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闻与政治

新闻工作者的责任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来，全党全国人民政治经济生活中有两个大的转折：一是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由政治转入经济；二是经济体制由计划体制转入市场体制。这两个转折对我国的报业和新闻工作者也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对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心——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一次新的考验。

一、新闻工作向来是党和人民事业的一部分

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并开始领导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时起，新闻工作就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都亲身参与了党的新闻事业的创建和实践。每当革命进入一个转折时期，每当党提出了新的中心任务时，他们总是告诫新闻工作者不要忘记肩上的责任。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重温他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和他亲手写的一些新闻作品，更感到他对新闻工作者的严格要求和所寄予的厚望，其督责之切和寄托之重，现在读来还如闻其声。

建党初期，毛泽东同志在主编《政治周报》时，首先强调新闻的真实性，不管敌人怎么说，我们总是“请看事实”，要十分之九用事实叙述，十分之一用辩论。红军时期他提出只有完成宣传任务，才能促进革命高潮，并很具体地要求宣传要贴近群众，“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强调要服从抗战这个中心工作。他在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中说“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并在各个阶段不断提醒“务使它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应该把报纸拿在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武器”，“我们的政策不但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在进城前夕他又及时指出：“通讯社、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为生产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提出要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报纸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假话一定不可讲，记者头脑要冷静，要政治家办报等等一系列著名的论断。至于毛泽东同志在各个历史时期亲手写的大量新闻稿，更如万钧雷霆，直接起着摧枯拉朽和春风化雨的作用。

中国革命和建设走过了漫长的辉煌而曲折的道路，其间几多转折，几多风雨。但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总是要求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要紧紧围绕和服从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要把握舆论导向，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新闻工作始终是革命事业的一个一刻也不可少的部分，而广大新闻工作者也是对党对人民始终抱着赤诚之心，无论形势、任务如何变，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责任心永不变，有许多同志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 （仅1942年一次抗日突围中，新华社就牺牲分社社长以下40多人）。这是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一个好传统。但是，现在当我们进入90年代，工作又出现一些新的转折、新的变化时，我们也不无忧虑地看到，这个好的传统，即新闻工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政治责任，已经有些削弱。这是我们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应该提请注意并认真改进的。

二、新时期的两个转折带来了报业的两次繁荣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带来了我国报业的第一次繁荣。时间大致是1978至1985年。繁荣的标志主要体现在报纸的内容、数量和品种结构三个方面。内容从过去以阶级斗争、大批判为主到以报道经济工作、传播经济信息为主。数量由1978年的186种发展到1984年突破千种大关，1985年达1 445种。品种结构由过去基本上是单一的党委机关报发展到包括有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内容的九大类综合结构。特别是以经济信息为主要内容的大量行业、企业报的诞生——国务院各部委机关报也大都是这一时期办起来的，使报纸实现了内容上的大转变、数量上的大发展和结构上的大调整。

第二次转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确立。以1992年年初小平同志南方谈话、1992年11月党的十四大和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经过长期探索，我们终于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大推进了一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给报业带来了第二次繁荣。这次繁荣的表现主要是：数量增长、品种增多、形式多样和新经营机制的形成。第一，报纸数量进一步增长，到1993年年底已突破2 000家大关。第二，品种进一步增多，特别是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相关的新报，如证券、期货、房地产、高新技术及各类信息报，还有适合各种对象，直接服务于群众生活的晚报、文摘报、广播电视报等等。第三，出版形式多样化，省报已普遍由四版过渡到八版，有的报纸几十版甚至100多版。不少报纸还出版了周末版、月末版和围绕各自中心工作的专版、专刊。第四，报纸的经营机制开始向适应市场经济过渡，在财力上依赖国家渐少，自主能力增强。

1985年，即我们称为第一次繁荣的最高峰年，全国报纸的广告收入只有2．2个亿，1992年年底达到16个亿，1993年达到37．7个亿。这是与第一次繁荣的最大区别。可以看出，第二阶段的繁荣，报纸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改进内容和形式方面，在适应市场经济、转换自身经营机制方面，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为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新形势下更要强化新闻工作者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责任心

以上谈到这两次大转折促进了报业的两次繁荣，但是与此同时，它对我们的队伍，对新闻工作者个人的修养也有一种不小的冲击。当年在以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背景下，要求记者时时不忘社会责任、政治责任还比较容易；党的中心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后，对记者来说也只是其工作任务，即主要服务目标的改变，他个人与经济、与金钱毕竟还有点距离，在社会责任、政治责任方面也还没有大的松懈；但是当出现第二次转折，报纸、报人直接置身市场，面对金钱的诱惑时，一些新闻工作者的政治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开始慢慢削弱，甚至出现了滑坡。

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报纸为追求轰动效应、刺激发行量，虚假报道明显增多。新闻出版署办的《中国报纸月报》在1993年年末一期专门公布了该年内10条影响较大、较坏的假新闻，有的假新闻涉及重大政治问题，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第二，为追求发行量，迎合市场，降低格调，色情、凶杀案件等内容明显增多，并居高不下。第三，为招徕读者，不顾国家利益，不顾大局，泄密报道、歪曲事实和史实的所谓纪实文章时有发生。第四，为直接获取金钱，出卖版面，搞有偿新闻，甚至出卖报号（报纸登记证），或者借报经商，进行版面以外的交易。

这些问题集中于一点就是见利忘义，忘掉了责任。新闻工作是为社会传播信息，起码的要求是真实、客观，见利而不惑。党的新闻工作者更要以党性标准来写新闻，来从事党的工作中这一重要部分，不用说见利不动，就是牺牲献身也心甘情愿。我党新闻史上许多好同志都是这么做的。而现在，在市场导向和金钱的诱惑下，我们的一些新闻工作者却忘记了人民之责、社会之责、政治之责，而一味去求个人之利。报纸内容也因此出现了不良倾向，已经在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涣散人民的斗志，影响改革开放的大局。毛泽东同志曾提倡政治家办报，这在当时以政治为中心的背景下尤其重要。现在，在新形势下办报人要懂得经济、懂得管理，要有广博的社会文化知识，要遵守新闻规律，但是政治责任心这一条还是不能丢。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度里办报，一笔落下读者数亿，怎么能掉以轻心？办报不同于办一般的文化事业。

现在有的人是玩新闻，文人不知责任重，编报犹如编故事；有的人是吃新闻，商人不知责任重，报纸只做摇钱树。虽然情况、形势和我们工作的内容都有了变化，但是政治责任心这一条永不能丢。 “天不变道亦不变”，只要新闻工作是报道真实有益的事实这一条规律不变，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这一条宗旨不变，党的新闻工作者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政治责任心就不能变。还是要强调从政治的高度看问题，识大局，顾大体，导向正确。既要敢于开拓，标新立异，又要慎之又慎，如履薄冰，勿因我们的失职失责对党的工作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损失。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工作的方针、内容，曾几经调整和转折，但这正是为了不断地逼近真理，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目标。这正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坚定性，表现了我们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孜孜以求、矢志不移的决心。新闻工作要服从这个大目标，要配合这个中心。小平同志指出，在新时期“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 “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只能是我们工作内容和方式作相应的转变，并不是政治责任的放弃；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要求于我们报纸的主要是经营机制的转换，而不是内容的转向。当然，我们也该看到新情况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比如，接触市场多了，可能常在水边走，会有湿鞋时。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给报社增加了竞争和创收的压力，但这并不能导致可以求利忘义的结论。在我们党的新闻史上，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创下了无数光辉业绩，他们并没有因为边区条件简陋而不办报，也没有因为在白区办报就被腐蚀，更没有因为进城了就追求安逸。相反，他们总是在不断地适应新情况，不断地作出新贡献。

现在我们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抚今追昔，很需要借此检讨一下我们的责任，需要认真研究一下在新形势下怎样强化政治责任心，进一步改进工作，再立新功。比如，适应改革开放，怎样更注意政策、遵守纪律；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信息怎样更准确及时（不要造假，包括广告）；适应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报纸的内容怎样更健康、格调更高，等等，这是对毛泽东同志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