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例外”

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历史上的国家例外论屡见不鲜，罗马、大不列颠、俄国、美国等国家当其中心感达到顶峰时，都曾宣称它们的民族和国家是上帝的特殊选民，负有和其他国家民族不同的特殊的伟大使命。

中国的例外论不同于西方文明中一再出现的例外论，中国无意输出自身的模式，无意成为世界的救世主。中国例外论是对于掩盖在“普适模式”表面下的西方中心论的反抗，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的普适性，有的只是不同具体对象之间的共通性。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所谓普遍适用的规律恐怕也是子虚乌有的，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对于“规律”的反作用，离自然科学越远的学科，离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规律也越远。比共通性更重要的是独特性，每个国家可以也应该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道路。这种对自身独特性的坚持对于一个国家的成功至关重要，如同邓小平所总结的：“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很多东西是靠自己搞出来的。”

我们说到中国例外论的时候，是指两个“例外”：一是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大多数国家所谓“普适模式”的独特道路；二是这种独特性构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话语体系的“普适理论”的例外事件。

中国的五年计划是舶来品，它是20世纪中叶全球国家工业化大潮流的产物，并随着20世纪末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剧变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的五年计划又是世界计划史的“例外”，与世界大多数发展计划大起大落的历史轨迹不同，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五年计划之路。

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有其历史必然性。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苏联又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中华民国建立不久，孙中山先生就希望能将经济发展计划作为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手段，但是在一个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孙中山先生的宏伟蓝图是难以付诸实践的。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陕甘宁边区，以及最早解放的东北地区，经济计划都被作为了经济建设的重要工具（见专栏1—1）。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开始转入大规模国民经济建设，模仿苏联实行五年计划体制是顺理成章的，它是共产党人选择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的重要象征，是追求中国富强之梦的重要途径。1955年12月毛泽东说：

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指社会主义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指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

与此同时，中国的领导人并不迷信苏联的计划体制，并没有把苏联的经验奉为金科玉律，而是抱着借鉴的态度，合则用，不合则不用，同时不断探索更加切合中国实际、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的体制建设道路。

毛泽东承认“有计划、按比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发展规律，但是他所言的“计划”也与斯大林的“计划”有很大的不同，他主张两种机制并举，动态调整，对照抄苏联的计划体制很不满意，创意性地主张“计划第一，价格第二”, “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他就提出要改变苏联以钢为纲的计划制定模式，从中国农业国的实际出发，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1964年6月在制定“三五”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更是提出号召：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这里，他已经注意苏联计划方法具有路径依赖和自我锁定的特征。

毛泽东时代中国实行的并非纯而又纯的标准式的计划经济，而是“大计划、小自由，大计划、小市场”的体制。对于占据国民经济主要部分的农业，并没有实行严格的计划控制，而是实行间接计划。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没有奉行高度集中的苏联式中央计划体制的少数国家之一。当时波兰的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指出：中国是一个例外，它并没有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制定事无巨细的计划。经过数次下放权力，打破中央集权，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际上成为相当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毛泽东虽然对计划工作不满意，但是终其一生，没能根本上突破计划至上思想的禁锢，而将计划工作存在的问题归结为计划工作的现实还没能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可能性，而这是由于计划没能完全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没能认真研究、充分掌握、熟练运用客观规律。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采取了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逐步取消与调整了五年计划不合理的部分，保留其合理的部分，在倒掉脏水的同时，成功地留住了婴儿。中国适应性地、前瞻性地对五年计划进行了调整：从经济指令计划转型为发展战略规划，由经济计划转向全面发展规划，由微观干预领域转向宏观调控领域，由经济指标为主转向公共服务指标为主。

“十一五”开始，中国正式将五年计划更名为五年规划，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规划”而不再是“计划”。“十一五”规划被评价为具有全面性和综合性，恰当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又一关键步骤。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计划转型道路是非常特殊的。中国并没有像大多数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那样彻底抛弃原有的计划体制，中国不但没有出现西方学者所预言的不可逆转的五年体制的大崩溃，而且也没有像古巴、朝鲜一样继续奉行僵化的计划体制，而是通过自我调整，使得五年计划持续活跃在发展政策舞台的中心，成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三大基础手段之一。

这也使得中国成为转型最成功的少数国家之一。在1992年世界银行提到的28个转轨国家中，中国和越南是最成功的国家，同时，也是保留了五年计划的国家。中国和越南在转型过程中，既推进了快速的社会变革，也保持了快速的社会财富增长和人类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反过来讲，1990年以来苏联和东欧那些放弃计划手段的国家，不仅没有出现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高增长，反而出现了负增长，其下降程度远高于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例如俄罗斯2006年人均GDP才超过其1990年的水平, HDI至今还低于1990年的水平（见图1—1）。这也表明，渐进主义和务实主义的制度变革，能够在实现成功的制度转型的同时，避免出现大割裂、大崩溃，才是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改革方式。

即便与少数不是废除而是改造五年计划体制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转型也是最成功的。一个有意思的参照是印度。印度与中国不仅基本国情条件相似，而且差不多在同一个的时间、同一个起跑线上发动了现代化。印度与中国一样，同样将五年计划作为推动发展、追求现代化目标的重要手段。在尼赫鲁执政期间（1947—1964年），印度确立了“民主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即在政治上实行议会民主制，在经济上采取与中国相似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化和公营成分，实施内向型的发展战略。印度从1951年起实行五年计划，中间除了有短暂的中断（1990—1992年）以外，到目前为止已经实施了11个五年计划，目前正处于“十二五”计划（2012—2017年）期间。

从计划绩效比较来看，印度11个五年计划的计划增长率平均为5.7%，实际是5.2 %，印度有6个五年计划没有实现计划的经济增长目标，占全部计划数的一半以上；中国的11个五年计划的计划增长率平均为10.8%，实际增长率是8.1%。中国只有3个计划没有实现目标，中国最主要的挫折是“二五”计划，剔除这个时期以后，中国的表现更是大大好于印度。

20世纪90年代以后，印度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印度的五年计划也开始转型，力图使五年计划的关注的焦点“从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产量和人均GDP转向提高人类福利（human wellbeing）……它不但包括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也包括健康、预期寿命、识字率和环境可持续性等指标”。

然而，印度的五年计划转型并不太成功，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计划经济时期制定计划的方式，总体上还是经济计划，推动经济高增长是五年计划的核心目标，经济建设是五年计划的主要内容，并围绕这一个核心对农业、工业、第三产业、投资，以及其他部门进行详细的安排。印度连续三个五年计划，都将追求高增长作为最核心的目标。“十五”计划以来的主线都是要追求高增长，“十五”计划追求8%的高增长率，“十一五”计划更是将GDP增长率目标锁定为10%，而“十二五”计划最优先的选项也是考虑如何进一步挖掘增长潜力，实现更高的增长，规划经济增长速度要达到8%～8.5%。这与印度领导人赶超中国、建设经济强国的抱负是分不开的。印度裔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就将这种在减贫、教育、健康等领域大幅落后的情况下的以经济速度为中心的做法痛斥为愚蠢的聚焦。这也表明印度的五年计划并没有完成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向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转型。

印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改革，虽然改革后的三个五年计划，经济增长率有所提高，但是计划增长率提高得更多，三个五年计划的指标都没有实现。中国改革后的六个五年计划全部超额实现了计划目标，平均计划增长率为6.9%，而实际平均增长率为9.9%，中国的五年计划从经济计划转向提供公共产品计划的同时，反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见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