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论与史鉴
政论与史论是古代士人表达对政治和历史认识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们反思现实与历史的精神成果。在中国古代，官僚与士大夫参政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参与到行政管理与政治决策的环节，处理国家政务；二是以政论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而政治与政策一旦出现了死结，士人往往在历史中寻求借鉴，其所写的史论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有学者概括说，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史论，其实都是政论。本单元选文20篇，都是评论历史和现实政治的名篇，体现了传统士大夫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下文以贾谊为例来分析史论与政论的密切关系。
从历史教训的角度，贾谊著有《过秦论》。他分析，秦在取天下的过程中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诡诈之术，打败了声势浩大的合纵抗秦联军，建立了统一政权。但是，秦没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转变国策，在守天下的时期，仍然依靠严刑酷法和暴力手段来维持统治，而不懂得运用道德教化来改造社会，稳定政权。贾谊的结论是，秦统一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攻守异势，是贾谊从秦之兴亡历史中总结出的一个重要结论。这是对刘邦时期陆贾所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治国理论的进一步发挥。
秦自商鞅以来一味强调严刑酷法，不重视礼乐教化，导致了风俗败坏的严重后果。贾谊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完全依靠严刑酷法使秦的道德风俗败坏到什么程度呢？贾谊进行了描述：在富裕的人家，儿子长大后就分家，贫苦人家的儿子长大后则只好送给别人做质子，作债务的抵押。因此，父子不像父子，借给父亲一把锄头，也表现出施恩于人的得意样子，母亲取用一把扫帚，也要加以责让，似乎为父母做任何小事都不应该。婆媳之间往往因为一言不合而吵骂不休，锱铢必较。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还有一点慈爱其子和贪财嗜利的人性的话，与禽兽也差不多了。一个一切以利欲为动力的社会，可以驱动这个政权在乱世中得一时之逞，在“取天下”的过程中获得成功。但是，秦却不懂得在取得天下之后“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而是继续“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结果是“天下大败”。在需要“治天下”的时期，这样做的后果是弱肉强食，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无法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只能加剧社会动荡的程度。这是从秦之风俗败坏来论证秦之所以得天下及其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贾谊的分析触及社会价值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无疑是非常深刻的。
贾谊进一步提出一个历史的反问：“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贾谊分析说，道理很简单，就是夏、商、周三代与秦的统治相反，三代之所以能够享国日久，就是三代统治者都注重礼乐教化。贾谊特别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引用孔子的话“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提出“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他认为，有敬、有孝、有度、有仁，这是三代之所以长久的根本原因。贾谊强调夏、商、周三代重视礼乐教化的历史经验，也是对汉初陆贾思想的又一次发挥。针对法家主张的仁义只可行于上古而不可行于当世的说法，陆贾曾经鲜明地批驳道：自人君至于庶人都不讲道德仁义，道德仁义自然无法推行了。
贾谊在总结分析秦朝灭亡的原因时，也最终归结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即所谓“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在贾谊看来，秦国自秦穆公以来至于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二十余君，一直在诸侯之中称雄，这并不是说明秦国历代国君都贤明，只是秦国有着天然的地理屏障并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势而已。后来秦始皇统一了天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秦朝却皇帝被擒，国破家亡。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统治政策。统一以后，秦始皇继续用暴力手段进行统治，社会矛盾发生变化。秦始皇时国家与百姓的矛盾已经很尖锐，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要改弦更张。到秦二世即位以后，继续这一套做法，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到秦王子婴的时候，已是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了。“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秦可以用诡诈之术、强暴之道来兼并天下，但继续用此种手段和方法来治理统一后的国家，就只能是自取灭亡了。这就是“攻守之势异也”，在治国决策上就是违背了“去就有序，变化应时”的根本原则。
贾谊的这一系列分析，与其说是在总结秦朝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不如说是在为汉代寻找长治久安之策。
综合分析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的各项方略和国策，可以说他是历史上最具影响的政论家之一。但是，他在实践中并未实现自己的理想，没有能够把自己的政治理念付诸实施。所以，到宋代的苏轼还著有《贾谊论》，结合贾谊的命运，对士大夫如何才能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追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一个人光有崇高理想和深远的思想言论还不够，还要经受得住各种阻力、误解甚至磨难。从个人才识看，贾谊是真正的“王者之佐”，但他的悲剧在于“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苏轼发出感慨：“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对于有理想、有热情的人，如何做到“风物长宜放眼量”、善于处穷待变，苏轼借议论贾谊提出了极具警世意义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