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36个年头。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等地发起的“联产计酬”、“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责任制开始，而中共中央于20世纪80年代发布的5个一号文件，对肯定和推进农村改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双包责任制“……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将会逐步发展成更为完善的集体经济”。强调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双包到户这一长期被视为大逆不道的 ‘异端’、‘洪水猛兽’，终于正式报上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 ‘户口’”。此后，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大包干责任制终于冲破了旧体制、旧观念的藩篱，以燎原之势在华夏大地上迅速蔓延，农业微观经营主体再造的任务，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完成。其他4个一号文件，或者进一步推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或者推进了其他领域的改革，如粮食统购制度、农产品流通体制、农业结构调整、乡镇企业发展等，共同圆满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改革任务，深为广大农民和农口老干部所怀念。这就给人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即中央重视农业农村工作的表现之一就是发布一号文件。

也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21世纪之初中央振兴农业的第一个举措就是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农业农村政策。20世纪90年代，农民负担屡减不轻，农村社会事业严重滞后，社会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三农”问题作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被理论界提出并最终写入中央文件。从1997年起，农民收入再次进入了低速增长的循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7—2000年，我国农民收入名义增长率依次为4.6%、4.3%、3.8%和2.1%，比上年分别下降4.4、0.3、0.5和1.7个百分点，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农民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从2000年起，中央开始在安徽省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样的背景下，2002年和2003年的农民收入名义增长率依然不高，分别为4.8%和4.3%，这说明影响农民收入的最重要因素是传统体制长期积累的矛盾。因此，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不仅明确把主题定位在农民收入上，而且准确地指出：“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是农业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反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农产品市场约束日益增强、农民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促进农民增收必须有新思路，采取综合性措施，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有一个大的转变。”这个判断，不仅适用于2004年，也适用于此后各年，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初步完成的2020年。此后，无论表述方式发生怎样变化，每年一号文件的主题总2是离不开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可以认为，这两大主题在相当长时期内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核心主题，尽管其在文件中的表现形式会有所变化。

鉴于一号文件的重要性，在2013年中央第10个一号文件发布后，我就计划写一些文字全面总结十年来以一号文件体现的中央农业农村政策的变化以及内在机理。恰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朱海燕老师向我约稿，要我写一本有关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改革的读物。我向她谈了以10个一号文件为主线讨论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设想。双方一拍即合。于是，经过5个月左右的努力，拿出了15万多字的书稿。但本书并没有如期在2013年内出版，当2014年初朱海燕老师和责任编辑徐小玲老师向我谈及本书的编辑事务时，我建议增加2014年一号文件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有关内容，她们欣然同意。于是就有了以附录的形式收入本书的两篇文章。

本“前言”是我在安徽省滁州市调研时写成的。在滁期间，滁州的朋友多次和我谈及冒着坐牢危险最早把土地承包到户的18位农民。这18位农民是民族的英雄。正是他们的壮举，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以及后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因此，本书首先要献给这18位可敬的先辈，献给已经创造辉煌历史并将继续创造辉煌历史的中国广大农民。

2014年2月24日凌晨于滁州君家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