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

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在本项目的四次调查中都使用DASS量表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的测量。通过对2008级被试在DASS量表的抑郁、焦虑两个维度上从大一到大四的数据进行纵向分析，可以很好地看到首都大学生在大学四年期间心理健康的发展变化趋势。以下报告基于完整完成了四次DASS量表的2008级被试数据进行，有效数据为2087人，其中男生1090人，女生997人。

（一）抑郁

抑郁障碍是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可由各种原因引起，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且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严重者可出现自杀念头和行为。抑郁症状在普通人群中经常发生，如偶尔感觉到沮丧、打不起精神、找不到乐趣等，如果多个此类症状同时发生且持续时间过长，就有可能发展为临床上的抑郁障碍甚至是抑郁症。用DASS量表对大学生的抑郁症状进行测量，以衡量个体抑郁水平的高低，总分为0至42分，分数越高说明抑郁越严重。

总体上看，抑郁水平从大一到大四呈倒U形曲线发展变化（见图3—1）：大一到大三持续上升，到大四明显下降。其中，大二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大一（t=2.305, p=0.021）；大三与大二持平；大四显著低于大二（t=1.480, p=0.001）和大三（t=4.464, p＜0.001），而与大一基本持平。也就是说进入大学后，随着学习生活各方面的改变，大学生的抑郁水平从大一到大二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过程，持续到大三，直到大四临近毕业，抑郁水平才能恢复到大一时的状态。这可能与同学们对学习生活的兴趣和动力有关。大一对大学生活仍充满憧憬和希望，而进入大二大三后，对周边的人和事都已经熟悉，学习和生活是日复一日的循环，同学们感觉到生活无趣，提不起精神的情况也就慢慢增加了。但大四又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因为调查是在临近毕业时进行的，同学们未来去向已基本落实，内心对未来的生活抱有期望并且充满力量，“小宇宙”准备着再一次的爆发，抑郁水平因而下降。

1．抑郁水平发展趋势的性别差异

从图3—2可以直观看到，男生和女生抑郁水平发展变化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都是先上升再下降，但在程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男生的发展趋势是一条非常典型的倒U形曲线，大一到大三持续上升，到大四明显下降。而女生的发展趋势是大一到大三基本平稳（虽大一到大二略有上升，但统计检验不显著），到大四明显下降。抑郁水平趋势在性别上的差异，很好地验证了我们对总体发展模式原因的猜测，由于同学们对生活的熟悉甚至厌倦，导致其抑郁水平的变化。相对而言，男生较女生更喜欢挑战，更喜欢新鲜有趣的生活，因此随着入校时间的增长，表现出越来越高的抑郁水平，而女生受此影响相对较小。随着毕业的临近，外面精彩的世界给男生们打了一支很好的强心针，使其抑郁水平有所下降。

2．抑郁水平发展模式的城乡差异

根据入学前户口性质将大学生进行城乡分类。城镇和农村的大学生其抑郁水平的发展模式是基本相似的，都表现为倒U形曲线，但是来自农村的同学，抑郁水平的顶峰出现在大二，而来自城镇的同学发生在大三（见图3—3）。

3．抑郁水平发展模式的学校差异

抑郁水平在不同类型高校的同学中发展模式基本相似（见表3—1）。相对来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北清人）三所高校同学的抑郁水平在各个年级均稍高于其他学校；而部属非211高校同学的抑郁水平最低。

4．抑郁水平发展模式的个体差异

根据同学们大一时对自己性格倾向性的判断（有1人缺失），将同学们分为三组：内向型（269人）、中间型（1084人）和外向型（733人），比较不同性格特点的同学抑郁水平的发展模式。可以发现，抑郁水平与性格倾向有显著相关，抑郁水平随着性格的内向程度呈上升趋势，性格内向的同学更容易表现出抑郁症状（见图3—4）。同时，不同性格倾向的同学在大学四年内抑郁水平发展的模式也有所区别，外向型的同学，很快就表现出抑郁水平的明显上升（大二比大一高0.63），而内向型同学抑郁水平相对比较稳定，变化幅度不大。这也再一次验证了我们前面对大学生抑郁水平变化模式原因的猜测：由于同学们对大学生活的熟悉以至于厌倦，于是产生了较多的抑郁体验。

5．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对抑郁水平的影响

我们认为大学生对学习生活的投入程度，以及他们对生活丰富程度的感受会影响到抑郁水平，前述几个部分的分析都有一致的发现。众所周知，当学生干部会给大学生活增添很多经历，而且会使生活更为充实。对大三时担任学生干部（999人）和未担任学生干部（1082人）的同学的抑郁水平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大三仍然担任学生干部的同学抑郁水平低于未担任学生干部的同学，且大三时仍担任学生干部的同学抑郁水平发展较为稳定，而未担任学生干部的同学抑郁水平倒U形发展模式更为明显（见图3—5）。

（二）焦虑

焦虑是指一种缺乏明显客观原因的内心不安或无根据的恐惧，是人们遇到某些事情如挑战、困难或危险时出现的一种正常的情绪反应。焦虑通常情况下与精神打击以及即将来临的、可能造成的威胁或危险相联系，主观表现出感到紧张、不愉快，甚至痛苦以至于难以自制，严重时会伴有植物性神经系统功能的变化或失调。焦虑水平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的常用指标之一，适度的焦虑是正常的，焦虑反应出现频率或程度过于严重时，个体的心理健康将亮起红灯。焦虑感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个人性格特质、个体近期面临的挑战及对未知结果的重视程度等等。

总体上看，焦虑水平从大一到大四呈下降趋势，但大一到大三各年级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而大四的焦虑水平显著低于大三（t=-5.677, p＜0.001，见图3—6）。调查都是在下学期进行的，而大四下学期正是大学四年间最“闲适”的时光，保研、考研、出国、工作等事情慢慢都尘埃落定，同学们不用再纠结于学分绩点、实习机会等各种短期的竞争之中，因此也较以往较少地产生焦虑反应。

1．焦虑水平发展模式的性别差异

男生和女生大学四年间焦虑水平的发展变化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别。如图3—7所示，男生的焦虑水平在大学四年间呈倒U形发展模式，大一到大三逐渐上升，大四明显下降。而女生的焦虑水平在大学四年间呈持续下降模式；同时可以看到，刚入校时，女生的焦虑水平明显高于男生，到大三时与男生基本持平，到大四甚至低于男生。

2．焦虑水平发展模式的城乡差异

在面临重大挑战，特别是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对未来结果不可预知时，个体更容易表现出焦虑反应，因此我们推测从农村来到北京求学的同学可能会有更严重的焦虑反应。数据分析结果否定了这一猜测，从图3—8可以看到，上大学前是农业户口的同学焦虑水平一直低于城镇户口的同学，这一现象从大一一直持续到大三，直到大四才有所改变，主要是城镇户口的同学焦虑水平明显下降，接近农业户口的同学。对四年的焦虑水平在城乡间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差异其实是不显著的。也就是说，在焦虑水平及发展模式上并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虽然没有发现来自农村的同学焦虑反应好于城镇同学，但他们并不比来自城镇的同学更难以适应北京的大学生活。

3．焦虑水平发展模式的学校差异

各类学校同学焦虑水平的发展模式都不尽相同（见表3—2），难以进行概括性的描述，而以下两点发现是比较有意思的：（1）北京市市属高校学生的焦虑水平不低于其他几类学校；（2）相对其他三类学校学生焦虑水平有上升再下降的过程，北清人三个学校的学生焦虑水平大学四年呈持续下降。根据常识，我们知道北京市属高校学习压力相对较小，而且其学生大多来自北京，因此他们的焦虑水平应该是相对较低的，数据并不支持这种假设。而北清人三所高校，应该是几类高校中学习压力最大、竞争最大的高校，但同学们的焦虑水平反而在四年中持续下降。这些现象可能存在以下几种可能的解释：首先，压力和挑战并不必然引起焦虑，关键在于个体对压力的应对，如果能用积极的方法应对挑战，焦虑反应可以得到控制，北清人三校的同学刚入学时感觉到所在学校的压力很大，因此有较高的焦虑感，但通过自身的努力，适应了大学的学习氛围，焦虑得以缓解；其次，在学习压力较小的学校中学习不见得就可以“闲适安逸”，除了学习压力以外，在大学中还会面临就业、人际、社区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挑战，同样可能引起个体的焦虑体验，北京市属高校同学的焦虑水平较高可能是源于此；最后，焦虑源是环境，但个体的性格特质有重要影响。

4．焦虑水平发展模式的性格差异

不同性格倾向的同学焦虑水平的发展模式有所区别（见图3—9）。整体上看，外向型同学的焦虑水平在四年间都是最低的，内向型同学的最高，中间型同学居中；内向型和中间型的同学大一到大三期间焦虑水平有波动，到大四明显下降，而外向型同学的焦虑水平则是持续下降。结合不同性格同学抑郁水平的发展模式可以发现，中间型和内向型同学焦虑和抑郁水平的发展是一致的，抑郁水平和焦虑水平同升同降；而外向型同学却不一样，从大一到大二，外向型同学的抑郁水平上升，而焦虑水平却在下降，说明外向型同学对外界环境更为敏感，可以更迅速地适应环境降低焦虑感，同时也更容易对环境感到厌倦而产生抑郁体验。可见性格对心理健康的确有重要作用，而且同样的生活环境对不同性格特征的个体产生的影响有明显差异。此外，不同性格倾向的同学抑郁水平和焦虑水平的发展水平和变化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CEPS中所使用的简易性格量表有良好的效度。

二、毕业生的心理健康

通过对抑郁和焦虑两种最常见的心理症状在大学四年间的发展变化模式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多种差异：如抑郁和焦虑的发展模式存在差异，两大心理症状的发展模式在性别、城乡及不同性格倾向的同学间也存在差异。但在呈现出各种差异的同时，有一点却在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组合中都表现出相同的规律：各组同学在大四期间的心理健康水平远好于其他年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大四期间心理健康水平好转是否为普遍现象？在形势一片大好的同时，是否有需要特别关注的人群？

（一）大三到大四心理健康水平的变化

前面我们通过比较平均分在不同年级间的差异来描述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发展模式。大四毕业生在群体层面发生了积极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个体都发生同样的变化，有必要对群体中个体的发展情况进行讨论。考察个体的心理特征在一定时间内的变化情况，可以根据其两次测试的得分是否超过一个测量的标准误（standard error of measurement, SEM）来判断注1。经过计算，抑郁的测量标准误为4.7，以5分作为标准，大四得分高于大三5分为上升，低于大三5分为下降；焦虑的测量标准误为4.3，以4分为标准。

注1测量的标准误，它是指对用同一个工具对同一个人进行多次测量，所得结果与其“真值”之间的误差，有别于统计学上标准误的概念。一般用进行计算，SX为本次测验的标准差，RXX为测验的再测信度，可参考：Wills, S.L., Jay, G.M., Diehl, M., et al., “Longitudinal Change and Prediction of Everyday Task Competence in the Elderly, ”Research on Aging,1992,14:68-91。

从图3—10可以看到，虽然抑郁和焦虑的平均分在大四显著下降，但具体到个人，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大部分同学的心理健康水平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在抑郁和焦虑两个变量上持平的人数比例分别是63.3%和57.6%。另有21.1%的同学在抑郁症状上有了实质的改善，同时有25.2%的同学在焦虑症状上有明显改善。需要注意的是，在基本面良好的前提下，有15.6%的同学抑郁水平较大三有明显上升，17.2%的同学焦虑水平明显上升，也就是说，有大约1/6的同学，会在毕业前夕较以往表现出更多的心理症状。

抑郁和焦虑两种心理症状经常是并发的，相关分析已经发现大学生在几年中这两个变量均呈高相关。从表3—3可以看到，从个体变化的角度，焦虑和抑郁的变化也往往是并行的。45.7%的同学抑郁和焦虑都保持不变，13.4%的同学抑郁和焦虑都在下降，而有10.2%的同学抑郁和焦虑同时上升，两种心理症状同时上升的同学应成为学校毕业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重点。

（二）毕业前夕心理健康恶化人群特征

1．基本特征

将抑郁和焦虑水平均明显上升定义为“心理健康恶化”，对毕业前夕心理健康恶化的大学生人群特征进行分析（见表3—4），有以下发现：（1）分性别看，男生心理健康恶化的人数比例高于女生，两者相应数据为11.4%和9.0%;（2）分入学前户口类型看，来自农村和城镇的同学差异不大，分别为10.3%和10.2%;（3）分学校类型看，部属非211和北京市属高校心理健康恶化人数比例，较北清人三校和部属211两类高校的比例高；（4）分性格特征看，性格内向的同学毕业前夕心理健康恶化的人数比例是三类同学中最低的，为9.7%;（5）分是否当学生干部看，大三担任学生干部的同学，毕业前夕心理健康恶化比例为10.7%。

对心理健康恶化人群的特征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从平均上看到的心理健康水平没有明显组间差异的变量，在个体的变化上却可能有明显差异。如，大四的男生和女生在抑郁焦虑两个变量平均数上差异并不大，但从抑郁和焦虑均上升的人数比例上看，男生明显高于女生。也就是说，虽然从测量指标上看，男生和女生在毕业前夕表现出心理症状的程度整体上基本接近，但事实上，与女生相比，有更多的男生在临近毕业时感觉到比以往紧张，对生活意义、自我价值产生质疑和否定。此外，前面的分析发现，内向的同学无论是焦虑还是抑郁，在四年中的得分都是最高的，但是从毕业前心理健康的变化来看，性格内向的同学中心理健康恶化的人数比例比另外两类同学的还要低一些。可见，应该从绝对水平和相对变化两个角度对心理健康进行衡量，在心理症状得分持续过高的同学应成为关注的重点，同时也应及时发现得分发生急剧变化的同学。

大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是稳定的，还有超过1/5的同学心理健康水平有明显的提升，那为什么还会有10%的同学心理健康会明显恶化？有些什么因素在这里起作用？这需作进一步研究。

2．不同去向毕业生心理健康恶化情况

未来的去向可能是影响毕业班同学心理健康的最重要因素，是否已经确认了去向、去哪里等都可能产生影响。对数据进行综合处理，将毕业生在完成调查时的未来去向归纳为以下6类：“工作已定，并已签协议”、“工作已定，未签协议”、“未确定工作”、“上研究生”、“出国”、“从未找工作”。其中“从未找工作”的同学包括考研或出国失败将继续考研和申请出国，以及由于创业、家庭、个人等原因而未找工作。

从表3—5中可以看到，在毕业前夕，同学们是否确定未来的去向是影响同学们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尝试找但又未确认工作的同学心理健康恶化的人数比例最高，达13.1%，远高于总体人群的10.2%的水平。此外，工作已定，但未签协议的同学，由于工作实际上还是没有最终确定，心理健康恶化的人数比例也相对较高，为12.5%。即将上研究生的同学心理健康恶化的人数比例最低，仅为7.9%。这几个数据符合我们的基本预想，相对好解释。即将出国的同学中，11.6%的心理健康恶化，高于平均水平，跟即将上研究生的同学相比差距更大，这个结果让人惊讶。出国将继续学业，未来发展方向已经确定，这部分同学心理健康的变化应该与上研的同学相似。但事实并非如此，说明与上研相比，出国求学还是给同学们带来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将要进入和面对完全不同的语言环境，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这种变化比上大学时从乡村进入城市、家庭进入社会的变化要大得多，虽然已经确定了要出国，但是出国之后可能发生的一切，对同学们来说是一个未知数，因此，这部分同学心理健康恶化的人数比例会更高一些。

3．毕业生去向与心理健康变化的关系在男生和女生中的表现

已经发现男生心理健康恶化的比例高于女生，同时发生工作未定或者未签订工作协议的确是跟心理健康恶化有密切关系。那么，男生心理健康恶化人数比例高，是否由未来去向所导致？

从表3—6可以看到，男生和女生的未来去向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或者说从对心理健康影响作用的角度来看，男生未来的去向并不比女生差，如未确定工作的人数比例比女生低，上研究生的比例远高于女生。基于此，我们产生一个新的假设，不同的去向与心理健康关系在男生和女生中表现是不一样的。

对毕业去向与心理健康变化关系分性别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7。可以发现，同一种毕业去向的同学心理健康变化模式在男生和女生中的确不一致，在未确定工作和出国这两种去向上表现尤为明显。未确认工作的女生中11.0%的同学表现出心理健康恶化，而男生的相应比例高达15.3%，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未确定工作对男生的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这可能与社会性别角色有关，社会对男性的职业发展有更高的要求，而男生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也有更高的期盼，临近毕业而工作又未确定，这给男生带来巨大的压力。

未来将出国继续求学的男生中，15.1%表现出心理健康恶化，而女生的比例仅为8.5%，也就是说面临出国，更多的男生体验到抑郁水平和焦虑水平明显上升，这一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4．未来工作单位性质与心理健康变化关系

对已经确认并签订工作协议的同学的心理健康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比较未来工作单位性质对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如表3—8所示，未来将到党政机关和科研机构工作的同学心理健康恶化的比例最低，分别为3.2%和0%；未来将要去学校和民营企业工作的同学心理健康恶化比例最高，分别为25.0%和11.1%。可以看到，即将去不同单位工作的同学心理健康恶化比例不同，足以表现其对未来工作的满意程度或者说想象的满意程度。相对于其他几类单位，党政机关工作更稳定，即将入职同学心理健康恶化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单位；而民营企业的稳定性和福利待遇都相对较差，即将入职同学对单位的满意度较低，也对自身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