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新复康有为
（1891年7月28日前）
曩奉教言，属有他事，未遑即复，甚歉甚歉。足下深识独断，扶植孔氏之遗经，擿发嘉新之伪制，以道自任，成一家言。仆方钻研之不尽，奚敢复有异同？顾私心不无过计者。窃以为伪《周官》、《左传》可也，伪《毛诗》不可也；伪《左传》之羼乱者可也，伪其书不可也。辞指繁多，非仓卒所能究，约举一二以当寸莛之扣，可乎？
足下不信壁中古文，谓秦法藏书者罪止城旦，又《史记》河间、鲁共二传无壁经之说。夫谓秦未焚书者，特博士所藏未焚耳，《始皇本纪》所载甚明。其黥为城旦者，以令下三十日为限，限甚迫矣，偶语《诗》、《书》，罪且弃市，则设有抗令弗焚者，罪恐不止城旦。史文弗具，未可以是而疑秦法之宽也。当史公时，儒术始兴，其言阔略。河间传不言献书，鲁共传不言坏壁，正与《楚元传》不言受《诗》浮丘伯一例。若《史记》言古文者皆为刘歆所窜，则此二传乃作伪之本，歆当弥缝之不暇，岂肯留此罅隙以待后人之攻？足下谓歆伪《周官》，伪《左传》，伪《毛诗》、《尔雅》，互相证明，并点窜《史记》以就己说，则歆之于古文，为计固甚密矣，何于此独疏之甚乎？史公自叙年十岁则诵古文，《儒林传》有《古文尚书》，其他涉古文者尚夥，足下悉以为歆之窜乱。夫同一书也，合己说者则取之，不合者则伪之，此宋、元儒者开其端，而近时汉学家为尤甚。虽未尝无精深之言，要非仆之所敢言也。班史谓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今按之诚然。足下将以此亦歆所窜乱乎？歆果窜此，曷不并窜河间、鲁共二传以泯其迹乎？
《古文尚书》之可疑，以出自东晋，其辞缓弱，与今文不类，经阎、惠诸家考之而愈明。《左传》之可疑，以论断多不中理，分析附益，自必歆辈所为，故汉儒及朱子皆疑之。然汉儒龂龂争辨者，但谓左氏不传经，非谓其书之伪也。“处者为刘”及“上天降灾”四十七字，孔疏明言其伪。班叔皮《王命论》:“刘承尧祚，著于《春秋》。”叔皮与刘歆时代相接，此为歆辈附益之显证。“上天降灾”诸语，尤出于晋以后耳。《左氏》与《国语》，一记言，一记事，义例不同，其事又多复见。若改《国语》为之，则《左传》中细碎之事将何所附丽？且《国语》见采于史公，非人间绝不经见之书，歆如离合其文以求胜，适启诸儒之争，授人口实，愚者不为，而谓歆之谲为之乎？《史记》多采《左传》，不容不见其书，或史公称《左传》为《国语》则有之，谓歆改《国语》为《左传》，殆不然也。《仪礼》、《左传》、《国语》、《战国策》，皆后人标题，故无定名，诸子书亦多如是。犹《史记》非史迁本名，即称《太史公书》者，亦杨恽所题，史迁当时初不立名也。《左传》、《毛诗》传授不明，班史虽言之凿凿，实有可疑。然《左氏》之传授可疑者，仅在张苍、贾谊以上耳。谊为《左氏传训》，故其书不见于《艺文志》，太傅《新书》亦更后人羼杂，可据者惟《汉书》本传。本传虽引白公胜之事，其出于《左氏》与否不可知。孟坚作《张苍传》甚详，而并无一言与《左氏》相涉。书之晚出，自不待辨。但张禹以言《左氏》为萧望之所荐，其事实不能伪造。尹更始、翟方进、贾护、陈钦之传授，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讲习，耳目相接，不能凿空。歆是时虽贵幸，名位未盛，安能使朝野靡然从风，群诵习其私书耶？《春秋序》疏：“《严氏春秋》引《观周》篇，孔子修《春秋》，邱明作传，共为表里。”刘申受斥为非严彭祖之言。夫左氏不传《春秋》之义耳，曷尝不传《春秋》之事？其义则为歆所窜乱，本传固有转相发明之语为可证也。
《穀梁》始立学时，亦多纷纭之论。然《穀梁》传经，《左氏》不传经；《穀梁》有师法，《左氏》无师法；《穀梁》靡所窜乱，《左氏》多所附益。加以移书责让，怙宠逞私，诸儒之愤争，固其所也，而可以是断为伪乎？《左氏》不传《春秋》，此汉儒至当之言，刘申受作考证据以分别真伪，仆犹病其多专辄之词，深文周内，窃所不取。六经大旨皎若日星，师说异同，虽今文亦有可疑。邱盖不言，固圣门阙疑之旨，必锻炼之以伸己说，安用此司空城旦书哉？
《毛诗》晚出，与三家互有得失。三家之言，班史谓与不得已，鲁为最近。而《鲁诗》久佚，近儒缀辑，百无一存，郢书燕说，盖犹不免。就其存者慎择焉，以订毛之失则可矣；欲废毛而远述三家，无是理也。足下谓今文与今文、古文与古文皆同条共贯，大著未获卒业，不知其说云何。以仆言之，则《毛诗》不尽同于古文也。十五《国风》之次，与季札观乐不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与《周官》南、北郊分祀不同。《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且与今文《孝经》同。《文王》受命作周，则与今古文《尚书》皆同。其他礼制同于《戴记》者尤多。故康成以《礼》笺《诗》，虽或迂曲，要非尽古文之学也。《行露》传“昏礼纯帛，不过五两”，与《地官·媒氏》文同。《天保》传“春祠、夏礿、秋尝、冬烝”，与《春官·大宗伯》文同。《白华》传“王乘车履石”，与《夏官·隶仆》文同。《》传“诸侯六闲”，与《夏官·校人》文同。《夏官》有《挈壶氏》，《东方未明》传亦有之。《秋官·司圜》有“圜土”，《正月》传亦有之。此类似为古文同条共贯之证，然安知非刘歆窜乱《周官》时剽窃《毛传》乎？《皇皇者华》传“访问于善为咨”，《皇矣》传“心能制义日度”，皆同于《左氏》。此经师相传遗说，不妨互见，犹穆姜论“元亨利贞”与孔子《文言》同，可谓《周易》亦伪作耶？歆《移太常》不及《毛诗》，彼固自有分别，可知《毛诗》不当与三家并斥也。陈恭甫疏证《五经异义》，所采有今文与今文、古文与古文各异者，亦间有今文与古文相同者。就其所采已如此，况许、郑之辨不尽传于今者乎？
圣人微言大义，莫备于《易》与《春秋》，二传尤微言所萃。《穀梁》自范注行，汉儒家法不可得见矣，可见者犹有《公羊解志》一书。后人不明托王之义，凡所为非常可怪之论，悉归咎于邵公，邵公不任咎也。六经各有大义，亦各有微言，故十四博士各有家法。通三统者，《春秋》之旨，非所论于《诗》、《书》、《易》、《礼》、《论语》、《孝经》也。孔子作《春秋》，变周文，从殷质，为百王大法。素王改制，言各有当，七十子口耳相传，不敢著于竹帛。圣贤之慎盖如此。《诗》、《书》、《礼》、《乐》，先王遗典，使皆以一家私说羼于其中，则孔子亦一刘歆耳，岂独失为下不倍之义，抑亦违敏求好古之心。必若所言，圣人但作一经足矣，曷为而有六欤？
《王制》一篇，汉儒后得，为殷为周，本无定论。康成于其说之难通者，乃归之于殷。今更欲附会《春秋》改制之义，恐穿凿在所不免。《论语》二十篇，可附会者惟“夏时殷辂”、“文王既没”数言。然既通三统，则韶乐、郑声何为而类及之？《春秋》改制，犹托王于鲁，不敢径居素王之名。素王者，弟子尊之之词，非夫子自称也。匡人之围，俨以素王自居，圣人果若是之僭乎？《尧曰》篇历叙帝王相承之统绪，而次以子张问从政，固有微指，但此为门人所次第，孔子之告子张，曷尝有一言及于改制？近儒为公羊学者，前则庄方耕，后则陈卓人。方耕间有未纯，大体已具；卓人以《繁露》、《白虎通》说《公羊》，乃真公羊家法也。非常可怪之论，至于董子、邵公可以止矣。刘申受于邵公所不敢言者，毅然言之，卮辞日出，流弊甚大。《公羊》与《论语》初不相涉，而作《论语述何》以沟通之，戴子高复推衍之，其说精深，剧可寻绎，然谓《论语》当如是解也，然乎？否乎？
足下曩言西汉儒者乃公羊之学，宋儒者乃四子书之学，仆常心折是言。足下既知四子书与《公羊》各有大义矣，奚为必欲合之？汉、宋诸儒，大端固无不合，其节目不同者亦多。必若汉学家界画鸿沟，是狭僻迷谬之见也。然苟于诸儒所毕力讲明者，无端而羼杂焉以晦之，谅非足下任道之心所宜出也。汉学家治训诂而忘义理，常患其太浅；近儒知训诂不足尽义理矣，而或任智以凿经，则又患其太深。夫浅者之所失，支离破碎而已，其失易见，通儒不为所惑也。若其用心甚锐，持论甚高，而兼济之以博学，势将鼓一世聪颖之士，颠倒于新奇可喜之论，而惑经之风于是乎炽。战国诸子，孰不欲明道术哉？好高之患中之也。夫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今学、古学行之几二千年，未有大失也。若《周官》，若《左氏传》，若《古文尚书》，疑之者代不乏人，然其书卒莫能废也。毋亦曰先王之大经大法，藉是存什一于千百焉，吾儒心知其意可矣。礼失求诸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彼其窜乱之迹，歆固自言之，后人辨斥千万言，不若彼无心流露之一二语为足定其谳也。仆尝盱衡近代学术，而窃有治经不如治史之叹。方当多事之秋，吾党所当讲求者何限，而暇耗日力于两造不备之谳辞哉？《公羊》多有切于人事者，宜讲明之。通三统之义，非后世所能行，辨之极精，亦仍无益。汉时近古，犹有欲行其说者，故诸儒不惮详求。今治《公羊》，不明是义，则全经多所窒阂，不足为专家之学。若遍通于六经，殊无谓也。凡学以济时为要，六经皆切当世之用，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后世学术纷歧，功利卑鄙，故必折衷六艺以正之。明大义尤亟于绍微言者以此，宋儒之所为优于汉儒者亦以此。质文递嬗，儒者通其大旨可耳。周制已不可行于今，况夏殷之制为孔子所不能征者乎？穿凿附会之辞，吾知其不能免也。曾是说经而可穿凿附会乎？若夫新周故宋，黜周王鲁，惟圣人能言之，圣人且不敢明言之。汉儒言之，亦未闻沟通六经以言之。仆诚固陋，且姝姝于一先生之说，以期寡吾过焉。不揣狂戆，无任主臣，幸辱教之。敬承起居，词不宣意。
（录自《佩弦斋文存》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