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

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

从1990年8月到1993年3月，我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了两年半。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当时，国内对改革的争论很大，国外更是议论纷纷。体改委的活动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可是大局又非常需要在改革上有所动作。在形势严峻、工作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我受命到体改委工作。

为什么调我到国家体改委工作？

小平同志讲过，总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因此，国家体改委一成立，就由先后两任总理兼主任。我上任后，香港报纸反应强烈，认为我的资历不够。有的报纸刊登的大标题是“两华辅佐李鹏”（大意），即一个是邹家华，任国家计委主任；一个是陈锦华，任体改委主任。舆论沸沸扬扬，猜测为什么把我调到国家体改委工作，有什么背景，我自己心里也有点儿纳闷。

1990年5月下旬，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李鹏总理主持。会议规模不大，包括总理、副总理和主要部门的负责人，总数不到20人。我当时是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会议通知我参加，我觉得很奇怪。会议开了大约一个星期，各部门都讲了相关情况和意见，还进行了讨论。散会以后，要我留下来，李鹏、姚依林与我谈话。李鹏说：“江泽民同志刚刚从上海过来，中央的事情很多，我实在忙不过来，我们想把你调来当体改委主任。”我当时很惊讶，根本没有想到，怎么会找上我呢？我表示没有思想准备，怕挑不起这个担子。我说：“你们看这几天汇报，大家说到改革的事，都是各说各的，都是要改革别人，不想改革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很难做，我担心搞不好。”姚依林讲：“正因为改革当中协调的任务很重，所以我们才想把你调来。”李鹏说：“改革还是要推进，改革中协调的任务确实很重，很多矛盾需要协调。”他讲得很恳切，并不是讲什么官话。我说：“我考虑考虑，如果我能做就试一试；如果不行的话，请你们让我仍回石化总公司。”李鹏说：“你考虑考虑，两天以后答复我们。”

大概隔了两天，我就答复李鹏，同意试一试。当时，宋平是分管组织部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找我谈话。我说：“改革工作很难，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但是既然中央考虑我，我也只好来试一试。如果不行，你们让我回去。”宋平说：“你可以，我们还是了解你的。”

当时，我也在想，体改委主任这么重要的岗位，水平比我高的同志有的是，为什么要让我来搞呢？其实我和李鹏并不熟悉。我在上海当副市长的时候，跟他开过一次会，研究华东电网电力的调度问题，当时他是水电部的副部长。仅仅这一次，以后我们没有往来。我琢磨来、琢磨去，可能是这么几件事，让李鹏对我有点儿好印象。

一件事是，1989年底，台塑集团主要负责人王永庆来到北京，商谈在大陆投资建设大型石油化工项目。小平同志会见了王永庆及其家人。在会见之前，小平同志对杨尚昆等陪见人员说，对王永庆回来要采取非常积极热情的态度，建议李鹏正式表示欢迎王永庆来大陆发展，和他合作、合资办项目。但李鹏对这个厂子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决定亲自到福建厦门去看看，研究一下。当时，我是中石化总经理，石油化工是我们管的，所以他就要我跟他一起去。在专机上，他问我“六轻”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六轻”是“第六轻油裂解厂”的简称。轻油就是轻质油，是从原油中提取的石油化工原料。国民党在台湾建造了五个轻油裂解厂，都是垄断的官僚资本。从第六个开始，产业开放，允许民营资本进来，于是就有了王永庆的“第六轻油裂解厂”，简称“六轻”。李鹏一听就明白了。我觉得，这件事可能给他一个印象：这么复杂的事情能用三言两语就讲清楚了，说明我这个人脑子不糊涂。

另一件事，就是对王永庆的实力有一点不大放心，当时，王永庆还同时酝酿在台湾投资建设“六轻”，规模也非常大。我就委托日本兴业银行帮助做一些调查。兴业银行提供了一大厚本资料，对王永庆有没有能力建这个厂提了很多问题，还提醒我们，王永庆是个家族企业，他本人年纪大了，一旦有变化，家族里的纠纷会影响投资。所以，在李鹏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讲了向有关银行咨询的情况，表示：“还要再做些调查研究。”因此，有关方面对与王永庆的合作变得慎重起来。这件事情可能也给李鹏留下了印象，认为我这个人比较务实，不是容易昏头的。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件事。1990年初，李鹏专门主持会议，听取福建省政府、厦门市政府汇报。福建省政府、厦门市政府的有关同志把事情看得比较简单，有点儿心急。李鹏让我发表意见，我就讲了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不要低估。当时，福建在泉州与中石化合作建一个很大的现代化炼油厂，福建省和厦门市为了上马王永庆的项目，要把我们这个项目停掉。我坚决不同意，并强调说：“为了要跟王永庆合作，更要把我们的厂建好，这样在谈判中我们才有实力，有筹码。”

我估计，这几件事可能给李鹏留下了此人办事还牢靠的印象，促使他决定调我到体改委工作。当然，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上海中央工作组、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经历，特别是主持筹办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工作，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与发展的业绩都超过了预期，应该是选用我的业绩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仅凭个人一次机遇，是不可能把我调到国家体改委主任这个敏感而又重要的岗位上的。

稳定队伍，恢复工作

1990年8月18日，中央决定调我到国家体改委工作的通知发出以后，体改委即派秘书长洪虎到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接我上班。我说：“我现在还不能去。要等人大正式通过任命，我才能进体改委机关大门，不然我去了不合适。现在有两件事情：第一，你给我送一些资料看看，先了解一下情况。第二，我抽个时间去看望安志文同志（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和他谈谈领导班子和干部的问题。”第二天，洪虎就送来了几大包资料，内容涉及改革的全局和方方面面的工作。面对这么多材料，我真不知道关键问题在哪里。在这些材料中，有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点，有城镇改革试点、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商业改革等。我翻阅了一下，有点儿无从下手的感觉。后来进了机关在初步听到一些情况后，我感到除了工作问题外，当务之急是先稳定队伍，让体改委尽快恢复正常活动。

当时，中央专门派出清查组到几个单位去帮助清查，其中就有国家体改委。我上任的时候，对体改委的清查还没有宣布结束。因为清查搞了好几个月，清查组不走，人心不稳，很多工作没有办法启动，体改委基本上处于瘫痪的状态。我找到清查组负责人高修，他是当时商业部的副部长，资历很老，我和他熟悉，关系也好。我就问他：“清查工作怎么样，问题大不大？”高修说：“不是大问题。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说体改委参与或支持动乱，不能成立。”我建议：“如果问题不大的话，能不能在适当的场合讲一讲，说体改委没有发现大的问题，宣布清查工作结束，这样我们就好正常工作。”高修同意了，向上面作了汇报，清查工作很快就宣布结束了。

记得当时周小川是体改委委员，他是年轻人这一茬里比较优秀的，上面也看上他了，让他同时兼任外贸部的党组成员，参加外贸部的党组活动，推动外贸改革。这也是煞费苦心。可是外贸部这样一个老部门，派一个人根本不起作用。周小川去了以后，很难有作为。周小川因为得到上面的信任而被重用，现在上面出了问题，他的压力很大，没有办法工作。周小川找过我，我听了情况介绍后认为他没有问题，就问了高修，高修也说没有问题。但体改委不好安排工作，我只好找中共中央组织部。我说：“周小川是很优秀的，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后来，他被安排到中国银行担任副行长。

还有一个陈小鲁，他的关系挂靠在体改委，当时要出国，谁也不敢批。别看一个陈小鲁，也是体现政策的。如果陈小鲁能出去，那就表明对他政治上的信任，跟陈小鲁有同样情况的人，也可以放下包袱了。后来，审批部门找到我，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他会跑吗？我就不相信他会跑！”这样，就批准他出国了。说实话，当时批准也是有风险的。

到体改委以后，我感到体改委是真正的清水衙门。干部住房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有的人长年住办公室。后顾之忧没有解决，我心里过意不去。大家没有地方住，怎么安心工作呢？我找国家计委负责基本建设的姚振炎副主任要了一笔钱，买了批房子，以后又利用有色金属总公司的地皮盖起了宿舍楼。这样，干部的住房问题就得到缓解了。当时，有人跟我反映，说有些干部把体改委当“跳板”，到体改委提拔一下，分了房子就跑走了。我说：“这是挡不住的。我们应该办的事还是要办。”这一类事情，涉及机关的人心稳定，这些人的问题要不解决，生活顾虑的包袱就放不下，就没办法开展工作。

再有一件事。原来体改委除了总体规划以外，还要负责各部委改革协调的事。各部委的所有改革方案都要送体改委征求意见，经过体改委协调以后才能上报。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不让体改委搞总体规划了，各部委的协调也停了下来，都不给体改委报送材料了。我就找李鹏反映了情况，要求恢复体改委的原有职能，后来国务院专门发文，要求各部委给体改委报送材料，所有出台的改革方案都要先跟体改委沟通、协调。

经过三四个月时间，到1990年年底，清查结束，干部稳定下来，跟各个部委的关系理顺，尤其是跟当时对体改委意见较大的单位也沟通好了。这样，我们就能甩开膀子大干了。如果这些问题都不解决，就很难开展工作，适应不了改革形势的需要。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对改革工作批评得很厉害。如果体改委适应不了南方谈话前后的改革形势，这个单位肯定就很难存在。

计划与市场关系看法的突破

与此同时，我感到方方面面对改革的看法、争论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划跟市场的关系怎么摆。我想，这个问题恐怕是影响全局的问题。因此，到体改委正式上任以后，我首先研究的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请洪虎找人整理了两个资料，一个是国内有关计划和市场关系的争论资料，一个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综合资料。我布置这项工作，还有一个背景，在我到任之前，听说江泽民同志曾经给贺光辉打过电话，要体改委注意对苏东国家的改革、演变进行跟踪、分析。因此，也可以说，整理这个资料是为了适应上面的需要。

这件事情当时很敏感，我就跟他们讲，不要传出去。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被市场搞坏了，反对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声调很高，甚至跟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了，帽子很大。所以，我很小心，不能还没做工作，就被人扣上资本主义帽子。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是多年从事国际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研究的专家，她跟我讲，当时有个同志就劝她不要搞，搞了要出毛病。有个人甚至跟她这样说：“江司长，你这个材料整理出来以后，人家马上就会讲了，资本主义在哪里啊？就在体改委的国外司！”她说：“反正领导叫我做的，是他个人看的，不会传出去。不然要我们干什么呢？”所以，她就自己一个人搞。

时隔十多天，即1990年9月30日，根据我布置的任务，江春泽送来了她整理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我看了后，觉得讲得很清楚。计划和市场最早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来的，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呢。材料还介绍了西方学术界、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过程。这份材料说明，计划和市场根本就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关联。后来苏联把它们联系起来，自己弄个禁锢把自己套上了。我认为，这个材料很好，要给上面送。但体改委没有印刷厂，文件材料都是送到国务院的印刷厂去印，如果传出去，影响就太大了。因此，我就拿到中石化总公司的机关印刷厂去，嘱咐他们不许传出去。大概一共印了20来份。我给江泽民、李鹏各寄了一份。

江泽民看到这个材料后，认为很好，讲清了问题。大约在10月下旬，他特地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材料我看了，很好，我看了两遍。我今天晚上要到辽宁去，还要再带上，再好好看看。”后来，他批示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看了。李鹏看了以后，指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中央办公厅也打电话来，要我们再加印二三十份送去。当时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不仅是理论界有，也不只是具体实际工作部门有，高层的看法也有分歧。因此，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显得十分迫切。

11月5日到7日，国家体改委在燕山石化公司招待所召开了“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7日清晨，我约了贺光辉、刘鸿儒等在家的副主任赶到燕化招待所，花了半天的时间，听取研讨会带总结性的发言。紧接着，当天下午，在京西宾馆，我又召开了部分省市体改委负责同志座谈会，主要讨论“八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以及如何使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具体化。同时，我布置江春泽把“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的成果好好整理一下。12月3日，我将研讨会的纪要《苏东国家与我国在处理计划与市场上的不同看法、不同效果》一文报送李鹏。12月5日，李鹏作了批示：“已阅，写得不错。关键是改革的目的是稳定与发展生产，而不是套那种自认为合理的体制模式。”

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各方认识又不统一，工作难度很大，他需要找些东西统一高层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有个很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统一认识，重大决策前反复地做工作。做工作需要有东西，我报送的这两份材料就起了促进统一认识的作用。这件事体改委做得很漂亮，说明我们研究问题还是有深度的。过去，体改委很少有哪个材料在中央受到这样的重视，所以这件事情影响很大。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我是安徽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住在西苑饭店。4月1日晚上11点，我都睡了。江泽民同志打电话找我，说：“改革的下一步怎么搞？你们是不是好好研究一下，给中央提个建议。”他还说，他自己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人代会一结束，我就找了广东、山东、江苏、四川、辽宁5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在中石化总公司招待所开了三天半座谈会。座谈会实行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到会的不足10人，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议论的事情不得外传。当时我主要是担心传出去引发不必要的麻烦。我也没有向大家讲总书记给我打电话的背景。会上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个就是要搞政府机构改革。会议集中讨论了前一个问题。我要求，这个事情大家不要说出去，散会以后不要再讲这个问题。

座谈会结束后，我给江泽民、李鹏写了一封信，直接送他们亲收。信是我自己写的，事先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写好后也未给任何人看过。我在信里说，这5个省都是大省，尽管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代表了不同层次的改革开放度，但他们都一致表示，寄希望于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5个省的体改委主任一致认为：今后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还在报告后面附了一张统计表，列举5个省1978年和199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额、进口额、城镇居民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8项宏观经济指标，并以1991年同1978年的增长数字作对比，说明市场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巨大作用。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活的地区各项指标都大大领先。

在给江泽民、李鹏的信后面，还附了基辛格给我写的一封信，推荐他们一阅。此前，我们有个论坛邀请基辛格参加，他没有来，但是送来一篇题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论文，讲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我仔细看了他的信和所附论文，感到他的论点没有政治偏见，没有夹杂意识形态，讲得比较客观，其中一些重要的论点同中国的改革实践也比较一致。我觉得，他的论文可供参考。

后来，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问题都讲清楚了。这时我又参加了党的十四大文件起草小组。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根据十四大通过的决议，制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施纲要。根据这个决定，体改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由我和秘书长王仕元负责，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搞了好几个月，提出一份初稿，工作做得相当深入，但由于一些原因没能上报。

1993年3月，我离开体改委到国家计委工作。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是曾培炎，他也是国家计委副主任，知道体改委搞了这个东西就把它要了过去。5月底，为准备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成立了一个文件起草组，温家宝任组长，曾培炎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任副组长。文件起草组搞了差不多半年，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应该说，1990年到1992年的几年间，在认识很不统一、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对市场经济我们思想很明确，而且坚持了我们的看法。从上报研究资料提供高层参阅，到提出政策建议，到我参加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再到我们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化，这个过程是相当完整的。我感到欣慰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核心问题上，国家体改委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且被以后的历史证明，这个作用是积极的、正确的。

推进股份制改革

在改革之初，市场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再具体一点说，股份制的问题更敏感。因为许多人认为，搞股份制就是搞资本主义，搞私有化。

对于股份制究竟怎么看？我们要不要搞股份制？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邓小平在对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强调，我们改革开放不能变，还是继续搞改革开放。我当时想，既然邓小平讲得这么肯定和坚决，在改革上不能退，要继续推进，就要高举改革的旗帜，敢于在改革中最难、最具焦点性质的问题上去碰硬。否则，改革不是一句空话吗？所以，我主张在股份制上碰硬。股份制不等于私有化，马克思都讲股份制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怎么是私有化呢？1991年，国家体改委就批了14家企业上市试点，同时搞了规范性的实施意见，还有4个配套的政策。

1992年2月初，体改委在深圳专门开了一个由我主持的关于股份制试点的会议，讨论《股份制企业组建和试点工作暂行办法》和4个配套政策。当时，有人想搞股份制，但又不知道怎么搞，需要引导。我在会上讲，对股份制当然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不放心，究竟对不对，究竟好不好，那你得试一试，不试怎么知道是对是错啊？所以，我们主张积极地搞试点，要求各省体改委在这些问题上敢于碰硬。实际上，当时我们也有点冒风险，尤其是政治上的风险很大。因为一些人把股份制跟私有化联系在一起，我们支持搞股份制试点，就有人指责体改委在鼓动私有化。当然，搞这种事我们自己心里有数，股份制让职工参股，集中社会资金，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

会后不久，《深圳特区报》陆续发布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开始，大家也不知道，后来一传达，全国就热起来了。股份制成了最热点的问题。到处要搞股份制，要搞证券交易所。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个怎么引导的问题，不能乱搞。我跟江泽民讲了我们在深圳开了会，介绍了讨论的情况。后来，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一个劲儿地催赶紧制定配套政策，赶紧发下去。朱镕基也不止一次给我打电话，问配套政策怎么还不下去。配套政策由刘鸿儒、洪虎负责，主要是刘鸿儒在搞。1992年下半年，这些配套政策就陆陆续续地下发了，引导股份制走向规范化。另外，各地关于股份制的规范文件都要经过体改委审批。当时，上海、深圳、天津、北京、沈阳、西安、武汉等地都要成立证券交易所，国家体改委明确建议，证券交易所只在上海和深圳搞，其他地方不能搞。

关于股份制，体改委搞得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开始搞的那年才14家啊，到2009年7月份，中国境内的上市公司已有1628家了，市值达到24万亿元，差不多相当于同年中国GDP的80%。境内的上市公司累计融资5.4万亿人民币，多大的数字啊！同时，还批准了154家公司境外上市，筹集了大量的资金。2000年，中国石化总公司通过在纽约、伦敦和中国香港上市，筹集了35亿美元，资金雄厚，企业越做越大。这个公司到2009年才成立26年，当时是我负责筹办的。公司成立的时候，连开办费都没钱，是跟下面的企业借了20万元钱才开办的；办公没有地方，就在工人体育场看台下面办公；机关没有车，我跟上海市政府驻京办事处借了一台老式上海轿车。2009年公布的世界500强里面，中石化是第9名！这充分说明，多一点股份制有什么不好？！如果没有股份制，不可能发展这么快。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确是有道理的。

国有企业改革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改革一直是改革的关键环节。如果企业改革不能推进，其他改革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历年中央下发的改革文件都强调，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可是，企业改革在相当长时间里没有找到很好的路径。很长时间里搞承包，老实说，一方面，承包是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但另外一方面，它是靠国家让利，国家税收减了，企业才有钱。虽然企业得利多了，国家税收却越来越少。所以承包的办法难以持续。

1985年，彭真同志亲自主持，组织了一些人在全国调查研究，花几年时间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在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通过。这个法明确规定，企业要成为市场主体。实际上呢，尽管《企业法》颁布了，但由于政府管理企业的体制没有变，一个企业上面有几十个“婆婆”，谁都可以指挥它，谁都不对它的生产负责任，企业怎么能够成为主体呢？不可能。企业想做的事情做不成，不想做的事情被人家强迫去做。

1991年1月，我就想抓企业的问题，因为中央强调改革重点是企业改革。我认为，《企业法》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就是因为缺少具体化的东西，不能操作，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落实不了。我就给李鹏写了一个请示，要求搞一个落实《企业法》的具体实施细则，摆脱干扰企业的“婆婆”，让企业真正有自主权。很快，李鹏就批了，并指定由朱镕基和我主持。朱镕基找我研究，我们开了很多座谈会，做调查，研究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的阻力在哪里，怎么来消除这些阻力。当时，我们汇总了一下，大概企业需要14个方面的自主权。可是，管理企业的“婆婆”有几十个，甚至包括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为什么呢？因为每年复员转退的军人，都要企业消化。还有残疾人联合会，残疾人在社会上找不到工作，企业要帮助安排。

我们找了这些“婆婆”，商量找个具体办法把它们的权力界定清楚，让企业少受干扰。国务院那边，朱镕基主持讨论了17次；国家体改委这边，我主持讨论了21次。当时，真是一个字一个字抠啊，寸步不让。因为文件写上去以后，“婆婆”将来就不好办了，它们要管，我们就不让它们管。我们前前后后搞了10个月，重大的修改搞了7次，小改无数次。到1992年6月，国务院第106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当年9月，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这个文件，强调这是落实《企业法》的重大步骤，是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大举措，要各地认真执行。

朱镕基对这个文件有个评价，说：“这是历年最好的有关企业改革的文件之一。”这个文件讲的是工业企业的转换经营机制问题，那商业企业怎么办？几个月以后，商业部、国家体改委等部门参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搞了一个《全民所有制商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企业改革是一步一步到位的。要是没有这些工作，现代企业制度恐怕现在都不完善。

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问题是国计民生当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解决起来难度最大的一个问题。以前，是“福利分房”，哪个单位住房解决得好，大家都愿意到这个单位工作，这些单位都是有权有钱的；而一般的清水衙门解决不了住房问题，人们就不大愿意去。福利分房制度引起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解决。根据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必须逐步地把福利分房制度变成商品房制度，有钱都可以到市场上买。

我到体改委以前，国务院有个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是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我到体改委以后，国务院决定，由我担任住房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我觉得，住房改革要赶紧起步。因此，每年都要开一次住房制度改革会议，都要发一个文件来推动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制度改革难度大，弄不好费力不讨好，体改委为什么要碰这个事？当时有这么几个考虑。第一，各方面对福利分房意见很多。有关系的人，可以拿到几套房子；没有关系的人，一套都拿不到；福利分房变成了分配不公、滋生腐败的温床。有人讲了，体改委改这个，改那个，为什么住房这样的事情你们就不敢碰啊？当时我们想，既然这件事反映这么强烈，而且又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当中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就碰一碰吧。邓小平1980年就提出，要搞商品房，但是一直没有落实。第二，有人批评体改委太虚，我们想做些实事。一天到晚规划来规划去，都是空的，老百姓都看不到。体改委的工作要务实，不能成天都是讲道理、讲大话，搞住房制度改革也可以转变体改委的作风。第三，就是上海经验的启发。在我接手房改工作后不久，听说朱镕基任上海市市长时，因为上海的住房矛盾非常尖锐，老百姓反映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曾经专门考察过新加坡、中国香港的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后来，朱镕基大力推进上海住房制度改革，讲过新加坡的经验。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建立住房公积金，一件是房地产开发商必须拿出10%～15%的投资用于盖廉租房，给没有钱的人住。这就从机制上解决了问题。

后来，上海市率先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朱镕基找我，要求国务院批准上海市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以加强推广力度。我找了李鹏，他同意由国务院办公厅正式转发。这件事在全国影响很大，后来各地的房改都大体参照了上海市的做法。在国务院批转上海、北京房改方案以后，各地纷纷要求仿效，但国务院考虑，不宜一一由国务院批准，决定停止转发。天津市市长聂璧初听到这个决定，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房改事关重大。上海、北京都经国务院批了，天津不批，我这个市长当不下去了，干脆我辞职吧。”我只好答应他做工作去争取。后来，我同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商量，并请示国务院领导同意，批转了天津的房改方案。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先后听取了北京、天津房改方案的汇报，并向全国转发了北京、天津的房改方案。实践证明，抓住京、津、沪三大直辖市房改的示范带头作用，就抓住了大城市房改的示范龙头，带动了全国房改的全面起步。

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住房制度改革始终倡导的做法，但由于涉及部门权益调整，进展情况并不理想。朱镕基在上海提出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我们全力支持上海的改革思路，并在全国住房制度改革会议上予以介绍和推广。到2001年，全国住房公积金已经搞到5600多亿元，发放的购房贷款不到一半，解决了320万困难户住房问题。

现在，住房改革成就很大，但问题也很突出，老百姓意见不小。这是我们当初没有想到的。我想，按照我们原来的思路，用公积金的办法融资，用分摊15%的份额解决公平问题，继续实践，并保证政策不走样，不失为一种权衡兼顾的举措。安居才能乐业，商品房市场，不能背离社会，背离民心。

对体改委工作的总体回顾

我这个人有个长处，就是交给我的事，我一定认真去做，一定不负重托。另外一条，我注意寻求工作支持，特别是像国家体改委这样的单位，如果没有政治上强有力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好工作的。李鹏调我去，李鹏肯定支持我，姚依林在谈话时也表示支持，江泽民也支持。我在体改委这段时间，江泽民、李鹏、姚依林，后来的朱镕基都是有事直接找我，有时还直接往我家里打电话。我有事也主动找他们请示汇报，时刻注意把自己的位置摆恰当。体改委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在中央领导下工作，遇事一定要多请示、多报告，不能以老大自居。我没有包袱，该找谁找谁，江泽民、李鹏、姚依林、朱镕基都非常支持我，有事找他们，都是有求必应。而且，我还延续了以往的做法，请李鹏的秘书列席体改委的党组会，会上讨论的重大问题，或者有些什么重要决定，请他及时跟李鹏汇报。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制度体制下面，事在人为，做好工作有很大的空间。

我曾听别人说，体改委有的同志有点儿放不下架子，不大愿意去找人，去请示，去汇报。这样，体改委的工作就很难开展，下面各省体改委的工作也就很难做了。后来，体改委被撤掉，我不知道是否与上下沟通不顺有关系。

我认为中央决心设立体改委这个机构是正确的。因为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有权力、有利益的部门都不想让步，都要别人改，自己不改。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一个超脱权力和利益格局之外的部门来研究、协调、仲裁、推动。我的体会是，这个机构的作用不应当低估。

国家体改委集中了一批人才，也锻炼了一批人才。有些人还是很不错的，很有改革意识，对现代经济也比较了解。现在的人民银行、建设银行、证监会、银监会里的干部，不是有体改委去的人嘛？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郭树清等人都是。郭树清当时在计委下面的一个研究所里，体改委想要他，他自己也愿意到体改委来，我找计委副主任房维中要人，主管副主任不放，一直压在那里。等我当了计委主任，就放他走了。在体改委经历一段，他们的思维、意识、全局观念，都不一样了。

体改委有很多工作都是比较超前的，的确有改革意识。比如说股份制，上市公司不到20年就发展到1600多家，最初只有14家啊。期货也是体改委提出来的。还有综合改革配套试点、县级改革试点，体改委都抓得很超前，而且诚心诚意地支持。我记得，当年体改委隔两年要开一次县级综合改革会议。1992年4月，确定在常熟召开全国县级综合改革的会议，是贺光辉主持的，他跟我说了。我感觉这件事情不能小看，就跟李鹏报告了。他说：“我去。”李鹏到了常熟，在会上讲了话。那时，正好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不久，小平同志讲得很凶，不搞改革要下台，话里话外透着对改革进程的不满意。李鹏抓住了全国县级综合改革会议的机会，大讲了一通改革，影响很好。我深感体改委工作的政治敏感性很强，重大的事情不能及时把握，就会错过机遇，影响工作推进。

国家体改委机构撤销，人员没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没有继续深化下去。体改委消亡有点儿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前两年，曾有人对我讲，建议恢复体改委。我说现在谈不上了，已经到了这一步，怎么恢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