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主义计算”可能吗？

最早对“斯大林模式”逻辑上的可能性提出严肃的质疑的是奥地利学派的一位著名人物冯·米塞斯教授，他宣称自己发现了一个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撼动的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经济核算。他认为由市场决定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为企业提供了进行经济核算的基础，而社会主义由于没有市场经济，就不存在着这一基础，因此，社会主义企业不可能有经济核算。

他对恩格斯提出的以社会劳动价值作为计划核算的依据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其存在两个无法克服的缺陷：一是没有计算产品中自然资料的价格，两件包含相同社会劳动时间的产品，在市场价值中，一件产品完全可能由于其中包含的自然资料多而更昂贵，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将其视为等价物就会造成价格扭曲；二是无法计算不同劳动质量之间的价值区别，虽然马克思提出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但是不同类型之间劳动价值之比无法定量衡量。

正如多位卷入这一论争的经济学家所承认的那样，意大利经济学家巴内罗（E.Barone）——他是帕累托的信徒——1908年的一篇文章《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已经解决了米塞斯提出的社会主义计算逻辑可能性的问题。熊彼特对巴内罗提出的社会主义蓝图有一个非常清晰和详尽的论述，很好地回应了米塞斯的质疑。

这一社会主义蓝图一定程度上是对市场经济的模拟，不但不同企业之间，而且计划当局和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等价的交换，而商品的“价格”由中央局规定，中央局确定价格时并非通过计算社会劳动时间，而是根据供求关系，根据市场出清来制定价格，在这种“广义价格”的约束条件下，企业同样会按照边际收益为零的均衡点来生产。

对于这一辩护，计划经济的反对者放弃了米塞斯的立场，不再坚持计划经济在原则上不可行，进而批评计划实际上难以实行，面对着门类众多的产品，以及不断变动的供求关系，中央局如何能够确定合理的价格？因为“需要在几百万个预计数据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而统计数据又需根据更多百万个个别计算。到解出方程的时候，它们所根据的信息又会已经过时，需要重新计算它们”。

兰格等人从市场均衡理论的基础出发，证明了社会主义计算实际上是完全可以操作的。他们提出了一个市场社会主义方案——这经常被称为兰格—勒纳—泰勒定理，即由政府占有生产资料，但是和市场经济一样由价格对资源进行配置，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价格由中央计划局决定，用一种类似自由市场试错的方法，通过逐步试验改正的方法，就有可能确定供需均衡的物价。兰格在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计算机和市场》中进一步提出，随着现代计算机的出现，他30年前论文中提出的反复试错求解均衡物价的方式现在变得更为简单了，如果让他重写论文的话，他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将是：“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

这场争论的胜利者似乎属于计划化阵营，1936年年底，兰格确信已经赢得了这场辩论，他在文章中提议，“米塞斯教授的像应当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的大厅里占一个光荣的位置”，以表彰他作为“伟大的魔鬼辩护士”提出的有力的挑战，促进了社会主义计划的完善。而将米塞斯的观点以一种更精细的方式推进一大步的哈耶克教授和罗宾斯教授，也值得有个荣誉像，或者至少立一座纪念碑。

然而很快，哈耶克就将这个问题的争论引到了一个更为深刻的方向，提出了一个计划化阵营一直没能有力回应的知识应用的问题。1936年11月，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俱乐部发表就职演讲。演讲内容1937年2月份以“经济学与知识”为题发表。20世纪70年代，他自己对此评价说：

这确实是我用新的眼光观察事物的起点……直到那一刻之前，我说的话都是老生常谈。是1937年在伦敦俱乐部的演讲——我的就职演讲，即“经济学与知识”，使我踏上了自己的思考之路。有时我私下里说，我在社会科学中有一个发现……这个发现就是利用分散知识的方法。

事实上，当马克思讨论“盲目性”、“自发性”时已经提示了对于经济运行的关键因素——知识；我们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哈耶克是否受到了他终身与之作战的知识前辈的启发，但是把问题聚焦于“知识的运用”确实是一个天才的洞见，也是一个伟大的哈耶克转折，不仅仅对于他自己是如此，从而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的论战被引入一个真正核心的问题。

哈耶克认为，经济系统赖以有效运行的偏好、价格衡量、技术、资源供给等各种“本地知识”、情境知识（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分散性地存在于各种经济机构中，这种知识“从未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

中央计划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自下而上地收集这种分散的信息，但这种方式收集上来的信息往往又是不充分的和扭曲的，收集和处理数量如此庞大的信息，再以这些信息为基础进行协调，是中央计划体制无法有效承担的，随着经济规模的加大，信息变得越来越复杂，信息的收集、加工与传播的机制越来越难以有效运转。

因此，中央计划必然会面临一个信息失灵问题，换言之，信息的分散性决定了不可能通过一种集中决策的方式来处理信息。由于经济系统运行所依赖的信息是分散的，因此计划体制是无效的，而市场经济则在产生和应用分散信息上具有先天的优势。

计划经济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哈耶克等人的批评是一语中的的。信息问题引发的紊乱和僵化一直是计划经济体制难以克服的致命伤，这一体系的局部改革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通过转向市场的自发调节，这一问题才得到了彻底解决。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计算”确实是不可能的，这不是由于计算能力的原因，而是由于计算所赖以发生的基础数据并不是以一种可以集中处理的方式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