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2010到2040：中国经济走向巅峰之路

如果将发展比作登山，那么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前进，中国经济已行至半途。无限风光在险峰——处在“半山腰”的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地继续前行，不断挑战新的高度达到“最高峰”呢？当然，发展之路没有终点，“巅峰”之喻有不妥之处。姑且允许我用它来描述中国经济可能达到的这样一种状态：其一，从收入水平看，中国经济从目前的发展中经济体演进到一个类似现在发达经济体的程度；其二，从经济体系看，中国经济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稳定、不确定结构演变到一个相对稳定、完善的系统，并在产出和分配方面实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和公平并重”的转变；其三，从经济增长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大幅波动的高度动态转变到稳定增长、小幅波动的相对稳态，同时经济增长呈现更强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并更好地满足普通民众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请注意，这里我并未提及总量指标和以总量为依据的排名。换言之，我所说的“巅峰”状态并非指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而是超越了这一标准。

30年之变：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30”似乎是中国历史中一个神奇的数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俗语在中国近代史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以30年为界限，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各有其主题：建国前30年（1919—1949）的自救；建国后前30年（1949—1979）的自立；改革开放30年的自新（1979—2009）。在每一个30年的关键转折点，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转变，中国经济则经历了从自主到起飞再到赶超的提升。在改革开放的3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从计划向市场、从封闭向开放的彻底转型，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奇迹。在这个30年大棋局收官之际，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重创世界经济，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全球化也面临重大变局。中国经济逆势前行，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并开始向世界最大经济体迈进；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升级，中国也开始引领全球化由弱转强的进程。与此同时，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间节点，国家领导核心也经历了30年来的重大变化，治国理政气象一新。

下一个30年，中国经济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将走向何方，2040年代的中国经济将会怎样？建国百年之际、2049年的中国将会怎样？从2016年开始实施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如果顺利完成，意味着5年后“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那么，10年、20年后，中国经济是“欧美化”还是“拉美化”？回答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必须对以下几方面有客观、清醒的认识：第一，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如何，在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中位置是怎样的——或者说，我们现在在哪里；第二，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是怎样的，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换言之，我们以前做对了什么；第三，中国经济现有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内部情况和外部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再做什么。对前两个问题的认识是我们“自信”的来源，而对后一个问题的认识是我们“自新”的动力，两者并不矛盾。

以当期价格和汇率计算，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达到11万亿美元，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约8 000美元，排在近80名的水平。中国的人均GDP从800美元到8 000美元仅用了17年的时间，增长速度之快没有先例。然而，汇率、通胀率带来的实际购买力影响不可忽视。另外，考虑到中国经济收入分配严重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相当数量的国人仍然维持在以国际标准衡量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准。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中古时代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推动了欧洲的全面、高速崛起，而中国则开始了相对和绝对意义上的双重衰落。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腾飞仍处在“追赶”西方的阶段，距离达到西方的人均生活水平，乃至“超越”西方回归历史上的领先地位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局部的超越并非没有可能而是正在发生，但从“跟跑”到“领跑”的全面转变仍需要很长时间。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深远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空前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史是一部经济转轨（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几方面紧密交织、协同演进、共同推动发展的历史。“中国奇迹”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很多，其出现取决于不同层面、内部外部众多因素的叠加，从宏观上涉及上述多重转型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合力。与具有相对可比性的印度的比较可以说明一些问题：30年前基本处于相同起跑线上的两个发展中大国现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几乎所有指标上都已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无论是与自身历史还是与他国比较，这30年的高速发展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中国发展模式的有效性不言而喻。

然而，决定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部分重要因素正在发生变化。回到“登山”之喻：经过前期的高速攀爬，处在“半山腰”的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天气变了——从原来的艳阳高照到疾风骤雨，再到持续阴霾。始于2008年美国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包含金融、经济和债务三重危机，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仅次于1929年爆发的“大危机”（Great Depression）。这场危机的“震中”出现在发达国家，其对世界经济冲击的烈度也是大危机之后所仅见的。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危机分别经历了美国、欧洲、新兴市场交替重叠的“三波”，并开始展现其对全球和中国经济的“二次冲击”。由于持续的有效需求不足，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时代。与此同时，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浪潮由强转弱，与中国经济的“30年之变”同时发生的还有全球化的“30年之变”。对积极谋求开放发展的中国而言，外部环境的显著变化制约着经济沿着原有路径高速前行，而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苗头则甚堪忧虑。

其次，以前的路越来越不好走了——从原来的缓坡坦途到现在的陡坡泥泞。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有利条件（如“人口红利”、低成本要素的大量供给等）逐渐消失，前期积累的矛盾（如金融风险、环境问题）日益尖锐。另外，原有的以出口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式发展道路越走越窄。与此同时，石头不好摸了，障碍不好绕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过程中，采取了一条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主义路线，对一些障碍采取了“绕着走”的回避态度。现在，改革步入“深水区”，一些原先可以暂时回避的问题到了不能再回避、只能去解决的时刻。

尽管面临困难和阻力，中国经济最终在总量上超越美国并无多大悬念。“赶超”包括追赶和超越两个阶段，总量和人均两个层次。如前所述，我所说的“巅峰”状态其实远远超越了总量目标，更多地强调经济系统、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从对GDP数字和经济总量的追求到对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对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强调，从落后的紧迫感到比肩后的从容不迫，从“现代化”的大干快上到“后现代化”的细腻恬淡——“巅峰”之喻还蕴含着一些心理和认知层面的内容。实际上，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已经于2014年“提前”成为世界第一。当然，购买力平价对经济规模的高估是明显的；但即使以实际汇率算，中国也已成为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10万亿美元以上GDP的国家。问题是，中国经济将如何前行，下一个30年向何处去？

降速增长 加速转型

2009年12月我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应适当下调》的评论文章，提出中国经济2010—2020年的增长目标水平应下调至7%。[1]呼吁降低经济增速目标，我可能是最早的。之后我高兴地看到，此建议已成为现实：“十二五”规划（2011—2015）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被确定为7%。特别是近两年，适当降速增长成为决策者的共识，也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内涵。我在2009年的这篇文章中阐述了下调经济目标增速的必要性，并特别强调了“保增长”与“调结构”及“防泡沫”的矛盾。虽然中国经济面临的情况和问题有了明显改变，但拙作的基本逻辑仍然适用：决策者应客观认识经济内外部环境的限制，制定合理可行的增速目标，避免对经济的强刺激。2009年此文的写作也与我对当时经济刺激措施规模过大，导致债务、产能、坏账膨胀的短期担心有关，体现了我对外部环境骤变情况下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长期发展的思考。

展望2040年，中国经济有望经历6%~8%（中高速）、4%~6%（中速）和2%~4%（中低速）这三个持续十年的“增长平台”（见图0.1），呈现长周期的“L”形走势。经济增速随收入提高在长期内递减的规律在理论上可以从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不同角度进行解释，在实证方面也可以通过发达经济体和赶超型经济体（如亚洲四小龙）的历史数据加以验证。当然，历史经验同样表明：保持长期增长并非必然；在重大危机冲击或结构弊端困扰下，经济负增长和长期停滞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此，“增长平台”假设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经济能够在长期内优化结构并避免重大危机的冲击。在此前提下，国内、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及其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基本反映在“理想增速”“中速”和“低速”三个场景假设之中。

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其经济已经迈入了“上中等收入经济”（upper middle income economy）的门槛，下一阶段的挑战是如何在6 000~12 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区间继续前行，并成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经济体挺进。从中美经济的比较看，假设汇率保持不变，美国经济持续以2%的速度增长，而中国经济沿“理想增速”场景运行，中国人均GDP将于2025年左右跨入12 000美元的高收入门槛，GDP总量将于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在“中速”场景下，中国经济整体规模超过美国的时间将推后5年左右。逐渐降速增长的“路线图”看似保守，但却是中国经济“走向巅峰”的坦途：以2009年的水平为基础，只要中国经济沿着以上路径顺利前行并避免大起大落，到2040年代就有望达到前述“巅峰”状态。

根据长期发展目标、中期阶段变化和短期潜在增速确定一个适当的目标增速水平，将是中国经济决策者始终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对短期“潜在增长率”的确定是经济目标增速管理中的一个战术问题，那么对经济增长长周期、“大趋势”的预测则是一个战略层面的问题。对未来走向的长期预测为各类经济主体的很多决策所需。无疑，沿着次第下调的“增长平台”运行是中国经济演进的一个比较理想的场景，可以成为发展战略制定和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长期指引，以及引导和稳定社会预期的一个重要工具。无论如何，能否避免重大经济、金融、社会危机的爆发是决定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路径的关键。在高速增长几十年后，中国经济应更好地平衡“快”与“稳”的关系，政策的基调应该从“求快”转为“求稳”。经济的掌舵人理应主动换挡，适度减速，以降低行驶风险。从长期来看，阶段性降速、区间内稳定不失为一个合理的、可操作的政策选择。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之路并不平坦，由中、低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升级”往往非常困难。很多低收入国家一直陷于“最不发达泥潭”之中，经济难以起飞，国家长期贫穷。即使跨过中等收入门槛，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也不多。当然，“陷阱”对高收入国家也可能存在，日本即是典型的例子：其名义GDP自1990年代中期至今一直停滞不前，处在500万亿日元左右的水平上。超越“陷阱”、走向“巅峰”要求中国经济成功地进行转型和升级。展望未来30年的中国经济，创新和经济的多重转型将持续释放增长动力——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传统转型”将继续深化，而消费增长、服务业发展、经济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等方面的“新转型”将发挥更关键的作用。

中国经济的转型意味着城市和乡村、消费和投资、服务业和制造业、经济和环境社会等各方面关系的调整，也意味着增长新动力的不断释放。面对阻力和阵痛，必须以前瞻性、战略性的眼光提前规划“转大弯”，避免遇到问题“急转弯”。消费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增强是解决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核心问题，这两方面的持续进展也将带动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转变不仅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消费者”将成为“中国工人”之后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决定性力量。显然，中国经济“新转型”将是全局性、历史性的，其影响也具有世界意义，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

发展绩效的国际比较充分说明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有效性。然而，对该模式存在的问题也必须反思，特别是在发展的环境和社会代价方面。另外，应该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不应是固化、模式化的，而应是不断演进、优化的。中国发展的成功在于务实、学习、应变，一条重要经验在于一个“实”字：实用主义、实践导向、实干精神。如果说“中国模式”是对过去发展经验的总结，那么“中国道路”则是对未来发展战略的探索。中国发展战略的确定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应当吸收各国的成功经验，做到“广征博引”，并根据内外部情况的变化积极主动调整，做到“以变应变”。同时，也应主动谋变，“以变促变”——这就要求中国增强在世界经济治理结构中的影响力，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推动乃至引领作用。的确，伴随经济新开放进程的推进和企业走向全球步伐的加快，“中国资本”正在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超越国界的延伸，也意味着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分享。

中国经济再起航，三方面关系的处理将决定其航向：首先是经济与环境、社会的关系问题；其次，经济领域最重要的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再次，市场领域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问题。“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2]外部环境好可以掩盖内部问题，高速增长可以掩盖结构矛盾。然而，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原有的问题、短板和矛盾会日益突出。如何避免在中等收入水平上经济停滞的“拉美病”很重要，而经济的成功转型是关键；从长远来看，则需要考虑避免高收入水平上经济停滞的“日本病”，这就需要在基础研究、金融实力、人力资源等方面瞄准世界领先水平。对中国经济决策者而言，既要虑远，又要慎微；既要盯着关键问题和核心变量，又要设想和防范“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应完善经济、金融安全机制，强化风险应对能力，从“因”上对各类风险因素进行控制和防范，以避免系统性风险形成和扩散的“果”。

新版图 新竞争 新路径

习近平主席在2012年11月29日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说：“道路决定命运”。的确，道路选择将决定中国经济的命运，也将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经济走向巅峰之路也是民族走向复兴之路。面对变局，中国经济如何稳健前行，顺利登顶？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面临几次重要关口，中国经济都能充分调动内部力量并借助外部机遇在逆境中突围并上一个大台阶。现在，中国经济又面临闯关时刻——成则走向巅峰，败则陷入停滞。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史，可以说全球化全面、深远地改变了中国；展望下一个30年，可以预见，中国在继续受益于全球化的同时，也将引领全球化的新浪潮。走向2040——中国经济的前景和发展路径将与全球化的前景和发展路径紧密交织在一起。

认识外部环境对探索“中国道路”的影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困难。早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我就强调全球化将从强势转向弱势[3]，这一判断已经为其后金融、贸易和投资等国际经济各领域的情况所证实。值得注意的是，伴随全球化从强势到弱势转变的是世界经济从高速到低速增长的转变，这两方面的转变给中国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首先，面对弱势的全球化格局和低速增长的世界经济，怎样实现长期、稳定增长？其次，由于“逆全球化”、资源逆向流动倾向和金融风险冲击，中国还面临如何避免重大危机爆发、保住以往发展成果的问题。总体上看，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经贸关系的演变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格局。国际金融、贸易、投资等诸多领域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新版图”正在逐步呈现并将塑造中国和世界经济未来30年的演进。具体而言，上述领域面临什么样的重要变化：哪些已经发生，哪些正在发生，哪些即将发生，这些变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如何？如何适应外部变化乃至引导外部变化以实现长期发展目标，这无疑是走向“巅峰”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探索全球经济，探路中国发展——这正是本书写作的目的。

面对“全球变局”，如何规划“中国道路”？一方面，要以更积极的姿态推动全球化，反对“逆全球化”；另一方面，则要以更现实的态度立足于内在、结构性因素推动经济增长。显然，根本出路在于经济活动向高技术和知识含量、高附加值和价值链高端的持续升级。随着具有“三高”特征的新经济活动增加，传统的低端经济活动将出现比重上的相对下降乃至数量上的绝对下降。微观主体经济活动的这种一加一减的变化在中观、宏观层面表现为经济的转型——两者相互伴随，互为因果。政策上，需要对前述“传统转型”，特别是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与四个方面的“新转型”予以通盘考虑。具体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要求对高效率、高附加值、高可持续的“新经济”做加法，对低效率、低附加值、环境社会代价大的“旧经济”做减法，以寻求更高效、更具竞争力、更有发展后劲的“新均衡”。

伴随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更多的价值创造和获取必然意味着更激烈、更国际化的竞争。在中等收入区间前行，中国将面临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夹击”：在低附加值领域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在高附加值领域与发达国家竞争。前者是“比较优势”之争，收入提高意味着优势下降；后者取决于“竞争优势”，随着企业实力的增强而增强。人口结构、要素供应、制度因素都是影响中国产业和价值链格局长期重构的重要因素。自动化程度提高、机器人广泛运用的技术因素可以平衡因生产成本提高而造成的撤资、产能外移以及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政策的影响，这对于保持和加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地位至关重要。这既是工业化从数量到质量升级的一个重要问题，也与前述中国经济整体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密切相关。

从全球政经互动的视角看，伴随中国经济崛起的是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而一个新兴大国的出现和上升难免引起守成大国的防范和遏制。对中国而言，全面崛起既是自新、自强和自我突破，也是向其历史辉煌地位的回归。然而，对西方来说，这是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上首次有“非西方文明”获得如此地位，也可能意味着西方逐渐削弱的开始。即使不考虑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文明的差异也意味着不安和忧虑是客观存在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捍卫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努力是全方位的，其经济影响也已经展现了出来。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格局将深刻地影响中国发展的路径选择，中国经济的顺利前行也需要一个全新的国际合作与竞争战略。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中国面临从积极参与到主动引导、从接受规则到制定规则的现实选择。同时，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成为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要求。

探索中国发展的新路径，首先需要将问题置于一个历史的、全球的视野中，从技术、制度、文化等多方面进行全面考察。在构建这样一个观察维度之后（第1章），本书探讨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及其与中国发展的关联，分析了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共同面临的变局、动态和前景（第2章）。然后，本书分别从宏观经济（第3章）、国际金融（第4章）、国际贸易（第5章）、吸引外资（第6章）、对外投资（第7章）等方面阐述了国际经贸与中国发展的关系。在对全球化与中国经济面临的“30年之变”进行分析的同时，这六章也从不同角度对下一个30年做出了展望。本书第8章将视野拓展到经济之外，探讨了一些可能对国家发展和崛起产生影响的重大问题，并展望了一个即将到来的“中国世纪”。

降速增长、加速转型、避免危机、持续发展——这16个字概括了中国经济走向巅峰的战略选择。“新路径”需要“新思考”。跳出中国看中国，立足世界看中国，涉及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比较，对两者相互关系的探索，以及对其相互影响的分析。以后两者为侧重点，希望这本书能帮助读者更深入地认识我们的国家、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面临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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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经济参考报》，2009-12-08。

[2]语出苏轼《晁错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

[3]参见梁国勇：《放眼世界 着眼亚洲 经营东亚》，见人民网，2009-11-16；《弱势全球化时代的挑战》，载《今日中国》，2012-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