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兄长，又是师长
——回忆陈维稷
陈维稷有五个兄弟，他是老三。我是他的堂弟。他大哥的儿子陈法周是解放前中国共产党青阳县的主要负责人，他的二哥陈次权是国民党青阳县党部书记长，解放后任民革芜湖市负责人、芜湖市副市长。国共两党在青阳县的主要负责人，都出在我们家族的梅溪村，这是中国革命特定条件下的历史现象，是历史的佳话。在那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岁月里，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参加革命、支持革命，对中国革命都是有功的。
《陈维稷传》第七章中讲到，陈维稷的五弟陈次泽及其家属，在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下，冒险掩护、援救新四军的突围人员。我由此想起了一件往事。1970年夏天，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严重泛滥的时候，我因事去上海，特地看望了五嫂胡绮文。这是一位深明大义、极为善良的女性。她伤心地对我说，街道上因为她是地主家庭出身而开会批斗她，辱骂什么她都能忍受，唯独批判她1941年救援新四军是投机，她想不通。她说：“1941年共产党还没有得天下，还根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投什么机呀？! ”她满腔忧愤地叹道：“老弟呀，这算什么世道，我实在伤心。”我劝慰她想开些，还打比喻说连陈毅这样的老革命都在挨斗，被戴上各种帽子，我们又算什么呢？她说，这倒也是，并问我为什么现在许多事都弄得颠颠倒倒，为什么这样不讲情理呢？！我讲这段往事，是想说明，我们有多么好的人民。胡绮文只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为了革命，临危不惧，奉献、牺牲都在所不顾。革命胜利了，她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果实，可是对革命依然一往情深，即使受了很大的委屈，也从不反悔。陈维稷的亲人就是这样奉献的。
陈维稷
1946年3月，陈维稷托人把我从青阳接到上海，安排在一个工厂里半工半读，解放后相继调到北京，直到1984年1月他逝世，我们相交前后历时近40年。这中间除了70年代后期我奉命重返上海工作的7年半外，其余30多年差不多都没有远离过他。他对我的一生倍加关注，每有进步，总是会心地表示欣慰，要我谦虚谨慎，鼓励有加；每遇挫折，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的遭遇，则是关心、担心，要我正确对待，经得起考验；平时对我从不指责，而是讲理释义，循循善诱。他一直以自身的人格、操守、学问影响我，教育我。他是来自旧社会的官僚世家子弟，又是接受西方科技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他的身上，东西方文化和中外文明的结合是和谐的。他有中国老一代仁人志士追求“实业救国”的理想信念，又有那一代知识分子在事业上终生奋斗不懈的务实精神。他正直、无私、宽厚、善良，待人以诚，处世以公。我们之间相差27岁，对我来讲，他既是兄长，又是师长、带路人，他对我的成长和一生追求都有着很深的影响。
我常想，我国纺织工业能有今天的成就，成为世界上的纺织大国，这与新中国纺织工业第一代领导人的卓越工作和创业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钱之光同志主持纺织工业部工作，陈维稷配合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不揽权争利，从不邀功诿过，从不赶“风”投机。他以一个专家的专业素养与求实精神，抓科研、教育，培养人才，注重振兴纺织工业的根基；抓标准、定额等，扎扎实实地从事科学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抓对外援助，扩大新中国的对外合作与影响；抓出版，重视知识传播；抓学会，广泛团结各个层次的学者、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管理是科学，科学是糊弄不得人的。谁认真耕耘，谁必有收获。陈维稷一生勤于播种，表里如一，老实做人，老实做事，几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经他主持制定的规划、计划、标准、大纲、项目，仍可看出认真、负责的轨迹，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阶级斗争不断，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浪，造成许多机关内部人事纷争。在“三反”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中，钱之光同志的工作和他的领导地位一再受到挑战和冲击。每次都有人找陈维稷做工作，让他站出来，要运用他的影响批判和反对钱之光。陈维稷都严词拒绝，他始终认为钱之光一生为国为民，光明磊落，事业心强，功劳很大，不应该反对他。陈维稷处处维护钱之光同志，当“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调唆外地造反派要毒打钱之光时，他毅然挺身而出，宁愿自己蒙受屈辱，也要保护钱之光。这种“疾风知劲草”的精神，充分表现了他一生大义凛然的高尚品格。我在他们两位身边工作多年，深知他们的为人，他们志同道合，荣辱与共，道义之交是他们几十年交往共事的最好写照。
陈维稷早年为革命舍弃家财，个人没有积蓄。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赡养人口多，生活一直不宽裕。但他从不讲生活困难，从不向公家张口要任何东西。他的几个孩子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从事一般工作，没有一个搞特殊化的，更没有凭借父亲的地位和权力而谋求私事。他从不要我为他办私事，从不为孩子托情说项。他的一生是廉洁的一生、两袖清风的一生。
《陈维稷传》讲了中国一个知识分子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书中没有渲染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于细微处见精神。伟大出于平凡，平凡中见伟大。《陈维稷传》一书的描述，体现了生活中的这个真谛。读者从本书中看到的大量事迹，有的已很久远，有的很难查找资料，但本书的编委、审校、作者仍不辞辛劳，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我代表家属和我本人向为本书付出心血的各位友好表示衷心的感谢。在他们当中，有我的老师，有多年的朋友和同事。我知道，作者在陈维稷的长期领导下工作，对他一向敬重，他们正是饱含这种感情，克服种种困难，得以使本书完成采写、编辑、出版。一切有志于追求祖国更好明天的人们，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看了这本书，都会有所裨益，了解人生之旅，了解成功背后的艰辛，了解和学习新中国纺织工业第一代领导人的理想、业绩和奋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