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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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五年规划的中国“例外”

中国总是一切规律的例外。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1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罗素

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是他能跳八英尺高,是世界纪录。这个人一定做了很对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张五常:《中国经济制度》,11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张五常(2009)

20世纪,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国家采用了五年计划体制,这项前所未有的伟大的人类试验,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参见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1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如同人类历史舞台上所有壮观的剧目一样,五年计划制度的大转型、大变迁引起了人类理智无穷的探索兴致。国家是否需要计划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计划

国家计划的存在性问题引发了绵延数十年的世界范围的大论争,随着20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的大瓦解,国家为何需要计划?世界各国纷纷抛弃了国家计划,这个问题似乎已经盖棺定论。然而,中国等少数“例外”的国家,并没有废除五年计划制度,而是通过不断转型,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不但重新占据了公共政策的中心舞台,同时吸引了世界羡慕和惊异的目光,许多人重新认识到五年计划不但不是中国的体制弊端,反而是西方世界需要认真加以对待的中国制度优势。例如,在2010年新加坡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参会代表认为,中国通过五年规划由中央确定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是保证其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原因,而西方国家由于体制限制是不可能这么做的。(德国《新德意志报》2010年5月22日文章,参见《中国挑战西方》,载《参考消息》,2010-05-24,第8版。)

中国的独特经验再次激活了对国家计划存在性问题的思考,赋予了它现实的意义,它不只是一个人类伟大制度试验的历史评价问题,而是关系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制度选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