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05年8月，全国政协办公厅、国家发改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为《国事忆述》出版举行座谈会，徐匡迪同志（时任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在发言中评说，在他看来《国事忆述》中讲的事，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未讲。他的这个评说，在一般人听来，以为是惊人之语。在我看来，实是知己之言。在《国事忆述》一书中，确有一些事没有完全讲出来。现在这本《国事续述》的若干文稿算是重要补充。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事、有些话仍然是不能讲的，有的甚至要湮没在遗忘河里。这是古今中外都难以避免的，我想读者也一定能够理解。
在与徐匡迪同志的多年交往中，我经历的几件事曾得到他的称赞和支持。这些事在《国事忆述》中确实讲得不全，有的只是提到而已。一件事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上海发展战略的一次讨论会。当时我已调到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工作，上海市筹办这次讨论会的市计划委员会邀请我到会（我在上海工作期间曾经兼任市计划委员会主任）。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上海未来的发展战略，中心是经济结构，即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认为，上海应当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积极壮大现代服务业，以顺应世界潮流，承担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新角色。但第二产业即制造业，仍然是上海的强项，是支撑上海经济发展的基础，特别是拥有高新技术含量的高端制造业，更是国家工业化需要继续倚重的基地。我还强调说，没有强大的制造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也会根基不牢。徐匡迪同志同意我的看法。后来我曾同江泽民同志说起这次讨论情况，他也认为第二产业不能削弱，还说他曾问过英国前首相希思的看法，希思认为，发达的服务业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上。事隔多年，特别是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再来看那次讨论就更清楚了。这次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和实体经济严重削弱，成为美国经济的致命弱点，是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就业不振的根本原因，是当政者、经济界和学术界都在反思的重大治国教训。
再一件事是长江带的开发。1996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后，我曾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并亲自带队对长江带的进一步开发进行专题调研，意图为实施“十五”规划寻找新的增长点，激发活力，带动面上更大范围的持续发展。徐匡迪同志认为这个问题抓得准确，对全局具有突破性影响。但高层认识并不一致，工作进展不理想，直到后来中央决定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长江带才迅速振兴，成为新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的强大增长极。
还有一件事是，1996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实现“软着陆”以后，国家计委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下一步宏观经济走向，提出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把追求速度迅速转为追求效益和质量。徐匡迪同志当时在北戴河参加另一个会议，国务院领导接见计委会议代表时被邀请参加。他对我说，完全赞成计委会议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针和各项举措，说是“抓住了牛鼻子”。可惜这件事后来也是抓抓放放、反反复复，一路走得不顺，直到现在也未解决。我举这几件事是想说明，徐匡迪同志对《国事忆述》的评说是有根据的。
有个很著名的故事讲，人在死后的旅程中，必须跨越一条河流，在口渴时便喝一口河中的水，于是生前之事便会统统忘记，不再剩有留恋和遗憾。这条河便被叫作遗忘之河。我并不欣赏这个故事，更不赞成把生前之事统统忘光，那样相关历史就会留下不应有的空白。因此，我仍想把有些事、有些重要心迹，不留在遗忘河，而是讲出来留给后人。我之所以称它们为“心迹”，是因为重要。集中在这本《国事续述》中的文稿，都是我的重要经历的记录，最能表达我当时的心迹。
我们这一代人深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育并亲身实践，总有一种“穷年忧黎元”的情结，即使在离休以后，依然怀有韩愈那种“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劲头。收集在本书中的一些信札、报告，就反映了这种心态。现在一并发表，算是如实表露心迹。
写完序言，有点怅然若失，思绪难收。坐吟良久，凑得一绝：
人生终别大舞台，万曲千歌无复来。
云卷云舒风飘去，潮生潮落自由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