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追寻张培刚的命题

1989年，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教授在《经济研究》杂志发表题为《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的论文，提出了“加强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的任务；随后，在他主编的《新发展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发展中大国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的命题。张培刚教授认为，“发展经济学唯有对问题特别复杂的大国进行重点研究，揭示出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找出解决的途径，才能使其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更富有普遍性和实用性。”

张培刚教授是具有国际视野的经济学家，他的命题是通过反思发展经济学的兴衰演变过程而提出来的。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形成的新兴学科，主要研究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张培刚教授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所提出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题理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构造了各种理论模型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落后的原因，并谋划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这个时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体系尚未完善，因而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需要借助于政府干预来加快经济发展和实现工业化；他们特别强调资本积累、工业化和发展计划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否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受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多数发展中国家推行政府主导的发展政策，然而，它们的实践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并且困难重重，只有少数发展中小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为此，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主张都遭到质疑。英国经济学家狄帕克·拉尔（Deepak K. Lal）教授在1983年出版的《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中写道：“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很可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和经济的同时兴起。”针对这种情况，张培刚教授深刻地分析了早期发展经济学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对发展经济学加以改造和革新，使其显示出潜在的生命力。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至今依然未能实现经济稳定起飞和高速协调发展，未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其阻碍因素是什么？他认为，“在第三世界人口中占绝大比重的发展中大国不能改变其贫穷落后面貌的情况下，发展经济学就永远谈不上成功。换言之，发展经济学若不以发展中大国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它自身也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发展和完善。”在发展经济学变革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学家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应负的责任，作出应有的贡献。

张培刚教授在《新发展经济学》一书中，不仅阐释了“发展中大国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的命题，而且对大国的特征、大国发展的难题和大国的特殊道路进行了初步探讨。首先，他指出“发展中大国是既包含自然地理特征又包含社会经济特征的综合性概念，具体是指人口众多、幅员广阔、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人均收入水平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其次，他提出大国在经济发展中往往遇到一些难题，如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形成的“历史包袱”、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农业落后与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矛盾，以及内源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再次，他总结了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性特点，一是国内消费需求和市场容量相对较大，因而外贸比重较低；二是建设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等的资金需求，使得国内总储蓄和国内总投资占GNP或GDP的比重较高；三是往往采取内向型发展政策，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就着手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四是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以及足够规模的国内市场，在工业化初期占有一定的发展优势。最后，书中还从大国的视角分析了一些具体问题，如发展中大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的特殊作用、外部经济冲击对发展中大国的影响等。可见，张培刚教授主编的《新发展经济学》，不仅提出了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些重要问题，而且尝试了对大国发展的某些具体问题的阐述。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张培刚教授来不及系统地研究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未能形成构建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完整体系。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曾经感慨地说：“张培刚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张培刚教授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曾经获得威尔士奖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钱纳里教授在中国讲学的时候，曾经称张培刚教授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张培刚教授深谙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客观实际，他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了长达六年的农村经济调查研究，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的乡村和城镇，积累了有关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始资料；同时，他在学术底蕴深厚的世界著名学府里受到大师的沐浴和环境的熏陶，不仅受到了规范的经济学思维训练，而且能够熟练地运用英文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但是，张培刚教授回国以后的学术道路崎岖且坎坷，在他精力旺盛的那些年代缺乏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成长环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发展开始出现活力。张培刚教授重新开始研究发展经济学，他主编《新发展经济学》的时候已是89岁高龄，可谓老骥伏枥了。更为重要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世界主要几个发展中大国经济遭遇困难，直到20世纪末期才开始显露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使得张培刚教授的研究缺乏深厚的现实基础和充裕的实践源泉。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跻身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行列，30多年来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在8%以上，国家竞争力综合水平的世界排名呈振荡攀升趋势，被誉为“东方的奇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赞叹道：“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预言：“谁能成功地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中国是新兴大国的典型代表，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规律，系统研究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将对发展经济学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进入新世纪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金砖国家”的迅速崛起使大国经济现象成为新的国际经济现象。从2006年到2009年，“金砖国家”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达到10.7%，在世界各国中的排位居于前列。根据《国际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10年美国、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居全球第1位、第3位、第10位、第12位和第13位。根据复旦大学国际竞争力研究基地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报告（2009—2010）》，上述五个大国的国际竞争力指数分别居世界第1位、第2位、第15位、第19位、第22位。这些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和经济总量上拥有超大规模特征的典型大国，在经济发展中所展示的大国风采，标志着美国与新兴大国共同支撑世界经济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怎样科学地解释大国经济现象，从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中寻求普遍性规律和原理，构建完整的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已经成为新世纪的经济学家面临的重大课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愿望愈益强烈，并提出了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要求。所谓掌握国际话语权，就是以独特的学术话语体系解释具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并且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同，形成国际性的影响力。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理论的重要程度往往取决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程度。中国经济崛起成为“东方奇迹”，“金砖国家”经济崛起成为“世界奇迹”，可见大国经济现象的重要程度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程度也是不言自明的。张培刚教授通过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提出了有创造性的见解，曾经被国际经济学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堪称掌握经济学国际话语权的典范。追寻张培刚教授的命题，将发展中大国作为研究的重点对象；沿着张培刚教授的足迹，系统地研究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并且将对典型大国经济发展现实和经验的研究，通过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过程提升为普遍性的知识体系，就有可能掌握经济学的国际话语权。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把握历史的机遇，深入研究大国经济发展理论，构建中国风格的经济学话语体系，为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