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领导对荣毅仁的关怀和支持

一、中央工作组在上海进行的“平反和落实政策”工作

1976年年底，中央工作组对上海市委、市政府下属组办和区县级的103个领导班子作了认真的清查、考察和排队。“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出于改朝换代的阴谋，大肆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在上海迫害的老干部的总数达106264人，经过中央工作组一年多的工作，复查了91917人，占应复查干部总数的86.5%。复查、解放高级知识分子不少于1400人，占应复查总数的96.5%。工作组的同志抱着认真负责、严肃的态度进行复查，进度也很快，这为上海以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于为什么还有极少数干部没有早日得到“解放”，主要是因为这些同志在历史上有不同性质的问题，当时中央对这些历史性问题都有明确规定。在中央未改变规定以前，地方党委无权改变，以致有的干部被“解放”得稍晚些，这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

二、上海文教领域的“平反和落实政策”情况

我是分管文教系统的平反和落实政策工作的。上海的文化艺术领域地位显著，在全国影响很大，被称作全国的“半壁江山”，尤其是电影、出版等方面。上海文教领域受灾是最严重的，“四人帮”篡党夺权，把握舆论阵地，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操控着文教领域。我认为对文教领域的问题是否处理好很重要，责任重大，一定要努力做好。我记得1976年11月，在上海展览馆的电影院，文教系统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有4个人坐在主席台上，巴金坐在我的旁边。巴金对我讲，10年前“文化大革命”开始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大概是11月，徐景贤他们在文化广场开万人批斗大会，批斗陈丕显、曹荻秋，把我们这些人都作为“牛鬼蛇神”拉去陪斗。那时徐景贤怎么也不会想到，10年后他自己站在台上被批斗。巴金说真是老天有眼，是报应。我对他说，我们老祖宗讲过，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人做的坏事太多了。

中共上海市委和中央工作组的领导成员合影（左起：毛联珏、杨富珍、周纯麟、林乎加、赵行志、苏振华、王一平、彭冲、倪志福、韩哲一、严佑民、陈锦华）

我们很多人都受过明星的影响，通过看他们的电影、戏剧等，对这些人都有好感。我看了不少材料，了解到“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人整得够呛，对他们很不公正，就我个人来说内心深处对他们是同情的，态度是积极的。举个例子，可以说明我对他们的关心，想方设法帮他们解决问题。有一天，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张骏祥给我写了封信，说家里冬天太冷，爱人周小燕要练钢琴，房间内温度太低，她手指都撑不直，能否帮助请煤气公司安装一个取暖器，能让小燕练琴。我看了信后马上给他打了电话，说信我已经收到了，我什么时候到你家来串串门。不久，我特意去了他们家，是穿着军用棉大衣去的，这样我和煤气公司讲就有亲身感受，确实很冷。后来，这个问题得以解决。还有曹聚仁的女儿曹雷，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后来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写过电影剧本《春苗》，徐景贤直接插手演职人员的安排，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人批判她剧本没有写好。她当时可能说了一些不满意的话，有些人就揪住她的话反映到我这里，我说算了，没什么问题。我从来没有揪过任何人的小辫子，主张宽容，家和万事兴，不赞成无事生非，到处制造矛盾，这是我的思想，是我主管文教口没有发生重大失误的思想基础。

三、一些著名人士的落实政策情况

我先谈一下著名演员赵丹落实政策问题。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大概是5点钟的时候，我家当时住在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我下班后拿了些文件回家。我家有两个门，一个大门直接连着客厅，一个是厨房的门。我到家的时候，看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位叫杨延晋的年轻导演，带了个人站在我家厨房门口。我从大门进去，他从厨房的门把那个人领进来。我一看那个人，觉得很面熟，就是想不起来他的名字。我的小女儿陈悦刚上中学，她推了我一下说：“爸爸，这是赵丹。”我这才想起来，请他们到客厅坐下，问他们：“找我有事吗？”赵丹跟我说：“对不起，休息天还来打搅你。”我说：“没关系，有什么事情啊？”他说：“是我自己的事，落实政策的事，想跟你谈谈。”我说：“行啊，不过今天恐怕不行了，我已经另外约了人要谈事情，我们另外约时间好不好？”他说：“可以啊，我等你通知。”我根据日程安排，就和他约了下星期天再谈。

到了约定的星期天下午，黄宗英陪着赵丹来到市委会客室。他开始讲自己演过的电影的时候还比较冷静，讲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关在“牛棚”遭受的种种折磨、批斗时非常伤心，讲着讲着就站了起来，越说越激动，讲到伤心的时候声泪俱下，号啕大哭。黄宗英在一旁拽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不是跟你说好的嘛，你好好讲嘛，你这样讲陈市长怎么听呀。”我当时一面听，一面也深受感染。这些人在社会上名气很大，广受欢迎，为什么回到本单位就要遭受这样的命运呢？！我对黄宗英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么多年他受了很多委屈，我能理解。现在不到市委来讲，他能到哪里去讲呀！”听了我的这些话，赵丹更激动了，哭得更厉害了，跟个孩子一样。他说：“这样的话我已经多少年没听到了。”我说：“你今天说的事情我都清楚了，我会抓紧落实这件事，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找你。你还有什么事情没讲完的，还可以再找我。”赵丹听后，对我说：“好的，谢谢你陈市长。”黄宗英也对我表示感谢，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第二天，我就把市电影局的党委书记戴星明找来，跟他谈赵丹找我的情况。我对他说：“赵丹来找我了，他曾经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关押过，后来都搞清楚了，那些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也应该搞清楚了，赵丹这个人在全国影响很大，你们抓紧一点，早点落实政策，影响也好。”戴星明同意我的意见，他说：“我们抓紧做。”不久，市委很快就分批讨论了。在市委会议上我讲：“赵丹找过我，我认为新疆的问题早有结论，其他那些问题不应该算什么问题。”给赵丹落实政策的事情，市委很快就讨论通过了，大概也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事情，时间不是很长。

“文革”中的赵丹和黄宗英夫妻俩合影

第二个例子是李玉茹的问题，也是有代表性的。她给我写过信，要求平反和落实政策。当时我们的工作地点在衡山宾馆，李玉茹来了，我和中央工作组分管文化局的同志一起与她谈，她说：“能不能请领导多关心我，早点解决我的问题，让我回到剧场演戏。”因为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就找了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我说：“李玉茹找我了，能不能早点给她落实政策，让她演戏嘛。”李太成表态谨慎，说群众反映很多，你可以先看看材料和档案。我把档案调来，档案中都是些李玉茹交代的材料和审讯笔录，也有些检举揭发材料。我没细看，大概翻了翻，便给了我们中央工作组联系文化局的同志仔细看看。我问：“这里面有没有‘三反’的东西？”他说没有，主要是议论江青，说江青不懂戏，样板戏也不怎么样。材料里还讲李玉茹曾经给杜月笙、黄金荣等人唱堂会等。我说，她在旧社会跑码头，要依靠这些人保护演戏。不同他们应酬她能在江湖上混吗？她在上海这样的大码头能站得住吗？！要历史地看这些事，这些都不该成为问题。我对李太成说：“我问过工作组的同志，没有‘三反’的问题。”他说：“好，我们抓紧时间做。”后来，李玉茹也很快解放了，并写信给我表示感谢。我是1983年调回北京工作的，北京有个首都企业家俱乐部，我是俱乐部的理事长。1986年春节，俱乐部在北京饭店举办新年联欢会，在结束前，我提前离开，刚走到门口，正巧李玉茹扶着曹禺进来了，李玉茹一见到我非常高兴，立即把我介绍给曹禺，说“这就是我常对你讲的陈锦华同志。”曹禺说：“真是谢谢你啊，玉茹老说起你好，我们听说今天晚上你要来，法国大使馆招待我们，我们没等结束就赶来，就是想见见你。”我说：“太客气了！玉茹很好，这么多年受了不少委屈，仍一直很好，我们的工作做得晚了。”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

最后谈一下荣毅仁落实政策的问题。荣毅仁1958年调到纺织工业部当副部长，我是纺织工业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他有东西要查、要写、要改，也常找我。由于上海在经历“三反”、“五反”以后，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思想越来越“左”，荣毅仁在上海的处境很难，周总理为了保护他，特地把他调到北京。当时周总理说：“荣毅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工商界的旗帜，要保护好这样的旗帜。”这是周总理的一番用心，也体现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外地红卫兵以后，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更加如火如荼，以更大的声势冲向社会，冲向各界的一些名人家里。荣毅仁当时住在北太平庄，他的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有些同学早就知道荣毅仁的住处。8月20日，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涌到荣毅仁家里，都是些女孩子，当中还混进了一些社会上的来历不明的人，在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也被打伤，她女儿就给纺织工业部打电话。正好那天是机关发工资的日子，荣毅仁的司机郑耀辰送工资去时发现情况后向部里作了报告。当时，我是纺织部机关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就马上向部党组书记钱之光报告了这件事。钱老说：“赶紧给周总理写个报告，用特急件送到总理办公室去。”我给周总理写了报告之后，又给李富春办公室打了电话。李富春当时是管工交各部运动的，他就说是不是你们想办法把他们送到医院去，在医院保护起来。当时我们的副部长张琴秋，是卫生部苏井观副部长的夫人，跟北京医院很熟悉，她给北京医院的院长打电话讲了这些情况，院长讲：“大姐，不行啦！我们这里已楼上楼下斗开了，都斗了好几批了。送到我们这个地方，不一样挨斗吗？”于是我们在下午又赶紧再给周总理值班室打电话，但一直没有回音。到了当晚凌晨1点多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打电话找钱之光，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要钱之光赶紧去一下。钱之光已经吃了安眠药准备休息，但还是马上去了。到了那里，周总理问荣毅仁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钱之光就汇报了荣毅仁家里被砸、夫妇被打的情况。周总理说：“这事情你怎么不报告？”钱之光回答说：“我们写了报告了呀。”周总理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写报告，要打电话嘛。现在我们只能管两个人，一个是宋庆龄，一个是郭沫若。其他人你们自己想办法。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这就是交代了。

凌晨2点多钟，钱之光一回来就找我们商量，说周总理指示我们要保护荣毅仁，我们得想办法，不能让荣毅仁在安全上出问题。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兴起“红对红”，就是以机关的红卫兵对付外地、外单位的红卫兵。我们把部机关的红卫兵靳玉恒找来，要部机关的红卫兵连夜开到荣毅仁家里去。大概有10个人左右。他们到达荣毅仁家里的时候，看到那些学校的女红卫兵东倒西歪地躺在客厅里。部机关红卫兵的头头找到她们的头头，跟她讲：“我们是纺织工业部机关的红卫兵，荣毅仁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要对他进行批斗，让他老实交代罪行，请你们把他交给我们。”开始这些女学生不同意，但毕竟她们年轻，还是比较容易说服的，最后说：“可以，但我们要提些条件。要他老实交代罪行，要他劳动，打扫卫生，只能喝自来水，吃窝窝头、咸菜，不许贪图享受。”部机关的红卫兵都统统答应，于是那些女红卫兵们就撤走了。她们一走，荣毅仁就提出要把他的夫人杨鉴清赶紧送到医院治疗。在批斗时，红卫兵把杨鉴清剃了阴阳头，以表示是“牛鬼蛇神”，因此送到哪个医院都不收，都不敢给她治病。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很机灵，就把她送到积水潭医院，说这个人是重要的人证，不能让她死掉，你们一定要想办法给她治疗。医院一听是重要的人证，就赶紧给她医治，这样杨鉴清就得到了救治。

到了月底，荣毅仁来找我谈话，穿着灰布涤卡的中山装，抽着牡丹牌不带过滤嘴的香烟，他跟我说，他的学习关系在全国工商联，那里受到社会上的红卫兵冲击很厉害，希望能到部机关来学习。我说：“部里定不了，要和统战部商量一下。”后来我给统战部打了电话，他们说这不是荣毅仁一个人有这种情况，不能破这个例，要他继续到全国工商联参加运动。我对荣毅仁说：“你还是到工商联学习吧，工商联离纺织部很近，有事可以随时找我。”我还说了些安慰他的话。到了国庆前夕，荣毅仁给我打电话说：“我收到国庆节的请帖，邀请参加宴会和天安门观礼，你看怎样啊？”我说：“那好啊，当然要去啊。”他说：“那我怎么去啊？”我说：“我让司机郑耀辰来接你。”从这件事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到了1977年，中央工作组和上海市委经请示中央批准，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废止的赎买支付定息。上海资本家很集中，全市要退赔30个亿，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上海退赔的最大对象就是荣毅仁。他认为这件事情政府做得很对，办得很好。为了扩大政府落实政策在国际和国内的影响，他带头到上海来领这笔钱。这笔钱的具体金额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几十万元吧，数目不小。他一到上海，我就知道了。他拿到钱要回北京前，我准备请他吃顿饭，并告诉了彭冲，彭冲说他也参加。我同他已十多年未见了，吃饭时我把当时周总理关心荣毅仁夫妇的情况，以及部党组采取的措施都给荣毅仁讲了。他说：“我对这件事知道些，详细情况并不了解，更不知道周总理对他的关心情况。你今天讲了以后我才完全明白。”他站起来给我敬酒，表示感谢。我说：“不敢当，主要是周总理的关心和指示。”他说：“是，没有周总理，就没有我的今天。”荣毅仁说得很动感情。这件事荣毅仁一直放在心里，念念不忘，他只要知道我到北京开会，总要请我吃饭。荣毅仁是5月1日生日，有一次他正好在五一节前到上海，我也正巧在上海，就要上海市接待办代我送一只大花篮和蛋糕给他祝寿。他收到了生日礼物后很高兴，一定要请我们夫妇到他家里吃饭，同他全家一起聚会祝寿。我们应邀去了。

在荣毅仁90岁诞辰时，纺织部的几位老人写了篇文章纪念他，我重新作了修改补充请《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将这篇文章放在重要的位置刊登。杨鉴清看了非常满意，认为能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荣毅仁的文章是件大事，是代表党的态度，她特意关照荣智健给我写信表示感谢。荣智健的信也写得很恳切。事后我想，毛主席讲过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这句话今天看来仍然适用，应当有人做这些事，不要人一走茶就凉。我甚至想，纪念荣毅仁90诞辰的文章，如果我们这些熟悉的人不写，很可能就没有人写了，而写了总是能起好作用、好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