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致朱一新
（1891年7月28日）
蓉生先生：
前承教诲数千言，恳恳谆谆，若以祖诒为可与言者而深责之。非大君子忠告之诚，爱挚之笃，何得闻此言乎？去年承教，以读书穷理，足以自娱，乐行忧违，贞不绝俗，勿为石隐，勿为猖狂。每念吾子造道之深，赠言之厚，诵之不忘。近世交友，只有酬应，不闻逆耳之言。今幸不弃于吾子，复存古人之义。仆虽不敏，颇自力于闻过知非之学，是用忭喜以受。惟区区此心，公尚未达之，似以为有类于乾嘉学者，猎琐文单义，沾沾自喜，日事 闻，而叩其论，果有关于风俗人心者则无有。若是则为君子之摈斥也固宜。故不敢默而息言，而欲稍陈其愚陋。连日下痢，故阙然久不报。顷搦管伸纸，滔滔言之，则近于逆指而文过。未信而谏，其言不入，故今亦不复及古今真伪之学。但仆之为教，亦不敢以考据浮夸领率后生。今将门人功课部缴呈一二，览之亦可见鄙志之所存。盖皆宋儒之遗法，非敢薄之也。
足下谓“今之学者，义利之不明，廉隅之不立，身心之不治，时务之不知，名为治经，而但治目录，名为穷理，而但讲应酬。”大哉言乎！深切著明。鄙人虽不肖，窃于此数言，颇能提倡之。躬行虽未至，窃喜足下与之合符，而门人兴起者亦颇有人，虽未能大治身心，亦颇淡荣利而讲时务。似未轶乎规矩法度外也。推足下相规之深，缘仆于宋儒有未满之论，故谆谆以新奇为戒，以平澹为归。苦口良药，至哉言乎！然昔朱子有云：“每读古人书，辄觉古人罅漏百出。”仆不幸与朱子同病，随举一学，多有不满前人者。盖朱子最能精思穷理，穷至其极，则缒幽凿空，力破余地，虽有坚城严垒，亦无立足之所。仆虽愚，于穷理之学，窃有一日之长，故推陈出新，登峰造极。后生可畏，来者虽诬，正不能以荣古虐今了却也。
盖天下义理，无非日新，足下所戒，虽是儒先之谠言，然实非天理也。既非前人所言，自近新奇矣。学者论学，但当问义理之何如。义理以求仁为主，若其不仁，安知平澹者之不特无益，而且以害人乎？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时各有宜，学各有主，佛是大医，主教者自当因病发药，当大病之时，而以茯苓、甘草解之，平澹亦何益耶？牛毛茧丝析之至细，条理枝叶敷之至繁，博大精深，前儒惟朱子有之，它不能也。仆生平于朱子之学，尝服膺焉。特儒先有短，正不必为之讳。且朱子教人以持敬之学，最美矣。而于经义何尝不反复辨论？即《诗序》之偏，亦谆谆日与吕伯恭、陈止斋言之。岂亦得责朱子舍义利、身心、时务不谈，而谈此《诗序》乎？盖学固当本末兼举，未可举一而废百，亦不能举空头之高论，抹杀一切也。朱子之学，所以笼罩一切而为大宗者，良以道器兼包，本末具举，不如陆子、止斋之伦滞在偏隅，如耳目鼻口之各明一义，不举大体也。孔子之学，所以师表万世者，更以道器兼包，本末并举，不如诸子之各鸣一术也。
且公之书院，岂能不言经义哉？有一经解题目，当必有以断定之。岂可坐令淆讹乎？今古不明，虽欲不坐视讹谬不可得。如西京先儒皆读秦未焚之书，为孔子之后学四五传，舍此不信，将谁信之？然此犹经解之空言，无关实事，诚可勿辨。若足下谓“未闻东汉兴古文以来，世遂乱而无治”，则未之思也。《春秋》之指数千，皆为二千年之治法所出，但恨未能尽行之。今不能遍举，惟举阉寺一政，《春秋》于阍弑吴子余时，严不近刑人之戒。故同子参乘，袁丝变色。《后汉书·襄楷传》曰：“臣闻古者本无宦官，武帝末春秋高，数游后宫，始置之。然未尝垂于经典，后世人主，不敢法也。”自刘歆伪《周礼》，上因汉制而存阉宦，后此常侍弄权，党人戮辱，高名善士先受其祸，而国步随之而亡。唐则神策握政，门生天子，甘露之变，惨被将相，而唐祚随之。明则神庙假权，熹宗昏弱，忠贤柄国，戮辱东林，社秩献城，明亦随之而亡。今则李莲英复弄政矣。后此忠贤复出，清流之祸方长，是刘歆一言丧三朝矣。古今之祸，孰烈于此。今吾国家尚未知息肩之所，即此一端，伪经之祸已不忍言。足下未尝深思今古变制之由，宜以古文无罪而欲保护之也。
至于后世，君日尊侈，惟辟玉食之言，叶水心早已疑之。仆亦意此为古文家乱入者。然未有如《周礼·天官》之侈供张者，甚非树后王君公惟以乱民之义。惟王及后、世子不会之说，胡五峰亦大疑之。于是灵帝乃善作家，西园成市，魏明帝筑华林，至使群臣负土，六朝之败，盖不足言。若乃陵炀西苑，宋徽艮岳，明皇之梨园三千，庄宗之脂粉百万，试问今学“民贵君轻”之义，有竭天下以供一人之义否？其它今古大义方多，今日不能且与人言，姑将其真伪之故，同于考据之学者微示之意，令天下凡知学之士，咸得讲求之。讲求既入，自能推孔子之大义，以治后之天下，生民所攸赖，更有在也。若诚如今日之破碎荒陋，则彼《新约》、《旧约》之来，正恐无以拒之。诸贤虽激励风节，粉身碎骨，上争朝政之非，下拒异教之人，恐亦无济也。若虑攻经之后，它日并今文而攻之。则今文即孔子之文也，是惟异教直攻孔子，不患攻今学也。遗文具在，考据至确，不能翻空出奇也。彼教《旧约》，去年彼教中人亦自攻之，只分真伪与否，不能如此黑白不分也。昔朱子谓吕伯恭论多骑墙，兄是通于今学者，又作骑墙之论，何其似吕伯恭耶？
若谓仆妄窜《史记》，以成其说，据《读书杂志》以为今本《史记》出于王肃。肃为古文家，此其确据可勿论。少昊、少康见于《左传》，非僻书也。事关一朝，非细事也。而《史记·五帝三王本纪》无少昊、少康事。后羿、寒浞虽是篡位，然四十余年，过于政莽及朱温、石敬瑭、刘智远、郭威等矣。如今日修何承天之《通史》，辑司马之《通鉴》，而舍却政莽、五代，成何书也？史公虽陋，岂至是乎？正统相承，事关兴亡，不著之本纪，而著少昊于《律书》，存羿、浞、少康于《越世家》，有是理乎？史公虽不计史裁，亦无此理。兄能下语解之否耶？若必党护刘歆，而攻史公为陋，其谁信之？《史记》多窜，终无解于扬雄之语。其它条绪尚多，《经义述闻》、《读书杂志》、《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可考。固贵于多闻阙疑，亦贵好学深思。孟子最长于《诗》、《书》，而不信《武成》，且又取其二三策，又攻其血流漂杵以为非武王之事，是固赖于论古有识。若仅循文守义，则三尺学僮能之，岂望于知言之大君子乎？足下岂谓此孟子之《武成》，非古本之《武成》耶？私行金货以改经文，经文犹可改，何况史也？窃以为足下之笃信，过矣。刘歆之伪经，既造伪文，又伪钟鼎、伪简册以实之。藉中秘之力，以抑外学之愚陋，惟同时学者知之。传之百数十年，钟鼎、简册益加古泽，使仆今日幸列校书，遇此异学，亦必为惑。故虽在李育、何休，亦只攻《左氏》之义，不能攻其伪，何况马、郑之笃信古文者乎？
且辨别经学，不能以愚智论，是有时焉。朱子能为穷理之学，马、郑所不能比者，然朱子亦不能知今学。今学二字之浅，朱子犹不知，岂得谓朱子为愚耶？国朝顾、阎、惠、戴诸人，用功于汉学至深，且特提倡以告学者。然试披其著述，只能浑言汉学，借以攻朱子。彼何尝知今古之判若冰炭乎？不惟不知其判若冰炭，有言及今古学之别乎？夫两汉之学，皆今学也。自郑君混一今古之文，而实以古文为主，魏晋之博士皆以古学，而今学遂亡。《晋书·荀崧传》所叙之十四博士，《易》则王氏、郑氏，《书》则古孔氏、郑氏，《诗》则毛氏，《礼》则云三礼郑氏；《春秋》则云《左传》杜氏、服氏，崧请立《公》、《穀》，时议以为《穀梁》肤浅，不足立，许立《公羊》。后以王敦之乱卒不立。今学诸经皆亡于永嘉。《公》、《穀》虽存，久无师说。沿及隋唐，定为《正义》，宋世定《十三经注疏》，即今本也。唐人尚词章而不言经学，昌黎习之，以古文言道，推本于经。穆修继之，传之尹洙，以及欧阳，亦由古文以及经说。于是刘公是、王介甫、苏东坡各抒心得，以为经义皆不由师授，各出己见为说。宋之经说遂盛，而朱子大其成。元延祐、明洪武立科举，皆以朱子为宗，国朝因之。凡御纂之经，皆宗朱子者也。总而言之，孔子作六经，为后世之统宗。今学博士，自战国立，至后汉，正法凡五百年而息。朱子发明义理解经，行于元、明及本朝，亦五百年而微。国朝阎、毛、惠、戴之徒，极力主张汉学，能推出贾、马、许、郑以攻朱子，实仅复刘歆之旧，所谓物极则变也。然乾嘉之士，汉学大行，未有及今学。诸老学问虽博，间辑三家《诗》及欧阳、大小夏侯遗说，亦与《易》之言荀、虞者等，所以示博雅，非知流别也。至嘉、道间孔巽轩乃始为《公羊通义》，然未为知《公羊》也。近日钟文燕为《穀梁补注》，然未为知《穀梁》也。直至道、咸，刘申受、陈卓人乃能以《繁露》、《白虎通》解《公羊》，始为知学。则今学息灭废绝二千年，至数十年间乃始萌芽，所谓穷则反本也。条理既渐出，亦必有人恢张今学而大明之，以复孔子后学之绪，而因以明孔子之道者，亦所谓惟此时为然也。外论闻仆之言，每以为狂，以为二千年通人大儒辈出而莫之知，而待康某于二千年后发之，岂不妄哉？虽然，试问二千年中何如哉？贤者不能为时，此固无可如何者也。道者天下之公，非一人之私，蚩蚩者不足与言。以兄之明达，岂能无望也。
今日之害，学者先曰训诂，此刘歆之学派，用使学者碎义逃难，穷老尽气于小学，童年执艺，白首无成。必扫除之，使知孔子大义之学，而后学乃有用。孔子大义之学，全在今学。每经数十条，学者聪俊勤敏者，半年可通之矣。诸经皆无疑义，则贵在力行，养心养气，以底光大。于是求义理于宋明之儒，以得其流别；求治乱兴衰、制度沿革于史学，以得其贯通；兼涉外国政俗教治，讲求时务，以待措施；而一皆本之孔子之大义以为断。其反躬之学，内之变化气质，外之砥厉名节，凡此皆有基可立，有目可按。若一格以古学，则穷读两部《皇朝经解》，已非数年不能，而于孔子之大义尚无所知，冥行擿埴。凡仆所见今日学者皆是，而彼能作经解，临深为高，己自俛视一切矣。欲其成学，岂不难哉？况真伪不容不分，而伪经之乱道，贻祸如是耶！
愿各舍成见，虚心以求义理之公，并商略教术，以求有裨于国家风俗人才之际，通达彼己，无为阂碍。足下居高明之地，于转移人才尤为易易，岂能无少有垂采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敬布区区，悚息悚息，不任主臣之至。
（录自《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