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费需求替代外需与投资需求的约束性条件

从总需求结构的表象来看，为了扭转投资和出口占比过高、家庭消费需求占比过低的失衡状况，需要用家庭消费需求替代外需和内需中的投资需求。然而，在给定的结构和制度特征下，这两种替代过程都是难以完成的。短期内，实现总需求结构平衡并不是要使消费替代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压制投资可能加剧中国经济的波动风险。

第一，从家庭消费需求与外需之间的替代关系来看，相对于国内总供给，我国的家庭消费需求更加偏向于非贸易品，而出口的则是以制成品为主的贸易品。居民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组织等非贸易品不断增长的潜在需求，受制于供给的匮乏而无法转变成现实的购买支出，由此导致居民储蓄增加。非贸易品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强制储蓄”，是造成我国居民低消费倾向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动态趋势中，增加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以及从其他角度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的政策措施不能构成刺激国内消费需求的充分条件。消费需求作为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所需要的主要产品并不是那些可供出口的产品，在既定供求结构下，无论是支出变更政策还是支出转换政策，都无法有效地实现国内消费需求对出口的替代。

尽管我们意识到必须增加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以及文化娱乐等非贸易品的国内供给，但这也是国内产业结构转型的基本内容之一，这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为了实现上述服务于家庭消费的非贸易供给的增加，必然要求相关行业或产业投资的迅速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家庭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离不开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投资快速增长，这样才能从供给层面突破对家庭消费需求的制约。新结构下的投资快速增长，不仅能够推动供给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相适应，而且有助于创造新的机会和收入增长源泉。

第二，鉴于消费和投资支出中非贸易品类别的差异，降低投资支出并不能有效缓解国内供给对非贸易品消费支出的强制约束。非贸易品供给约束直接制约非贸易品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且还使得总消费支出也无法迅速增长，单纯的需求管理政策无法刺激消费支出的迅速增长。

从家庭消费对国内投资的替代关系来看，在投资支出中，非贸易品支出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建筑业、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及仓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批发零售服务、房地产、科研和综合技术等生产性服务。而在消费支出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住宿餐饮、文化娱乐以及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等公用事业是主要的非贸易品支出类别，占非贸易品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71%左右。

第三，从家庭消费行为来看，消费不仅受制于供给约束，而且还受制于家庭的收入和消费倾向。影响家庭收入增长和消费倾向提高的因素很多。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收入提高不一定马上带来消费迅速增加。

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的扩张具有更大的就业创造效应。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投资快速扩张，具体来说，就是消费性服务业的投资快速增长，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保证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总之，从我国当前制约家庭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众多因素出发，为了实现家庭消费需求在未来中长期的持续增长，结构转型和投资快速增长都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实际上中国的消费增速已经在加快。中国的发展阶段表明，我们并没有到达发达经济体的消费水平。片面压制投资不仅无法提升消费，而且在短期内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投资速度调整甚至是简单地压低投资速度，不是可行的选择。

第五，尽管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有助于提升消费水平，但在既有增长模式下，收入分配制度反映总体利益结构，如果不通过改革打破利益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就难以调整，因此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来提升消费就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也就是说，从增长模式角度来看，当前在既有的投资结构和增长路径下，仅仅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来解决目前的扩大内需问题，并不是治本之策。维持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在于，通过投资转型，推动居民收入增长，配合收入分配改革，拉动消费增长，形成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只有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才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速，只有保证经济增速，才能较好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而依赖市场力量，通过投资结构优化和投资效率提高，对初次收入分配结构进行调整，增加居民收入，推动产业结构和供给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协调，刺激消费增长，才是维持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