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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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

我们现在所说的六经或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春秋》和《易》。这些书的存在都早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关于谁是六经的作者,持不同观点的两派学者之间的争论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一派认为是孔子,而另一派认为是周公。约从30年前开始,在胡适的鼓励下,一批现代学者在顾颉刚的领导下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了一番相当有分量的研究。他们的大多数结论得到广泛的承认。他们发现,六经是结集起来的、孔子以前就有的古代零星文学作品、政府报告和文书、礼仪记录以及卜辞等。见钱玄同:《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见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译者注:原书用北平普世书局1926年版,中译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版查正。下同),中编,242页。,而且

以六艺教人,并不必始于孔子……不过孔子却是以六艺教一般人之第一人……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以教育为职业的“教授老儒”。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译者注:原书引自北平:亨利·维奇1937年版的德克·博德英译本,中译引自中华书局1984年版,下同),上册,第1篇,第4章,68~70页。

孔子是否删订过六经,也意见不一。但不管怎样,六经逐渐与孔子联系得如此紧密:只要人们一提到六经,就意味着孔学或儒学,反之亦然。顾颉刚发现孔子与六经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是汉代儒生们努力的结果。见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译者注:原书用北平普世书局1933年版,中译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版查正。下同),“顾序”,xi页。

六经之外的另外两部经书《论语》和《孝经》,在更晚的时候也被当作儒学著作。这两部书是由孔子的弟子或后来的儒生记录和收集的有关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在这里引用浩繁的有关谁是《论语》和《孝经》作者的争论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根据现代学者们的观点,《论语》作为一部专著而得名,可能开始于汉武帝时期的孔安国用它来教他的弟子。参见孙世扬:《论语考》,见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上编,89~94页。而《孝经》无疑是汉代的儒生所作。参见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见顾颉刚编:《古史辨》第5册(译者注:原书用北平普世书局1935年版,中译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重印版查正。下同),上编,70~80页。

孔子去世后的继承者据说是曾子,曾子的继承人则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死于公元前402年);子思死后接着就是战国时代(公元前403—前221),儒学衰落了。

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王]、宣[王]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司马迁:《史记》(译者注:原书用上海同文书局1885年版,中译据岳麓书社1988年版查正。下同),卷121, 869页。

这些人的著作也被当作儒学旧式学者们认为曾子与《孝经》的写作有关,而且曾子和子思还是《四书》中《大学》和《中庸》的作者。但是现代学者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只承认曾子可能与《中庸》一部分的最初写作有关。见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上编,141~184页。,不过荀卿既被认为是儒家,也被认为是法家。

从孔子时代一直到战国、秦朝(公元前221—前207)和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初年,儒学都只是当时在中国争夺统治地位和普及权的众多流行学说中的一种。

自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用董仲舒之策[约在公元前136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于是中国大部分之思想统一于儒,而儒家之学,又确定为经学。自此以后,自董仲舒至康有为(1858—1927),大多数著书立说之人,其学说无论如何新奇,皆须于经学中求有根据,方可为一般人所信受。经学虽常随时代而变,而各时代精神,大部分必于经学中表现之。自孔子至淮南王(死于公元前122年)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则经学时代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485页。

确实曾有过一些学者想要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但是他们的努力都没能达到导致一个真正的变革的程度。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它与人性有什么联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从分析既得利益对社会变迁的阻碍着眼来回答这些问题,是本书的主旨。换句话说,本书将揭示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如何从汉代直到清朝通过对儒学的各种解释和保护来获取并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的,而不是要把儒学本身作为一套思想体系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