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全球化新动力和世界经济治理新结构：中国的引领作用
全球化新动力：从“美式”到“中式”
对世界和中国经济而言，金融危机后全球化“列车”需要新的动力源，世界经济治理的“轨道”也亟待完善。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这样的阶段，中国经济需要引领全球化以促进中国发展、世界繁荣。的确，随着“一带一路”推出、“走出去”战略升级，中国正在积极地推动全球化由弱转强。随着新的机遇出现，在上一轮强势全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的国家可望极大地受益。中国推动的全球化无疑是原有全球化浪潮的延续，但又与“美式全球化”有着明显不同，对发展的高度重视将成为其主要特征。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增强，其转型和升级释放的巨大市场潜力将在长时间内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和“世界银行”，中国的发展将给世界上众多的国家和庞大的人口带来巨大的机遇，包括在贸易、投资、发展融资等众多领域。
中国对全球化的引领作用。金融危机后全球化浪潮由强转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领导者美国在危机中遭受重挫，难以继续推动世界经济高速全球化的步伐。在新的国际政经格局下，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推动全球化进程。应该说，中国在经济规模、贸易规模、海外发展融资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不断增长的海外投资和金融资产在更广泛领域和范围的配置正在使这种潜力转变为现实。这方面，基于大视野、大格局、大手笔的国家战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助推器。而作为强势全球化时代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副产品”，中国出现了工业产能和外汇资产两方面的“过剩”。如果说“两个过剩”从供给方（或者说输出方）决定了中国“走出去”战略升级的经济合理性和必要性，那么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发展上的“两个经验”则决定了其可行性。这两方面的经验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可以说，伴随中国资本和产能输出的，还有中国的发展经验，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工业领域。
再看需求方（或者说输入方）。强势全球化时代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了资源的配置，带来了巨大的福利增量，但其在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分布是很不均衡的。从发展中国家角度看，很多国家并没能搭上全球化的航班实现经济起飞；一些国家从全球化中受益，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自然资源的生产和出口领域。从世界范围看，低收入国家面临的一个普遍挑战在于工业产能建设，特别是通过工业化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和现代化。这些国家仍面临严峻挑战，包括资金方面国内资本的不足和国际发展融资的不力、技术和人力资源的限制、基础设施的不足等。很明显，来自中国的资金、产能、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解决方案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希望。
21世纪的今天，地理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已经不再重要，但中国政府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一带一路”涉及经济、外交以及投资和发展规划，是一项目标宏大的国家战略和国际合作议程。联通国内、国外，沟通开放、改革，贯穿投资、贸易，该政策反映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乃至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的升级。从全球范围看，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正在出现，这表现在可以投入发展领域的资金潜力，也表现在涉及行业和经济活动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可能产生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上。从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看，以中国为“枢纽”，辐射亚太乃至全球，互联互通的程度将迅速提升，从而对全球化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推动的全球化与“美式全球化”的不同。一个主导性大国对全球化的领导力来自其经济实力，特别是规模庞大的进口和资本输出能力。美国对全球化的客观作用仍强于中国，具体对比首先可以从经济规模看，其次可以从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看。贸易方面主要是进口量，投资方面主要是对外直接投资量，金融方面主要是国际证券投资和资金借贷方面。但中国对全球化的引领作用正在迅速增强。“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0多个国家，基建投资总规模可能高达6万亿美元，其对国际贸易、发展融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带动作用是极其巨大的。无疑，这将使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化由弱转强的一个关键动力。
很明显，从发达国家的领导者，到新兴市场的领导者，全球化的驱动力来源也在次第转移。这种转移并非排他的。换言之，在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的同时，中美可能共同带动新一轮强势全球化浪潮的到来。然而，2016年大选后的国内政治格局意味着，美国已无意继续充当全球化的推动者——这与中国的积极姿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实际上，中国推动的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原有全球化浪潮的延续，但又有明显不同。与“美式全球化”金融资本的主导不同，中国推动的全球化将更强调实体经济。如果说美国主导的强势全球化时代是以金融为主、实体经济为辅的话，那么中国未来引领的一个全球化浪潮则将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特别是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在金融领域，官方机构主导的发展融资将起到核心作用，这与“美式全球化”私人资本和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主导不同；而强力发展融资的驱动又与基础设施建设、基础工业发展等相辅相成。
全球化浪潮的形成必有其思想基础：如果说19世纪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推动的早期全球化浪潮是基于自由主义思想，冷战结束后逐渐走向高潮的一轮全球化是基于新自由主义思潮，那么中国推动的全球化将伴随一个新的思想动力——“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发展是硬道理”在中国正被赋予新的内涵，可持续性、包容性的重要性空前提升。随着中国资本、产能以及发展经验的协同输出，这一理念在得到优化的同时也有望获得更多低收入国家的认可。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北京共识”的提法最早于2005年出现，反映了国际上对中国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的认可以及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反思。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方面作用的增强，有必要重提“北京共识”并对其赋予新的内涵。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升级，“一带一路”推出，新设国际金融机构陆续启动，对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推广也显得日益必要。很明显，在“中国模式”的延伸、“中国经验”的分享过程中，相关政府机构、智库和国际机构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所谓“华盛顿共识”其实是同处华盛顿的美国政府机构（国务院和财政部）、国会和联储，相关智库，以及世界性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宏观经济治理上的共识。[7]不可否认，“华盛顿共识”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现实的政策价值；然而，其政策主张并未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没有充分考虑制度变革的过程及其规划，也没有提供足够的政策灵活性。一个关键问题在于站在富国的立场上思考穷国的问题。来自书斋经济学家的建议往往并未深入思考理想制度模式在特定国情下的有效性，没考虑表面制度和实际制度的区别（或者说制度因素的“隐”与“显”），也没充分考虑制度变迁的代价和不确定性（或者说从现实状态到所谓理想状态的转轨过程）。无论给俄罗斯和转轨经济体建议的“休克疗法”，还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推行的“结构调整”，都是如此。
而“北京共识”将突破这些方面的问题，为经济发展提供一套更为可行、有效和灵活的政策主张——包括中国经验在内的东亚经验是这些政策产生的实践基础。中国发展模式中有的与中国特殊的国情密不可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的则具有一般性，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后者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改革的渐进性；实体经济先于金融的开放战略；贸易和外资共同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基础设施先行和对工业发展的重视等。
世界经济治理新结构：中国的“布雷顿森林时刻”？
随着跨过中等收入门槛，中国发展的棋局已过“中盘”。不可否认，过去30年中国的高速崛起是在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下实现的，但这一秩序面临来自内部的空前挑战，其对中国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开始降低。战后建立起来的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涵盖贸易投资、货币金融和发展融资等多个领域，对全球化的演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这一体系的问题也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显露出来。虽然国际社会对于如何建立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尚未达成共识，但积极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中国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地位显著增强；同时，中国也在其发展战略中明确提出了增强“制度性话语权”的目标。
世界经济治理结构的变局。国际贸易领域，“多哈回合”，多年无果；面对多边贸易谈判的困局，各主要贸易体另辟蹊径，在区域和双边层面推动自贸区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多边主义的背离，也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威胁。在金融稳定、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环境社会等诸多领域，全球挑战仍然严峻，并未因经济全球化而减弱。以固定汇率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随着美元危机的频频爆发于1973年最终崩溃——浮动汇率制的实施仿佛打开了金融动荡的潘多拉盒子。从19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货币和金融危机，严重地影响了其经济发展的进程。全球金融危机和其后欧债危机的爆发意味着金融和债务危机的根源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庞大的“资金黑洞”表明，以IMF为代表的原有机构已经无法有效地防范和应对全球金融风险。不可否认，传统的多边金融体系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8]如何完善金融危机的防范机制以解决长期困扰世界经济的金融稳定问题，避免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再次爆发，是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再造的核心问题之一。
早在2010年12月，IMF就通过了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然而，由于美国国会一直未批准该方案，IMF改革一直无法实现。美国国会最终于2015年12月开了绿灯，IMF改革方案于2016年1月开始生效。根据新生效的协定修正案，IMF的永久资金资源增加一倍至4 770亿特别提款权（约6 590亿美元）。中国的投票权份额提高至6.4%；同时，巴西、印度跻身IMF前十大成员国。然而必须看到，按照“份额公式”计算所得的份额远未充分反映中国经济应有的地位，占全球经济比重15%（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高达17％）的中国在IMF的份额仍低于占比仅为5％的日本。同时，美国的投票权份额仍高达16.5%，并继续独享“一票否决权”。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也发生了其他一些积极变化：二十国集团（G20）的升级意味着一个具有更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体系的建立，也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地位的相对提升。G20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涵盖了世界人口的近70%和经济的近90%。G20在1990年代末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成立，主要活动是二十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G20开始召开领导人峰会，从而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最重要论坛。由于属于不具备约束力的机制，G20峰会的“非正式”性质并未改变，但其在改善世界经济治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的积极作用值得期待。随着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形势的演变，G20的关注重点也逐步从应对危机转向促进增长，如何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逐渐成为G20面临的一个首要课题。2016年，中国作为主席国推动G20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杭州峰会上强调创新增长方式，为解决世界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务实、有效的“中国方案”。
“金砖国家”合作始于2009年。随着峰会等机制的建立，“金砖国家”也开始日益成为一个国家团体的概念，并展现出与G7机制的类似之处。更重要的是，金砖国家间的合作超越了单纯的政策讨论和协调，开始涉及发展融资和金融稳定机制等实质领域。通过“金砖”合作机制，重要新兴经济体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成为引导世界经济治理结构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很明显，金砖国家合作的目标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这反映在各方“建立一个公平、民主和多极的世界秩序”的诉求上。虽然金砖国家间的政治合作仍处于早期阶段，但其涉及经济、地域和人口规模之庞大使之具备了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砖国家之间国际合作的深化日益成为新兴市场的代表，并有望成为国际舞台上与G7这个发达国家俱乐部相抗衡的力量。“金砖五国”的GDP总量在2015年为16.7万亿美元，相当于G7的49%。若加上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可将主要新兴经济体称作“新兴八国”（E8），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相当于G7的57%。
虽然“G2”并非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概念，但中美双边对话机制还是值得关注，其建立和发展也可视作世界经济治理结构演进的一部分。2005年，“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建立；次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启动。在6轮战略对话（军事、安全领域）和5轮战略经济对话（经济领域）之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于2009年建立，将经济议题和安全与战略问题共同纳入其中。之后，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也于2010年建立起来。经过2017年的重新整合，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这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成形。在美国总统大选后的中美关系变局中，新机制如何发挥稳定作用，值得期待。
区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动向。在关于世界经济治理结构改革的理论探讨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目前的经济治理结构依然牢固地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其与国际化经济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矛盾决定了应该重点在全球层面加强治理；另一种则认为，当务之急是收回被全球化所吞噬的部分政策空间，使各国对其自身选择和未来发展拥有更多的支配权。而“区域主义”代表了两者之外的“第三条路线”，反映了一种折中倾向。实际上，“区域主义”思潮在战后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国际经济政策实践。随着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分别于1993年和1994年成立，“区域主义”的影响也一度达到高潮。作为开始最早、程度最深的一体化进程，欧盟是一个杰出代表。然而，由于东扩步骤太快、制度设计存在缺陷、政治一体化进程分歧很大，欧盟在传统一体化的道路上已经接近走到尽头。
全球金融危机后“区域主义”另辟蹊径、重新崛起——这一方面是历史的延续，另一方面又是全面的创新。从特征上看，危机后的“区域主义”浪潮具有独特的特点，因此我将其称之为“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其兴起反映了全球化治理的退潮，也是在全球主义、多边主义势头减弱的情况下各国在区域、诸边和双边层面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现实要求，体现了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策略选择。在贸易领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世纪贸易协定”谈判纷纷启动。国际金融领域，新的多边发展融资机构的出现也意味着区域层面新治理结构的突破。
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使“区域主义”遭受重大挫折。一方面，作为传统区域主义代表的欧盟因英国公投选择退出而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面临重新谈判的命运。另一方面，特朗普上台即对TPP宣判“死刑”，TTIP也名存实亡，从而使得前政府围绕这两大协定的多年努力付之东流。显然，民族主义在与多边主义和区域主义的“遭遇战”中占了上风。不仅“新区域主义”被削弱，“多边主义”及以之为重要支撑的全球化也面临逆流。
从2016年11月美国大选后的情况看，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是当选总统特朗普经济政策理念的主要“标签”，而工业产能和资本回流则成为其经济政策实践的重要“抓手”。他声称将对把制造活动迁到国外、产品返销美国的企业征收关税，此举将使全球价值链陷入混乱并扭曲国际贸易。另外，作为其减税计划的一部分，特朗普还提议把美国企业划转国内的资金税率降至10%，以推动资金大举回流。更有甚者，他还扬言推出一些背离WTO规则的政策。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努力是建立在经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可以说背离了使这个国家伟大起来的传统。这场“革命”的发生其实并不意外，它是2008年金融危机持续的经济“后遗症”的政治新症状，也离不开全球化在扩张和稳定、效率和公平等方面严重失衡的“硬伤”，体现了对一些长期存在但却被普遍忽视的经济问题的政治反应。很明显，这种反应是非理性的，并可能走向破坏性。
中国从接受规则到制定规则的转变。通过倡导新机构、引导新议程、影响新规则，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角色正在发生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转变。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正体现了这种转变。提高制度性话语权需要从机构、程序和规则等几方面全面着手，主要涉及存量改革（原有机制的调整）和增量导入（新机制的引入）两个方向。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中国积极在双边、区域、诸边各层面推动自由化进程；在2014年11月的APEC峰会上，“北京路线图”得以通过，使得亚太自贸区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终极目标”。在中方倡议下，2016年7月的G20贸易部长会议实现了机制化，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金融领域，在全球层面变革不力的情况下，区域层面金融安全、发展融资等机制在中国的引领下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
特别是在发展融资领域，中国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和庞大的融资需求比较，原有体系在资金规模和贷款能力上开始显现不足。另外，原有机构在金融救援和贷款提供上的严苛条件（所谓“conditionality”）一直受到诟病。多边之外，双边渠道已成为新的增长点，中国则是其中的主力。据估计，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海外未偿还贷款余额规模至2014年底已达到6 840亿美元，几乎与现有多边和区域发展融资机构的总和相当。[9]更重要的突破则反映在增量调整方面：在中国的推动下，新的国际发展融资机构纷纷成立。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初始核定资本均高达1 000亿美元，已成为国际金融领域一个重要的新兴力量。亚投行筹建过程展现了精彩的全球经济外交博弈。特别具有戏剧性的是，英国于2015年3月12日申请加入，之后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主要西方国家也纷纷加入。最终，57个创始成员国中有一半以上是亚洲以外的国家，此外还有数十个国家排队等待加入。亚投行广泛的代表性和义务范围以及寻求“创新的国际最佳规则”的努力使得其显示出成为“第二世行”的潜力。[10]
在完善世界经济治理结构的努力中，中国面临合作与自主两条道路，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这要求强化与发达国家的对话，也要求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他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合作。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同时，大型新兴经济体国际合作的范围也应拓展。涵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对话机制——例如“新兴七国”（E7）或“新兴八国”（E8）——一旦形成，必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与G7等量齐观的力量。
有人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与1929年的大危机相比较，也有人把危机带来的国际秩序调整与二战后“百废待兴”、国际秩序建立的情形相比较。历史上，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将大量的美国资本和产能导向欧洲，为战后西方世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今天，“一带一路”则有望将中国的资本和产能引入众多低收入国家，实现协同发展、共享繁荣。历史上，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建立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一张白纸上描绘了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蓝图；今天，新的多边机构的建立则为原有的治理体系添了砖，加了瓦。说中国的“布雷顿森林时刻”来临并不恰当，但2015年的确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秩序的一个转折点，而2016年西方世界的一系列政治演变则加速了旧秩序的衰落。
注释
[1]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情况，参见Hosea Ballou Morse（1926）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Oxford：Clarendon Press.
[2]Liang， G.（2012）“The ‘Fox-Apple’ partnership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How di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contract manufacturing reshape the landscape of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in Xing Y.（2016）Uncovering Value Added in Trade，World Scientific.
[3]2016年，阿里巴巴集团提出了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eWTP）倡议，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当年9月，eWTP被写入G20杭州峰会公报。2017年3月，首个eWTP 试验区在马来西亚落地。
[4]Peter G.Peterson，“Pete and the Petro-Dollars”，Time， 1973-08-13.
[5]数据来自《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5年6月8日发布。
[6]参见刘鹤：《两次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载《比较》，2012（5）。
[7]关于“华盛顿共识”的内容和提法，参见Williamson，J.（1990）“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in Williamson J.（eds.）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Williamson，J.（1993）“Democracy a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World Development，21（8）：1329-1336。关于“华盛顿共识”的兴起和衰落，参见Gore，C.（2000）“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s a paradig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World Development，28（5）：789-804。
[8]参见金立群：《布雷顿森林体系70年——中国如何在新一轮国际竞争格局中发挥作用》，见张礼卿、谭小芬主编：《全球金融治理报告（2015—2016）》，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9]Gallagher，Kamal and Wang（2016）“Fueling Growth and Financing Risk：The benefits and risks of China's development finance in the global energy”，GEGI working paper 002.
[10]参加胡舒立、王力为、王玲：《用创新的国际最佳准则打造亚投行——对亚投行行长金立群的专访》，载《财新周刊》，2016-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