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潮编

史潮澎湃：国际史学潮流

年鉴学派及其发展过程

年鉴学派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历史学派之一。它所发动的史学变革，被称为“法国史学革命”，影响至广至大，对世界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tbugh）说：“他们（年鉴学派学者）为旧历史学转向新历史学开辟了道路”。而美国历史学家斯托扬诺维奇则说：“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世纪的任何一个国家里，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团体能够望其项背”。这些评价并不是夸大。

年鉴学派因《年鉴》（Annales）杂志而得名。该杂志由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于1929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当时刊名《经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1936年刊址迁到巴黎。后来几经更名，1939年更名为《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1942年再度更名为《社会历史综合评论》（Melanges d'histoire sociale）,1946年更名为《年鉴：经济、社会与文化》（Annales.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1994年又改为《年鉴：历史与社会科学》（Annales.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以后一直沿用至今。以此杂志为中心，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汇集到了一起，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国际性学派。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样，在该学派创立之初，它不过是传统史学“汪洋大海中的一只小小的玩具船，然而它却使世界历史学改变了方向”。此外，这个学派也产生了像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这样的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并使得巴黎因此而得以成为世界史学的重镇。

年鉴学派自创立至今，已历时近七十年。在这一时期中，该学派自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不仅从最初的一个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的几位学者为主的小学术群体，发展成一个人数众多的世界性的史学变革运动，而且在学术思想、学术风格、研究范围、研究重点乃至学术贡献等方面，也较前有颇大差异，以至于第二代学术领袖布罗代尔公开宣称：第三代学者主持下的《年鉴》杂志所宣传的史学理论，与第一、二代学者的思想已毫无共同之处。不过，尽管如此，围绕在该杂志周围的学者群，仍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学者的群体，换言之，从广义上来说，仍然是一个学派。用今日年鉴学派领袖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话来说，在该学派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学派性越来越弱。我们是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们又是一个运动，我们仍希望继续存在和发展”。大致而言，该学派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通过对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大略地看到该学派的发展轨迹。

第一阶段（1929-1945）是创立阶段。在此阶段中，主要的领导者和学术领袖是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和马克·布洛赫（1886-1944）。在该学派创建之前，他们都已在新建立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有鉴于传统史学中的种种问题，他们创办了一份新风格、新内容的史学杂志，以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这份杂志即《年鉴》杂志。该杂志一反以往史学期刊之惯例，务求超越各国史学之局限而达成国际学者合作之局面。他们首次提出了“总体史”的新概念，号召将地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引入历史学，进行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他们的努力逐渐获得法国学术界的承认，因而费弗尔于1933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而布洛赫也于1937年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年鉴学派的重心也随之而转移到巴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学派活动受到很大影响，杂志几经改名，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被迫中辍。主要学术代表人物布洛赫更因从事抵抗活动而被纳粹捕获，并于其学术的黄金年龄被杀害，从而使得年鉴学派蒙受了严重的损失。

第二阶段（1945-1968）是极盛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年鉴学派复兴，并有了巨大发展。战后不久，年鉴学派经历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以费弗尔为中心的《年鉴》杂志领导班子作了改组，并将杂志的名称由原来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更改为《年鉴：经济、社会与文化》，标志着该学派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扩大。第二件事，是经费弗尔的努力，法国政府终于同意于1947年在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内设立了独立的第六系（即经济和社会科学系），由费弗尔任主任。他为这个系所确定的方针是，跨学科研究、向全世界开放、以探讨问题和集体调查为基础、历史在其中起鼓动和带头作用，等等。这些也正是《年鉴》杂志的宗旨，因此这个系也就成了年鉴学派的大本营。费弗尔于1956年逝世后，由年鉴学派第二代传人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继任该系主任，并且他还在罗伯尔·曼德罗和马克·费罗的辅佐下，主持《年鉴》杂志的出版工作。布罗代尔是该学派第二阶段的旗手和领袖。在他领导之下，年鉴学派达到了巅峰，不仅逐渐成为了法国史学的主流学派，而且影响波及全世界，他也因而被称为法国和欧洲史学界的“教皇”。在年鉴学派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三种时段”说、“结构的历史”说等，都是布罗代尔在这一时期提出并发展完备的。计量史学的兴起（即史学中的“计量革命”）、历史人口学和人口史学的重大发展、区域史与系列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都发生于这一时期。

第三阶段（1968—）是分化与扩散阶段。1968年，法国发生了被称为“五月风暴”的大学潮。布罗代尔在此时辞去了《年鉴》杂志主编的职务，由该学派第三代传人雅克·勒高夫、勒·罗伊·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等人接任。1972年，布罗代尔又辞去担任了20多年的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系主任，由勒高夫继任。到了1975年，第六系改组成为法国国立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勒高夫任首任院长。因此，尽管一直到1985年逝世之前，布罗代尔在西方史学界仍然盛誉不衰，但是年鉴学派的领导权，已由第三代学者执掌。为了回应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与新的史学潮流的冲击，新一代的学者力求突破学派的局限，将学派扩展为运动。由于这一根本性变化，此阶段的年鉴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已背离了早期的传统。到1978年，勒高夫正式提出“新史学”这一名称，并主编了《新史学》百科词典，来阐明年鉴学派与新史学的联系与区别。因此之故，有的学者将此阶段的年鉴学派称为“年鉴—新史学”学派或“新史学”学派。“新史学”的特点是“新”：提出了新问题，采用了新方法，从而革新了历史的传统领域。此外，还将历来属于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也变成了史学研究的对象。“新史学”打了几次大胜仗，使得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基本地位得以确立，调查和集体研究的方法得到采用，史学向其他人文科学的开放进一步扩大。“新史学”还特别重视将人类学作为优先联系对象，并且为政治史、事件史研究恢复了名誉，同时也把精神状态和感觉映像的历史作为一条重要战线，从而改变了早期年鉴学派学者那种太过偏重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局面。这些变化，使得原先主要以西欧大陆为基地的年鉴学派，与英美史学的主流学派相互接近和交融，从而导致了年鉴学派在世界史坛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和世界史学的进一步国际化。

“静止等于死亡”（勒高夫语）。自创立伊始，年鉴学派就一直处于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演变过程之中。正因不断变化，所以也才能够一直保持活力。因此，对于年鉴学派，我们不能用一种孤立的、僵化的或静止的观点来看待之，而应当将其视为20世纪世界史坛上的一种重要思想潮流，从而正确地认识这个学派及其贡献。

 

附记：这里简略地说说这篇简介的来历。这篇文字与我的经历颇有关系。我自1978年考入厦门大学攻读研究生以来，虽然一直渴求了解国际学术主流，但是在1989年之前，虽然也读过一些“洋书”，但都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史的著作。我很想知道在“汉学”之外的广大学术世界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进行第一手的实地了解。1989年我应邀去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学，乘此机会，向法国同行请教，他们向我推荐了Peter Burke的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TheAnnales School,1929-89。通过此书，我得以初步了解年鉴学派及其代表的史学思潮。后来我在美国购得布罗代尔的巨著Civilization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阅读之后，获益良多。回国后，应朋友之邀写了一篇短文，对年鉴学派做了一个简单介绍。该文发表到今天已近20年，而在这20年中，年鉴学派学者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已译为中文出版了，我国史学界对该学派已不再生疏。但奇怪的是，在谈到该学派时，许多中国学者却仅知其名而对于其大致情况仍一无所知。因此之故，我觉得这篇短文在今天还有一定意义。至少，让那些没有时间读更多介绍的学人，可以对这个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潮流之一的年鉴学派有个起码的了解。

本文刊出后，年鉴学派继续在发展，现在已到了第四代，代表人物是雅克·莱弗尔（Jacques Revel）、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安德烈·布尔基埃尔（André Burguière）等。他们一方面继承年鉴学派的跨学科的史学研究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挑战本学派前代学者所建立的典范，研究范围逐渐从经济史与社会史转向思想史、文化史。

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

经过晚清以来“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的彼此冲突与相互激荡，特别是经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史学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其标志就是“新史学”的建立。在“新史学”的建立过程中，清华大学起了特殊的作用，可以说清华是“新史学”的发源地之一。

对于清华史学的代表人物以及192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近年来出现热潮，成果十分丰富。我本人的专业不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亦未做过此方面的研究，在此仅想把1920年代形成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关于史学方法的见解，与当时国际史学界的前沿见解作一比较，从而证实创建伊始的清华史学，绝非后来一些学界之外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以考据为主要特点的传统学术，而是一种立足于“国际前沿”的史学。

一、20世纪初期的史学“国际前沿”与“清华学派”

“国际前沿”（或“国际学术前沿”）是今日我国学界（严格说是学术管理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然而到底什么是“国际前沿”？似乎迄今尚未见到制定这些文件的部门作出具有权威的界定。这里，我对历史学科的“国际前沿”，姑提出如下界定，然后据此来看看1920年代的清华史学与当时“国际前沿”的关系。

所谓前沿，就是在大多数人的前面。在此意义上，在中国史研究中，要做到“国际前沿”似乎并非难事：只要发现一批别人未曾见过的材料，找到一个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小题目，于是就可以写出一篇或多篇“填补国际学术界在此领域中空白”的文字了。但是，1920年代清华史学诸大师所达到的“国际前沿”绝非此种情况。换言之，彼“前沿”非此“前沿”也。那么，我们要谈的“国际前沿”到底是什么呢？

任何一个学科领域都具有其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方法与手段，否则这个学科就不成其为一个学科了。因此研究对象、方法与手段也就是一个学科赖以安身立命之本。由此而言，真正的“国际前沿”，就是在某一特定时代，国际学界在某一特定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与手段的探索方面所取得的最新进展。由于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与手段总是在变化，因此这个最新进展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这种变化又意味着创新。因此在某一特定时代，“国际前沿”也就意味着某一特定学科在研究对象、方法与手段方面的创新。

那么，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又是什么呢？

依照鲁滨孙的总结，在西方，19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学，或者附属于文学，或者附属于神学，或者被人利用去激起爱国的热忱。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方才发生重大变化。这些重要变化包括：第一，批评史材；第二，秉笔直书；第三，注重普通；第四，破除迷信。但是这些都只是史学进步的条件，不是进步的程序。因此直到世纪之交，才出现史学革命的呼声。到1911年，鲁滨孙出版《新史学》，提出史学“需要一个革命”。虽然鲁氏的史学观点可以说是1860年代以来欧洲文化史运动的继续与延伸，但是他却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于史坛。因此我们可以说《新史学》一书就是当日国际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最新进展的总结。我们在此即以此书所论，作为当时史学的“国际前沿”，并据此来与清华学派的工作进行比较。

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史学也发生了颇大变化。廖平和康有为开始的疑古运动，动摇了人们对传统学术的信念。以后，“国粹学派”学者对中国的传统史学也做了犀利的批判。这种怀疑与批判的气氛，表现了中国传统史学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然而与西方的情况不同的是，在这个时候，各式各样的“西学”被介绍到中国，使得传统史学不仅受到来自内部的疑古风气的挑战，而且更受到来自外部的西方史学的更加激烈的挑战。这些挑战使得史学界出现“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相互冲突和竞争的局面，也使得20世纪初期成为中国史学在其长期发展历史中最为活跃的时期。

本文中所说的清华学派，指的是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前后在中国史坛上起了重要作用的一批史家。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年龄较长的梁启超和王国维），虽然在清华国学院建立之前就早已成名，但到国学院建立后，这些在各自领域里都已取得了杰出成就的学者汇集到了那里，方形成一个有相同学术追求的学者群体。国学院解散后，这些学者又成为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骨干。“学派”一词，在学界向来有不同理解。在我国，通常认为学派是“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如紫阳（朱熹）学派、姚江（王守仁）学派”。而在西方，学派（school）一词通常指的是“拥有相同理论或者方法”，或者“思想、作品或风格显示同样的渊源、影响或同样的信仰”的学者或作家的群体。因此史学中的学派，也就是拥有相似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的学者群体。上述两种通常的解释，彼此差别颇大。在这两种解释之外，也还有其他解释。另外，一个学派自身也会发生变化，有时甚至会变得面目全非，但仍然不失为一个学派。在这里，我们主张将“学派”定义为拥有相近或相似的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的学者群体，并以此来看当时汇集在清华国学院的学者是否可以称为一个学派。

清华国学院创立的目的，时任研究院办公厅主任的吴宓已明确地指出是：“（一）值兹新旧嬗递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之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因此国学院的教师也是根据这个目的而聘请的。这样，就把一些具有相似学术取向（例如中西学并重）的优秀学者集中在了一起。同时，国学院的制度也颇有利于一个学派的形成。尔后成立的历史系，则是国学院的直接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因此聚集在清华的学者，虽然各人研究领域或有不同，治学风格亦各有特色，但是在治史的基本理念与方法论方面却颇多相近之处，可以说是一个拥有基本相似的理念与方法论的学者群体。这种理念与方法论，经过不断发展，到了国学院结束后已经定型，依照何炳棣的总结，就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的考据与综合并重”。因此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当时的清华史家群体称之为清华学派。在这个学派的形成阶段即国学院时代，其代表人物就是曾经担任国学院导师的三位著名史家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虽然他们有许多工作是在他们到清华国学院之前所做的，但是他们来到清华后，通过教学和同事之间的交流，他们的工作对学界的影响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入。因此在此把他们在国学院成立前所做的工作也一并论之。

在鲁滨孙推出《新史学》的前后，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对中国史学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也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虽然他们没有刻意使用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提出的“新史学”来称呼清华史学，但是他们所创立的史学，确实是一种与传统史学大不相同的新的史学。因此我们可以依据清华学派所倡导的史学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与鲁氏所鼓吹的史学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进行一些对比，从中看看清华学派是否站在史学的“国际前沿”。

二、“清华学派”与20世纪初期的史学“国际前沿”

史学研究的根本，是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当然取决于史学的基本理念，例如历史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不过，后面这些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学之外的情况。鲁滨孙认为科学的特点是：（1）注重普通的人同普通的事；（2）发现同应用天然的定律。而史学要“科学化”，也就必须在这两方面进行努力。因此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专业史学之内的问题。

（一）研究对象

历史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历史？这两个问题都集中体现在史学研究的对象上。

无论中国还是欧美的传统史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研究领域狭窄，基本上是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主体的政治史。直到1840年，英国著名史家卡莱尔还在其轰动一时的演讲《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中宣称：“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伟人的传记而已”。鲁滨孙在《新史学》中，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当时的大多数历史家的通病是“不讲别的重要事情，专偏政治事实的记载”，“喜述最不普通的故事”。他并且以当时学校通用的历史教材为例，指出在这些教材里，历史已经成为了非常枯燥的帝王将相家谱。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中，对“中国之旧史”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批判，指出这种“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因此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

那么，史学研究的对象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呢？

鲁氏强调“新史学”要脱去从前那种研究历史的限制，“我们此地应当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偏心，引我们专去叙述历代无关紧要的朝代史和军事史？”他举例说，“自古至今，人类的事业有海上探险、开拓商业、建筑城市、设立大学、建筑华丽的大礼拜堂、著书、绘画，还发明了许多东西。我们在历史里，应当包括这几种人类的活动，大家渐渐承认了。但是到如今政治史还是保存他的独尊地位”。

梁启超早在1901年出版的《中国史叙论》中，就已提出“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在尔后出版的《新史学》和《历史研究法》中，更明确地指出史学“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良史应当“为全社会之业影”，“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和”。被郭沫若誉为“新史学的开山”的王国维和被吴宓誉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的陈寅恪，虽然没有专文论述史学的研究对象，但是从王、陈的具体著作来看，其研究对象包括了非常广阔的范围。例如，王国维的“空前绝业”有二，一是殷周社会制度史，二是宋元戏曲史。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着眼点，则主要在四个方面，即文化、种族、家族和门第。这些都远远超越了旧史学主要是治政治史的传统，因此从研究对象而言，可以说他们使得中国史学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由于上述变化，史学研究所需的史料也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史学以“正史”作为基本史料来源，史料范围十分狭窄，远远不能承担起研究对象范围大大扩展后的史学研究之所需，因此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史料学的革命。对此，鲁滨孙谈得不多，而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则作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阐述。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就是王国维在《古史新证》讲义的总论中，从方法论上对“二重证据法”所作的说明，尔后陈寅恪对此又作了更加简明扼要的总结，即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少数民族之故书与中原王朝之旧籍互相补证。陈氏自己对新史学的贡献，更是首推史料扩充。他并且明确地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氏认为凡于新史料、新问题有所通习者谓之“预流”，否则谓之“不入流”。因此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是“预”当日史学界新发展之“流”的。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一个学科的根本特征。在史学中，研究必须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同时又要使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因此“方法论应当占有与历史资料同等重要的地位”。

传统史学方法有其先天不足。巴勒克拉夫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际史学的发展时，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不足作了归纳。吴承明对此作了进一步讨论，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1）史学是叙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结构性的研究；（2）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3）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在解释史料和做判断时，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就主要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4）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认为一切是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无绝对的善恶；（5）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唯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1955年以后），由于突破了历史主义的束缚，应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史学才从艺术转变为科学。由于传统史学方法存在上述问题，只依靠它们是难以深入研究范围扩大后的历史的。因此只有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才能胜任新史学提出的要求。对于这一点，鲁滨孙和清华诸史家都非常明确地表述了同样的看法。

鲁氏说：“‘新史学’这样东西，总可以应付我们日常的需要。他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种种发明。……这部书所以叫做《新史学》的缘故，就是特别要使大家知道：……历史的观念同目的，应当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的”，“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急起直追，去利用新科学里面的新学说才对。所谓新科学，就是人类学、古物学、社会同动物心理学、同比较宗教的研究”。“这本书所以定名为《新史学》的缘故，就是要打破俗套，去利用各种新科学上的新学说，而且要使历史同入各种学问革命的潮流里去”。

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史学说：“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其他学之关系”。他在《新史学》中明确指出史学必须求助于其他学科，获得诸学之公理、公例。具体而言，“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换言之，与史学有“直接关系”的学科相当于今日的社会科学，而有“间接关系”的学科则为哲学与自然科学。王国维针对当时“士夫谈论，动诋异端”（排斥外国学术）的现象指出：“在学术上只有是非真伪之别，中国学术界欲改变停滞不前状态，当破除中外之见”，并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发明光大之道，莫若兼究外国之学说”。王国维和陈寅恪虽然没有集中地谈在史学研究中引入其他学科的方法的问题，但是他们之所为，也出色地显示了这一点。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治学方法时，除了对王氏的“二重证据法”作了很好的说明外，也指出王氏治学的第三个特点，即“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氏很早就向中国学界介绍了康德、叔本华、西季维克等的学说，他也是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诠释中国古典的先驱者。陈氏早在留学欧洲时就已指出，“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他在后来的研究中，即将此付诸实践。而借助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东方历史语言，正是外国学者借助着“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尤其是他们的研究范围比较宽广，例如对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各族就格外注意研究，恰好能解决中国学者忽略的或解决不了的问题。此外尚有一点值得注意，虽然陈氏自己很少谈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但是他对西方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理论著作并不忽视。例如他虽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却是最早读过《资本论》的中国人之一。由此可见，陈氏的学术视野是十分广阔的。

由上可见，20世纪初期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是站在当时的“国际前沿”的。

三、“国际前沿”与“中国特色”

传统史学虽然有种种缺失，但是也具有合理的成分。如何对待传统史学中的合理成分，也是20世纪初期国际史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传统史学的合理成分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因此也被视为“艺术”而非“科学”。而将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史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历史上的各种制度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制度史研究，主要使用的方法仍然是传统史学的方法。因此离开了传统史学的方法就谈不上史学研究。

其次，在西方，在19世纪中叶以前，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已在西方史坛上取得重要地位。该学派强调史料、注重考证，被认为是“科学的史学”之圭臬。通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到了19世纪末，以伯伦汉（E.Bernheim，又译伯因海姆）1889年撰写的《史学方法论》为标志，考证学已成为现代西方史学的根基。在中国，到了18世纪，传统史学在精密审定史料方面已有长足进步，特别是乾嘉学派更将此项工作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乾嘉学派高度重视原始文献，对文献文本使用内证、外证的训诂考据方法进行充分考证，以求得真实。乾嘉学派与兰克学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

运用以上方法进行研究，并不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因此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可以说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是否需要理论，乃是由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所决定的。希克斯（John Hicks）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提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余英时则说：“史学论著必须论证（argument）和证据（evidence）兼而有之，此古今中外之所同。不过二者相较，证据显然占有更基本的地位。证据充分而论证不足，其结果可能是比较粗糙的史学；论证满纸而证据薄弱则并不能成其为史学。韦伯的历史社会学之所以有经久的影响，其原因之一是它十分尊重经验性的证据。甚至马克思本人也仍然力求将他的大理论建筑在历史的资料之上。韦、马两家终能进入西方史学的主流，决不是偶然的”。因此对于史学家来说，传统的史学方法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

在对传统史学的价值的认识方面，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显然比鲁滨孙深刻得多。鲁氏在其《新史学》一书中，基本上没有谈到兰克学派及其重要遗产，因此朱希祖在为该书中译本所作的序中说：“我看Robinson这部书，都是消极的话——都是破坏旧史学思想的说话。他积极的话——建设新史学的说法——就是第三篇全篇和我上面所举的那几句话”。与此相对照的是，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对待传统史学中的精华的态度显然要更为全面和公允。

梁启超早期对“旧史”的批判，在一些方面颇有过火之处。特别是他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其《新史学》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到了1920年代，梁氏对传统学术的看法有了明显的改变，先后写出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重要著作，对以清代乾嘉学派为中心的清代史学作了充分的肯定和系统的总结。王国维和陈寅恪对传统史学的态度比梁启超更加积极。王国维的名言“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许冠三认为“大旨有类后来胡适的‘拿证据来！'”陈寅恪曾针对1930年代一些学者“食洋不化”之风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而“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他并且指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虽然梁、王、陈都受过“西学”和“新学”的熏陶，并带头大力引进“西学”和“新学”，但是他们对传统学术的精华也持积极的态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清华国学院也培养出了像赵万里、徐中舒、姜亮夫、刘盼遂等以“国学”见长的著名史家。

这种既积极吸收西方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又努力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的态度，最集中地表现在王国维的“三无”之说里，即学问“无新旧”、“无中西”和“无有用无用”之义。对中西学术的关系，王氏和陈寅恪都作了深刻的总结。王氏说：“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陈氏则说凡“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总而言之，凡是有价值的，无论古今中外，都取为我用。这就是吴承明说的“史无定法”：“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

这种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治学态度，是导致清华学派在史学研究上达到近代中国学术高峰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也表现了清华学派在史学的方法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比鲁滨孙的《新史学》所代表的“国际前沿”还要走在更前面。

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自梁氏提出新史学的口号以后，虽然学界对此口号一直有争议，包括王国维、陈寅恪等学术大师在内的许多学者也并不以“新派”自我标榜，但是以清华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日益壮大，以至于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旋律，却是不争的事实。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新史学》，章太炎、夏曾佑、陈黻宸、朱希祖、何炳松等起而呼应。到清华国学院成立后，新史学运动更有了一个基地。1929年，清华大学撤销国学院，建立历史系，从南开聘请蒋廷黻为系主任，上述学术取向变得更加明朗。国学院及其后继者清华大学历史系，先后汇集了李济、陆懋德、张荫麟、蒋廷黻、刘崇、雷海宗、孔繁裔、噶邦福、吴晗、邵循正、王信忠、孙毓棠、周一良等著名史家。他们的学术背景或研究领域有所不同，但都未偏离梁、王、陈三位大师所开辟的学术道路。不仅如此，清华学派的影响还远远超出了清华园。例如陈垣和钱穆两位国学大师，就是很好的例子。

与有留学经历的大多数清华史家相比，陈垣是一位通常被认为比较“传统”且相对较“土”的学者，许冠三便说他是“土法为本，洋法为鉴”。但正如罗志田所言，“其实陈的自我定位恰反之，他在其子陈约之来信上批复说：自己治学极得医学之益，‘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医学方法参用于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按陈氏自己开办过新式医学院，并著有《中国解剖学史料》，他这里所说的‘医学’，当然指的是西来医学，故其受西学影响之大，还当重新认识。傅斯年在与陈寅恪论及‘此时修史，非留学生不可’时，便特别指出‘陈援庵亦留学生也’，与‘粹然老儒，乃真无能为役’者大不相同”。钱穆虽然在治学方法上更加传统，但是在其《国学概论》于1931年出版时，他在“弁言”中写道：“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本书特应学校教科讲义之需，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当时他对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人对传统的怀疑与批判，并无恶感，而对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亦颇为赞许。因此清华学派的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治学途径，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的正宗。

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到了20世纪中后期，中国史学已变得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新史学已经大获全胜。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又一次面临着“新世纪，新史学”的问题。而与一个世纪前的情况相同，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史学又受到严峻挑战。这种挑战一方面来自后现代主义，另一方面则来自社会科学的变化。

西方的史学，从启蒙运动的“普遍理性”到黑格尔和兰克的“历史主义”，具有两个主要的特征，即历史一线进步的普遍观念和西方中心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启蒙运动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的崛起，历史进步的观念和科学理性的观念已被视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历史学也被视为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自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现代主义的历史思维与西方中心论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越来越具有全球的性质。对西方现代主义历史思维的质疑并不是从后现代主义开始的，但后者的冲击具有颠覆性质。既然现代主义历史思维注重理性，注重西方，注重中心和精英，注重线性发展和进步，它就忽视了历史的许多重要方面：非理性、非西方、边缘、“它者”、“另类”、弱势群体、底层群众、日常生活、微观事物、突发事件、妇女、个人、枝节等等。而这些也就成了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的方面。后现代主义者直面这些问题，尖锐地提出质难，标志着西方学术界的风向有了大的变化。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启示是：认识和发扬非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主要应该是国人的责任。我们需要了解和研究包括西方在内的一切海外文化，借鉴所有有益的养分，但着眼点只能是继承和发展我国的文化。在史料方面，后现代主义者宣称“小说家编造谎言以便陈述事实，史学家制造事实以便说谎”，从根本上否认作为史学基础的传统史料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攻击不乏合理之处。

鲁滨孙说：“（新史学）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种种发明——五十年来的种种发明，已经将我们对于人类的来源、进步同希望、种种观念革命了。五十年来没有一种科学，无论是有机或无机的，不受重大的变化，而且有许多新科学增加出来，他们的名字，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家亦都不知道。史学这种学问，当然免不了混入这个革命潮流里去。不过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有许多历史家，还不知道历史有革命的必要”。简言之，新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把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引入史学，依靠之进行研究，从而也极大地改变了史学本身。但是这也意味着：一旦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理论方法发生变化，那么史学也难以不受影响。20世纪是一个社会科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其结果是“19世纪的社会理论，在许多方面已不再可信”。这个剧变使得我们用于构建历史的主要依据也发生了动摇，因而对史学产生了空前的冲击，导致了全球性的“史学危机”。这个危机开始于1960年代，到20世纪末达到高潮，其矛头主要是针对构成以往史学研究基础的理论方法。由于当前的史学危机主要是理论方法的危机，因此要摆脱危机，就必须不断地改进史学的理论方法。换言之，必须全面检讨原有理论方法，扬弃其中已经被证明不合理的部分，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中汲取有用的成分，不断探索新的理论方法。

为此，在鲁滨孙提出“新史学”口号大半个世纪之后，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勒高夫于1978年又一次提出建立“新史学”的口号，并主编了《新史学》百科词典，来阐明年鉴学派与新史学的联系与区别。因此，有的学者将此阶段的年鉴学派称为“年鉴—新史学”学派或“新史学”学派。这种“新史学”的特点是：提出了新问题，采用了新方法，从而革新了历史的传统领域。此外，还将历来属于人类学的对象，也变成了史学研究的对象。“新史学”打了几次大胜仗，使得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基本地位得以确立，调查和集体研究的方法得到采用，史学向其他人文科学的开放进一步扩大。“新史学”还特别重视将人类学作为优先联系对象，并且为政治史、事件史研究恢复了名誉，同时也把精神状态和感觉映像的历史作为一条主要战线，从而改变了早期年鉴学派学者那种太过偏重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局面。这些变化，使得原先主要以西欧大陆为基地的年鉴学派，与英美史学的主流学派相互接近和交融，从而导致了年鉴学派在世界史坛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和世界史学的进一步国际化。

在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中，国际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检讨与探索理论与方法的浪潮。经过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史学已是国际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个全球性的史学危机中，我国史学也难以置身事外。不仅如此，我国史学还有自身的特殊问题。1950年代初，我国引入当时苏联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导致了史学研究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变革。这个变革一反“有史无论”的偏见，倡导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这种对理论的高度重视，同1950年代国际史学变革的健将、年鉴学派的旗手布罗代尔的著名口号“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形成相互呼应之势。同时，这个变革也特别强调对过去史家所漠视的人民大众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与地位进行研究。但也应指出，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时期的史学研究未突破以生产关系研究为中心的格局，方法上亦呈现出教条化与简单化倾向。这些问题到“文革”前夕与“文革”时期发展到极端，演变为“路线斗争决定论”等荒谬的“理论”，和无视史实乃至捏造史实的恶劣手法。姑且不论这些“理论”将史学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与鲁滨孙所说的旧史学附属于神学有相似之处，即使是“文革”前史学研究中“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偏向，实际上也是把史学变成“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史，从而倒退到了旧史学偏重政治史的状况。至于在史料方面，则长期受到忽视和歧视，以致在以往处于史坛主流的“史料派”（或者“史料考订派”），连同其路数则被放逐到史学界边缘，1958年的“史学革命”是对考订派的最后一击，这是以往历次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运动的总汇，其后果是史料考订派作为一个潜在的整体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到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时，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

1979年以后，我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国际史坛的各种见解、理论、方法不断被介绍进来，从而使得我国史坛又面临着一次外来的冲击。在此同时，我国学者也对传统史学（特别是考据学）的价值进行了重新的定位，“回到乾嘉去”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在此背景之下，我国史坛又一次出现了“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相互冲突和竞争的局面。这种局面使今日史学面临着一个重大转变的关头。

巴勒克拉夫说：“历史学已经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意味着它一定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陷入歧途”。史学发展的最大敌人在于史学家自己，因为“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本身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因此到了今天，“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而关键就是历史学家们要克服“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这样的问题，在我国也同样存在。

要顺利地克服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我们要发扬当年清华学派所代表的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传统，尽取“西学”、“中学”、“新学”、“旧学”之精华为我所用，努力探讨和改进理论方法，拓展史料种类和来源，提高我们建构和解释历史的能力。虽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要完完全全地重现历史可能只是一个永远的梦，但是随着赖以重现历史的史料的不断丰富和构想能力的不断改善，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向这个目标接近。

迎接我国的第二次“新世纪，新史学”

我国具有优秀的史学传统，但是传统史学也有自身的不足。西学东渐之后，这些不足日益暴露了出来。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一文中，最早对这些不足进行了分析，并号召创立一种新的史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新世纪，新史学”。因此，梁氏的这个号召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从而开始了中国史学的新时代。

史料和理论是史学的两大基石。新史学要做到“新”，就必须在这两方面都与传统史学有明显的不同。这次“新世纪，新史学”运动的倡导者们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这一点。胡适说：“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而梁启超则指出新史学必须获得“诸学之公理、公例”，即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换言之，要在史料和理论均有突破，才会有新史学。

史料是史学的基础，原因如傅斯年所言，即“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因此“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在史料工作方面，胡适曾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以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但事实上是到了清代，我国传统史学在精密审定史料方面已有长足进步，特别是乾嘉学派更将此项工作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乾嘉学派高度重视原始文献，对文献文本使用内证、外证的训诂考据方法进行充分考证，以求得真实。而“考据，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个研究方法，其精髓就是无证不信，‘拿证据来’，不容你胡思乱想”。乾嘉学派的这种作法，与19世纪欧洲的客观主义历史学派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该学派兴于19世纪初期，通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到了19世纪末，以伯伦汉1889年撰写的《史学方法论》为标志，考证学已成为现代西方史学的根基。因此吴承明总结说：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从乾嘉学派到兰克学派，中外史家都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由于中国传统史学有乾嘉的根底，因此与近代西方史学在史料学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

但是在理论方面，情况却有颇大不同。不重理论，乃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并非只是负面的，因为是否需要理论，乃是由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所决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提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以前，史学家所关注的主要是具体事件的经过，而非一般现象，因此很少需要理论。同时，当时尚无社会科学出现，当然也无法从社会科学中引入理论。

但是，从近代史学的角度来看，不重理论确是传统史学的致命弱点。巴勒克拉夫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际史学的发展时，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不足作了归纳。吴承明先生对此作了进一步讨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1955年以后），由于突破了历史主义的束缚，应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史学才从艺术转变为科学。

那么，为什么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对史学如此重要呢？

许倬云先生指出：“历史是什么？历史是我们对过去的知识，是我们取舍整理有意义的事件，以我们的认识加以贯串，用我们能够理解的逻辑解释过去”。这种逻辑，也就是理论。它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为历史提供了框架。历史研究的中心任务是重现过去。但是过去的状况并不只是一大堆散乱无序的史实。要把一大堆散乱无序的史实建构成一座立体的大厦，就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构想技术。而这种构想技术，就是以许氏所说的逻辑（或者说理论）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种构想技术，要建构这样一座大厦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此意义上，布罗代尔的名言“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是非常正确的。

上述情况，在我所从事的经济史这一领域中表现最为明显。凯恩斯曾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经济史学属于史学，研究对象是“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经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经济史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但是，即使做到所用史料尽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没有经济学提供的思维方法和构想技术，就无法进行经济史研究。一些经济史学者拒绝经济学理论，但实际上他们也在不自觉地使用某种理论。正因如此，如果他们使用的理论有问题，结果是这些学者往往在无意之中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因此，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确实是“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

由于不重理论是传统史学的主要缺陷，因此20世纪的新史学运动，中心任务就是把理论引入史学。这一点，从梁启超对新史学的诠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倡导的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实际上是以近代西方史学为蓝本的。近代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越来越依靠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因此梁氏在《新史学》一文中大力鼓吹史学研究应当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即“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

新史学运动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旋律。自梁氏提出新史学的口号以后，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到了20世纪中后期，中国史学已变得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新史学已经大获全胜。但是，今日我们确实又一次面临着“新世纪，新史学”的问题。而与一个世纪前的情况相同，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史料和理论方法两方面都受到严峻挑战。

在史料方面，后现代主义者宣称“小说家编造谎言以便陈述事实，史学家制造事实以便说谎”，从根本上否认作为史学基础的传统史料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攻击不乏合理之处，不过整体而言，这种攻击还不足以对史学构成重大威胁。

在理论方法方面，情况却大不相同。近代史学的主要特征是把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引入史学，依靠之进行研究，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史学本身。但是这也意味着：一旦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理论方法发生变化，那么史学也难以不受影响。20世纪是一个社会科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其结果是“19世纪的社会理论，在许多方面已不再可信”。这个剧变使得我们用于构建历史的主要依据也发生了动摇，因而对于史学产生了空前的冲击，导致了全球性的“史学危机”。这个危机开始于1960年代，到20世纪末达到高潮，其矛头主要就是针对构成以往史学研究基础的理论方法。因此国际性的史学危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史学理论方法的危机。

由于当前的史学危机主要是理论方法的危机，因此要摆脱危机，就必须不断地改进史学的理论方法。换言之，必须全面检讨原有理论方法，扬弃其中已经被证明不合理的部分，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中汲取有用的成分，不断探索新的理论方法。在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中，国际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检讨与探索理论与方法的浪潮。这正是历史学力图克服危机、争取生存和发展的表现。

经过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史学已是国际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个全球性的史学危机中，我国史学也难以置身事外。对于如何对付这个危机，现在学者们在许多方面尚未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如果要使中国史学“转危为安”的话，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危机，而不能回避之。因此，在21世纪初，虽然中国史学已变得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和一个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一样，面临着“新世纪，新史学”的问题。

面对危机，进行新的探索是唯一的出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危机对于史学的发展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认识过去的实践是一个过程，我们在此过程的某个阶段上的认识不可能达到完美无缺。随着认识方法的改进，我们总会发现过去的认识有缺陷。只有不断改进研究方法，使得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尽可能地接近真实，史学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虽然在新世纪之初来预见新史学的特点还为时过早，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们必须秉承上一次“新世纪，新史学”的战斗精神，正视今日史学所面对的严峻挑战。巴勒克拉夫说：“历史学已经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陷入歧途”。史学发展的最大敌人在于史学家自己，因为“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面对危机，史学家只有积极应对，而不是采取鸵鸟政策，消极逃避，因为“静止等于死亡”（勒高夫语）。同时，我们也要发扬上一次“新世纪，新史学”的主要思路，努力探讨和改进理论方法，拓展史料种类和来源，提高我们建构和解释历史的能力。虽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要完完全全地重现历史可能只是一个永远的梦，但是随着赖以重现历史的史料的不断丰富和构想能力的不断改善，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向这个目标接近。这也正是每一次“新世纪，新史学”之所以有必要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是我国最重要的史学专业研究机构，向有史学研究的“国家队”之称，在自成立之日到现在的半个世纪的历程中，一直引导着我国史学研究的方向。在当前对于“新世纪，新史学”的探索中，也一定能够发挥主导作用，从而为我国史学在21世纪的繁荣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