外流、货币贬值、股市动荡等经济发展问题。在此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必然陷入宏观政策选择的两难境地：若要阻止资本外流，就要提高利率，收紧金融；若要稳定经济增长，就要放松财政和货币环境。

再次，发达经济体启动再工业化进程，加剧两大经济引擎的消长矛盾。2013年，欧洲国家相继出台措施鼓励外迁企业“回巢”助力本国经济复苏；美国则继续调整、提升传统制造业结构及竞争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重塑制造业强国地位。但发达经济体海外投资企业回迁、产品制造能力提升，必然加剧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汇率贬值和出口受阻，世界经济将陷入此消彼长的发展格局。

最后，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并未全面释放全球经济发展风险。美国经济虽然稳步向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但由此带来的量化宽松规模缩减预期却会增加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欧元区经济虽然初步摆脱“欧债危机”，景气指数连续攀升，但诸多薄弱环节的存在，如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仍在恶化的公共债务、高成本的信贷、脆弱的银行体系、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欧元区内部经济的分化趋势等，都使其随时面临着内外风险的冲击；日本在“安倍经济学”的指引下似乎驱散了困扰多年的通缩阴霾，以货币宽松为核心的经济刺激政策虽然短期效应显著，但长期不确定性突出，经济活力和金融稳定之间均衡的实现面临考验。

第二，2013年是中国经济长期失衡发展后的拐点之年。

2013年，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同时出现疲态。交通和环境的压力、消费热点的匮乏、消费信心的疲软以及住房价格的回暖，全面压制了我国消费内需的快速扩容的持续性；而2010—2011年大规模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正由上游生产资料和传统产业向下游消费品和新兴产业扩散，产能周期正在由结构性差能阶段向全面性过剩阶段演化；在产能过剩背景下，投资被迫向回报率较低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集中，进一步影响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发达经济体自我保护下的量化宽松和再工业化，也对我国的汇率和出口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在作为外部拉动力的“三驾马车”全面疲软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体系内部多年积累的结构性失衡全面凸显，也在不断侵蚀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机制。首先是要素分配结构的失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是二元经济结构与要素产出弹性失衡（目前，我国资本产出弹性高达70%，而劳动力产出弹性仅30%；发达国家则相反）之间的相互强化。在这一要素分配结构下，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变得牢不可破，而城镇化道路则变得举步维艰。其次是需求结构的失衡。要素分配结构的失衡，必然引致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与此同时，重工业化的发展趋向、持续的人口红利、供给贫乏的消费热点、愈益艰难的消费闯关、缺乏信心的经济预期等会进一步降低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投资短期看是需求，长期看是供给——供给长期扩张与需求持续低迷的必然结果便是结构性产能过剩向全面性产能过剩的过度。最后是产业结构的失衡。2013年，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出比例为10∶44∶46，而就业比例为34∶30∶36，产出与就业比例巨大差异反映的是不同产业效率的严重失衡——效率比例为10∶48∶42。产业升级的本质在于资源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的转移，而我国当前农业人口居高不下与服务业盲目扩张并存的发展态势，不仅违背了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还会由于服务业较低的可贸易性而不断恶化出口形势。

在外部动力不足、内部机制不顺的综合作用下，从2011年到2013年，连续11个季度的增速下行，标志着中国经济正进入前所未有的“拐点阶段”。我国奉行三十多年、取得持续成功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发展模式，正随着经济增速下滑、成本优势退化、人口红利衰减、结构性矛盾加深而随时面临可能守不住系统性或区域性底线的风险。在这一背景下，“调结构”和“控风险”成为了2013年乃至今后几年不得不贯彻的发展主题。

第三，2013年是中国宏观经济和市场调控的悖论之年。

在“调结构”、“控风险”的经济发展主题下，宏观经济和市场调控的政策选择正受到全球经济平衡增长和经济体系内部机制的双重钳制，诸多政策手段都面临着两难悖论。

从调控的外部环境看，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发达经济体复苏提供外需增长的动力和空间，但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却伴生着再工业化推动下的产能扩张、要素需求膨胀引发的成本上升、量化宽松刺激下的汇率贬值（即人民币升值），这些都将弱化中国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和附加值。如果中国不能依靠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利用技术溢出效益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实现产业升级，则任何刺激外需的政策手段都将失效。

从调控资源的投向看，高增速的投资似乎可以继续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需求动力，但在投资高位稳定的增速背后，却是投资边际产出的快速下滑。以投资产出弹性（即单位投资增量引起的总产出增量，该指标越高则投资效率越高）衡量投资效率，2002—2013年，该指标已从4.1降至1.6。随着资金周转的放缓、投资效率的降低，经济发展对投资增速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显然，当前高位稳定的投资增速是不能满足经济持续发展要求的，以投资拉动为核心的调控手段的也将日趋失效。

从调控资源的来源看，中国政府似乎还可以通过债务扩张和赤字财政支撑进一步的宏观经济和市场调控，殊不知债务扩张不仅对经济增长推动乏力，而且还可能触发本已岌岌可危的债务危机。基于社会融资总额计算我国经济体系的债务产出弹性（即单位产出增加所对应的债务增量），可以发现2008年之前一直在1左右徘徊的债务弹性，2009年之后节节攀升，2013年已突破3的水平。这意味着赤字财政手段在中国经济调控中依然事倍功半。更为严重的是，我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目前已超过130%，远高于发达经济体50%～70%的平均水平，风险重重。一旦经济下行，危机一触即发。

纵观2013—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以出口、投资、消费为代表的需求端调控着力点均乏善可陈。可见，成功运用了三十多年的需求管理政策体系，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整体改革方案的推出，也面临着创新和转型的需求。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全局性改革大潮中，经济调控体系亟须逐步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型，围绕“价值链战略”为中国经济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第四，2014年是中国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的转型之年。

2014年将是中国近二十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最为复杂的一年，也是中国政策再定位与调控手段转型最为强烈的一年。全球经济周期性运行的轮转、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角力、中国经济的大改革与大转型三种蓬勃的力量将在2014年交汇，能否在此过程中完成所谓的“底部修复”，不仅事关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

2014年，在外部竞争加剧、内部改革冲击和政策定位不明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出口、投资、消费进而经济增长都将面临强烈的下行压力。金融和土地改革虽然可能带动民间投资的活跃，但短期内不可能填补政府投资的缺口。“八项政策”、“群众路线”、“四风整顿”的常态化，会进一步抑制居民的消费意愿和信心。城镇化固然代表着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引擎，但在调控手段不健全的前提下，操之过急很容易陷入土地粗放利用、人居质量下降、失业率上升、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的误区。

2013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底部，需要2014年进行修复。中国传统的“出口—投资驱动模式”与中国经济体制内部深层次的结构失衡将越来越难以相容；同时，相对激进的“信贷—投资驱动模式”，随投资还将引入严重的“政府失灵”，从而激化经济体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所以，大改革在经济层面亟须完成治理中国特色“双失灵”的政策目标定位和政策手段选择。

2014年，稀缺的政策资源要向市场供给端倾斜，但绝不是简单的产能扩张，而是要积极构建国家价值链，改善国际分工条件；重视培育本土企业，提高品牌附加值和影响力；推动产品内分工，增强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而要有效执行上述政策主张，需要比原有的需求管理型宏观调控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产业和市场的供给、需求、价格和运行质量。

因而，在未来十年的改革大潮中，对中国消费品市场和重要产业进行密切监测和实时分析，思考消费品市场中供求态势的转换、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产业体系的梯度转移，其结论对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创新及中国经济内在机制的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消费品市场监测与分析报告2014》如期发布了。这是《中国消费品市场监测与分析报告》的第十次发布，是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中国人民大学流通研究中心马龙龙、王强、李智、邵洪波、刘万超、崔光野、刘畅、杨静、陶婷婷、孙洁、胡晓清、何均瑶、陈成漳、展随随、唐娅、王子娇、尹嘉睿、程进文、何志浩、康玮婷、杨建邦、王亚东、张文等科研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一年艰辛的市场运行监测和四个多月紧张的数据汇总分析的结果。自2005年以来，该系列报告正逐渐成长为国内最系统、最实时监测中国消费市场和重要产业的深度研究报告。报告的顺利推出得到了来自商务部、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各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组织、诸多专家和学者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所有同仁的关注和支持。撰写报告的研究人员在数据监测与搜集、研究方法选择、报告结论总结、趋势预测等方面也在不断改进，争取做到客观性、严谨性、科学性和权威性。

报告力求数据翔实、图表清晰、分析合理且预测准确，旨在为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客观的依据，为相关研究机构提供一个共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市场建设和产业发展献计献策。中国人民大学在产业经济和流通经济学科上具有深厚的研究基础，我们有使命也有能力见证并记录中国经济变革与市场演进的历史进程。报告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研究成果，承载着所有师生的荣誉和使命，希望它能引发广大有识之士的共鸣、思考和真知灼见。

2014年2月10日于明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