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易经》哲学的管理学诠释

《易经》哲学是一个理想管理系统的基础，这同《易经》哲学本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易经》哲学把宇宙看成是一个动态的整体，提出阴阳对立、两极一体的宇宙模型、创造性的辩证思维、“观”的认识论、感应价值论，再加上一整套成熟的预测决策方法，这些都为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整体宇宙论

从哲学的观点看，整个宇宙自然是一个最真实的、复杂的、具有生命力和发展性的、动态的存在系统。就其运行发展、新陈代谢来看，宇宙自然也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管理体系。当然，这样说是把自然宇宙拟人化、人为化，是把管理的概念运用到宇宙自然上面去。这样说是否可以？我认为是可以的。自然宇宙生生不已，不断更新，就像有一个内在的力量在推动着它的变化；同时它的新陈代谢也代表着一种深层的内在平衡，时间上的循环和空间上的对称，以及所包含的动态的和谐。凡此种种，都可以证明它确实存在着一种管理上的智慧。

我们可以从自然宇宙中看到动态的管理系统，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把管理建立在对自然宇宙的了解的基础上，当然这种了解要具有管理的价值，要有发展性、创造性，这正是中国《易经》哲学精髓之所在。

我们知道，关于自然宇宙的哲学有很多，有的认为宇宙是一个趋向死亡的寂灭系统，有的认为宇宙是一个作为工具的机械系统，等等。像这类的自然宇宙哲学是无法作为管理的基础的，因为它们不能够凸显出管理的内在特性。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易经》哲学的现代价值。中国的管理经验就是来自《易经》哲学，来自《易经》哲学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深度的智慧。《易经》哲学所具有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不但根植于对宇宙的了解之中，而且还来自于对人生、人性的了解之中。它不仅把握了宇宙自然的本质，而且把握了人存在的本性及其特质，再把它延伸到管理，说明管理的经验及理想。

管理是一种人的行为，但最高的管理在其人为当中又具有一种自然。换句话说，在人的有意识的行为当中实现一种意志的自由，而又合乎存在的自然原理，既具有一种内在的约束，又具有一种内在的自由。所谓“无为而无不为”，自然而又自由的理想，这正是《易经》哲学的深度所在。

现代人的现代性在于人如何对自然既驯化又融合。人从自然而来，又改造自然以适应自己的生存需要，而在改造自然的活动当中，又必须保护自然，才能真正保护人类的存在。这就是所谓的“生态伦理”。现在人们开始了解到生态平衡的重要。人可以促进乃至实现宇宙的内在平衡，却绝不应破坏宇宙的内在平衡。现代文化往往过分机械化、理性化和权力意志化，表现在大量的工业污染问题上，以致往往破坏了宇宙的生态平衡，所以这种“现代性”是有局限的。真正“现代性”的现代化也就是“后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所包含的“现代性的人文化”，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需要更全面的管理哲学。《易经》哲学正好提供了适应这种“现代性的人文化”需要的管理哲学的理论基础。

《易经》哲学最根本的思想就是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而又内外、上下、左右各部分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整体。所谓“动态的整体”，就是指宇宙的事物不管如何缤纷繁多，都有密切的互动和相互的影响，每个事物都在自己运动，而都有一定的背景和网络，别的事物影响着它，它也影响着别的事物。个体性和整体性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性不能用封闭的态度去了解，因为整体包含着时间和空间，包含着时间的流动和空间的整合，所以不应该有任何的限制。整体不应该限制于任何固定的格局，而应该不断打破格局。

《易经》哲学的整体宇宙观包含着五个原则：

第一，同一根源的原则，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来自于共同的本源。

第二，相互依持的原则，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第三，动态发展的原则，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处在运动变化、开放发展之中的。

第四，深度和谐的原则，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以和谐与平衡为目标的。

第五，循环回归的原则，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回归到原始的根源，然后再发展、再创造，循环往复，不断发展。

这种动态的整体宇宙观是中国人在其长期的文化经验和文化实践中体验出来的，具有中国的特色，任何中国人及其管理活动都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宇宙观的影响。这种宇宙观正确地表达了宇宙的内在特性，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或潜在的全人类性（世界性），同样为现代人所必需，为现代管理所必需。

二、两极一体论

《易经》哲学的整体观必须从两个对立面去了解。《易经》哲学的特点就是把整体看成是事物之间的一种关联，而事物之间的关联最根本的就是两极之间的对立和联系，从而形成一体。佛学讲缘起之说，重因重缘，因此认为事物本身没有本性，没有主体性，最后的结论是万事虚无、万物皆空。而《易经》看到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其目的就是要说明事物的实在性、包含性和创造性。事物由于各种原因而结为一体，从而发挥内在的潜力，产生一种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生命的活力。万物相互依持，互为条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互为背景，正说明了事物的实际存在，以及事物本身具有创造力。人就是这样一种创造物。人是万物的精华，是宇宙中各种条件、因素相互结合的最高产物；而人在宇宙中演化出来之后，又能够进一步去发挥宇宙的创造力。肯定万物的实在及其创造性，正是《易经》哲学与佛教哲学的根本区别。其实这种区别也可以看成佛教哲学中的“空”，就是《易经》哲学中的生命创造力；佛学以回归于空寂为善，易学则以发扬生命创造力为善。

在西方哲学中，亚里士多德有“四因说”，即用“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去说明世界万物之间的联系。《易经》哲学的创造论的宇宙发生论，则认为万物都是创造发生出来的，而以两极一体作为其存在的形式。换句话说，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源于两种力量（即阴、阳），这两种力量不断分化，不断组合，再分化，再组合，事物就不断地向前发展。这种阴阳结合的两极一体观念，就成为宇宙发展的基本形式。两极一体的动态发展过程，就是《易经》哲学的基本思想。

那么，怎样去了解“两极一体”的基本思想呢？所谓“两极”，就是根据中国文化经验的观察，万物皆可以从“阴”和“阳”两个角度来了解，就是说任何一个整体都可以看成是阴阳的结合，找到阴阳就可以找到整体，找到整体就可以找到阴阳。什么是“阴”和“阳”呢？“阴”就是阴影，“阳”就是阳光。阳光投射在地面上，显现出万物的形象和背景，没有这样的投射和显现方式，万物也就不成其为万物。实际上，阴阳既具有现象论又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我们可以把现象的东西本质化，从而成为存在论或本体论。因此，我们可以把“阴”理解成一种静态的、无形的力量，“阳”则相反，是一种动态的、有形的力量；“阴”具有潜化的作用，“阳”则具有实化的作用。按照《易经》的概括，“阴”是静、柔、无形，“阳”是动、刚、有形。

阴阳的配合是多方面的。首先体现在宇宙发展中，阴阳表现为许多对应的事物，例如水与火、山与谷，都是阴阳对立的关系，“八卦”之间的关系都是阴阳关系。但阴阳本身又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是为“太极”。阴阳对立和谐还可以进一步体现在人事、人生、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就此而言，阴阳是具有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它本身从结构来讲具有不同的层次，从发展来讲则是多元的表现，必须这样来了解阴阳，我们才能从阴阳来了解世界的事物。

进而言之，《易经》“两极一体”的宇宙系统，其含义有很多，不同的平面上有不同的两极一体，而各种平面合起来也构成两极一体。从哲学上看，《易经》的宇宙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作为系统，它是一个整体性的结构，又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从空间来看，它作为一个根源性的系统，其生命力和创造力都是没有权限的，所谓“於穆不已”“生生不息”，就说明天道之创造生命是无穷的、没有止境的。在这个动态系统中，其根源就是“太极”，这个根源不断发展下去，就成为宇宙之道、天地之道。在这里，“道”是指动态的意思，“太极”是指根源的意思，太极和道相合为一，就是《易经》的系统。这是一个唯一的系统，也是一个变化的系统，它呈现在天地和万物的构成之中，并且有其内部的力量在不断地推动着它的发展。

由于宇宙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自然的过程，这就构成了它的时间性。时间是生命创造发展的过程。《易传·系辞》里强调所谓“时”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对于人具有莫大的意义。时间实际上是宇宙的生命力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活力。时间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并具有创造性的。时间本身就包含着空间，《易经》的宇宙系统就是一个时间包含空间的系统，也就是从时间展开空间的系统。

正因为宇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万物都有来有去，有成有毁，有生有死，整个是一个周流的体系，推陈出新的体系。这就是宇宙表现它自身的最重要的方式，只有在这种方式之下，宇宙才能够达到它本身的价值，表现出一种最高的境界。

“两极一体”的整体宇宙观，表现在实体宇宙的形象上，既是整体性的，又是多元性的，具有相当复杂而又相当丰富的关系，而最基本的阴阳对应关系永远在不同的层次中表现出来。在这样的形象宇宙中，每样事物之间都有一种多元的相对、相应、对立、互补、互成的关系，同时也表现出冲突、紧张、相互抵消、相互平衡的作用。从整个生命宇宙的发展来看，对立、紧张、冲突都是达到更高层次和谐的过程和方式。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把事物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体分化成两极，两极经过对立、冲突，再互补互化为一体的关系。

三、五段辩证法

《易经》哲学两极一体的整体宇宙观，体现出一种辩证的逻辑。这种辩证逻辑同黑格尔的三段论的辩证法不完全一样。从一分为二到合二为一，对立相反到互补互化，再产生新的事物，应该说有五个层次，即整体创化→阴阳分化→多元发展→冲激补充→推陈出新。

这五个层次具体体现在《易经》的宇宙模式之中，如图所示。

这里的五个层次也可以说是五个过程，这五个过程也可以说是内在的，即整体化、两极化、多元化、互补化、再整体化。这五个过程对于管理来说是很重要的，举凡组织更新、市场发展、生产活动、人事协调、规划决策都要经过这五个过程。这五个过程是宇宙事物发展的根本过程，也是管理活动的根本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这五个过程是相互联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每一个具体过程中，整体化不能取消，两极的分化不能取消，进一步的多元化，多元之间的实际的矛盾与差异，以及多元之间所引起的冲激，冲激之后的调和等，都是不能取消的。

冲突之后的和谐，也是我们特别要强调的。不是没有冲突，冲突之后还要建立和谐。西方的特别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其重点是放在冲突上面，但冲突只能当做一种用。所谓“和”，并不是和稀泥，而是一个过程，它并没有否定竞争、冲突、紧张、矛盾的阶段，它显示与肯定的是经过竞争、冲突、紧张、矛盾所成就（又达到）的和谐。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怎样达到和谐？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和谐作为内在的目标。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着阴阳的对立，由于多元化而产生冲突，最后一定走向新的和谐，建立新的整体。

我们这里的“整体化”包含着不同的个体。如上所述，原始整体要经过多元化，而多元化就是多元个体化。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有整体就没有个体，或者有个体就没有整体。整体是个体形式的根本条件，个体则要结合成更高的整体，二者之间是相互需要的。我们要发展动态的、立体的思考。如果只是从非动态的、平面的思考出发，往往就会认为有整体就没有个体，或者有个体就没有整体。那是把整体和个体抽象化了。把整体抽象化，有整体就没有个体；把个体抽象化，有个体也就没有整体。

实际上，个体和整体是在事物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一种关系。整体一定引起个体，一定引起多元的个体化；而多元的个体一定会经过冲激与和谐化的过程，冲激产生和谐，和谐产生新的整体，新的整体创造新的价值、新的文化，然后又出现多元化的现象，这就是宇宙的发展过程，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也是管理的发展过程，因为管理就其本质来说是创造性的，它的特征是通过经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处理一些人类的行为，来达到一种既定的理想目标。就此而言，这一过程所体现的辩证法可以称之为“创造辩证法”。

《易经》哲学的创造性辩证法与西方传统的冲突辩证法相比，如上所述，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不一样的，同柏拉图的辩证法倒有接近之处。柏氏的辩证法是往上升，最后掌握整体；它并不否定整体，并且是多元的，其包含性与融通性比较强，而且不那么机械。这些同《易经》哲学的创造性辩证法，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柏拉图的重点放在抽象的提升，《易经》的重点却放在具体的落实，二者是不一样的。

四、“观”的认识论

《易经》哲学形成的过程是一个长期观察、体验、认识宇宙的过程，经过了充分的考察、观察和认识。这种认识的可能性是由于它所认识的对象——宇宙——是一个整体。所谓“观”的认识是由整体到细部，再由细部到整体，就是通过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融合来了解事物。中国人从《易经》的角度认识事物，其最大特点是一定要抓住整体，从事物的个别部分来了解整体，把握了整体再来看具体事物，从前后左右来考虑整体性、完整性以及个别事物在整体中的地位。

“观”作为整体性的认识过程和认识方法，它既是人类认识事物的能力，也是事物展开从而表现自己的方式。因此“观”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观”是由人来观物；另一方面，物能够被人所观，那就是物有可观之处。可观的东西一定是整体的，从整体掌握部分，从部分掌握整体。所以，宏观和微观总是相互依存的。人们观察事物首先总是从宏观出发，了解整体；然后再从整体来了解部分，这就是微观。所谓微观看到的也是部分的整体性，是从整体性来了解部分。

“观”的认识论与现代科学的认识论不完全一样。《易经》的“观”主要是宏观，即为整体观，所强调的是不断地在整体和部分之间去造成一种平衡与相互了解，这比较接近现代诠释学的观点。科学的“观”却总是分门别类的，虽然也追求一个统一的观点，但实质上是化约论的，而且是化约在物理科学的层次上的。另外，《易经》的“观”的对象是形象宇宙，带有人的主体的心灵感应，而科学的认识论是首先掌握部分，然后再掌握整体，即首先了解部分的知识，然后再把它们扩大拼合成整体的知识。但是，在扩大拼合的时候，小的整体里面有部分的知识可以运用，而在大的整体里面，原有的部分知识就不够用了。所以，科学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需要更新，因为面对的整体扩大了，原有的认识就需要重整。从托勒密的天文学，到牛顿的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当代的新物理学，都是这样逐渐地推进发展起来的。

科学的认识一靠客观的观察，因而否定主观性；二靠抽象的原理，因而否定形象性。科学的知识是一种抽象的知识，它具有控制的能力，但是它不考虑、不包含主体的活动（包括主体的感受能力和思维能力），如果要包含，则把主体物体化。同时，它也不包含形象的宇宙，因为在科学的认识看来，所谓“形象的宇宙”只不过是人的主观感觉，例如“太阳从东边升起，在西边下山”之类，实际上从科学的观察来看则刚好相反，是地球而不是太阳在运动。当然对人的视觉和人的主观知觉，科学也有一套非主观的解释。

《易经》哲学的“观”的认识论则包含了形象宇宙，即包含了主体对客体宇宙的主观感受，其特点在于不去把握实体化的结构，不去把握部分事物背后的抽象规则。《易经》的这一特质说明它要发展的是“生态学”而不是“物理学”。但是生态学可以包含物理学，而物理学则不能包含生态学。同理，“观”的认识论可以包含科学认识论，而科学认识论则不能包含“观”的认识论。

从管理上看，如果从物理学的观点出发，就会否定人的主体活动，不重视形象或者行为的后果，弱化人的主观感受。像西方早期的管理（工厂管理），就属于这类物理学的管理。中国的管理重人，但却不是狭隘的“人事主义”。所谓狭隘的“人事主义”乃是完全忽视外在环境的感应因素，一切以人的感觉为准，在市场开拓上面，在生产发展上面，就不那么积极。中国《易经》管理哲学是生态学的、宇宙学的，它把人的因素、互动的因素、主观与客观的不同因素，完全包含在一起，进而在统一协调的基础上寻求一定目标的实现。

这种“观”的认识论，同《易经》哲学的整体宇宙论、两极一体论以及创造性辩证法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易经》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具有两个过程，一是分化的过程，从一分为二到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六十四，等等；二是融合的过程，从多融合为六十四，六十四合为八，八合为四，四合为二，最后融合为一。分化的过程是从客观的事物当中找出差异、察觉差异，从理念上看，是在进行分析；融合的过程则是在不同的事物当中找出彼此的关系，进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从理念上看，是在寻求统一。从分化到融合，又从融合到分化，正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形式。必须注意的是，分合是同时进行的：分在显中进行，合则在隐中进行；分在隐中进行，合则在显中进行。我们往往知显不知隐，知分不知合，这是不符合《易经》的整体动态思维方式的。

这种分与合、显与隐的动态思维方式在决策上是很重要的。因为决策包含了确定目标与实现目标两个方面，确定目标就需要分析环境和各种条件，这是一个分化的过程，而又隐含了融合的可能性；实现目标则要投入到实践当中，结合主客观条件加以实现，这是一个融合的过程，而又隐含了分化的可能性。前一个过程就是计划，后一个过程就是实行。这两个过程正是《易经》思维方式的展开与运用。

五、感应价值论

万物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的能够充分发挥其内在的创造力而得到发展，有的却不能发挥其内在的创造力而有所偏失，这就产生了一个好坏利害、吉凶祸福的问题，也就是价值论的问题。人为万物之灵，能够趋利避害，能够进德修业，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而这些都是通过作为主体自我的人与作为客体的天地万物之间的感应而体现出来的。从根本上说，《易经》的价值论实际上是一种主客互动、相互决定的感应价值论，它体现了主客体之间是和谐还是不和谐、有冲突还是无冲突、趋向和谐还是趋向冲突的感应关系。这种感应价值论具体体现在功利价值（趋利避害）、道德价值（进德修业）与本体价值（把握生命本体）等三个层面上。

《易经》具有强烈的功利价值，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卦言吉凶，爻爻言祸福。所谓吉凶祸福，说到底是对人的利害关系的评估。从《易经》的卦辞、爻辞来看，人们所得到的为“吉”，所失去的为“凶”，而得到的是有利于人的生命发展的，失去的是有害于人的生命发展的，“悔”是人们没有获得利益时的心理感受，“吝”则是人们没有避免伤害时的心理感受。推而广之，整个《易经》中的价值判断用语都是对人们利害得失关系的描述。“吉”就是得、利，“大吉”就是大得、大利，“无咎”就是无利无害、无失无得；“凶”就是失、害，“大凶”就是大失、大害，“厉”就是得小失大、利小害大；“悔”和“吝”都是小失，“悔”是没有得到利时的小失，“吝”则是没有遭到大害时的小失。

在现实中，功利价值的实现总是受到一定的客观条件、时间空间及因果关系的影响和限制，可以说是一种结果主义或后果主义。但是人的行为还有另一个向度，即可以从人的内在生命出发而作出一种主体性、价值性的选择。这种人的主体性的、价值性的决定，基于人的自由意志的决定，正是道德行为的基础。所谓“自由意志”，就是人可以依据其内在的本性和认同的目标，来作出选择和决策。就此而言，所谓“道德价值”就是生命主体自我创造的价值。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体现在人们内心的道德价值究竟有没有行为的有效性？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易经》的宇宙观里面，人是宇宙生命的延长和突出的体现，所以人就能够基于其内在的本性，来参与并实现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尽己之性，尽物之性。

《易经》对道德价值的重视，表现在强调生命的创造不已，即“生生之谓易”，而“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生生不息、创造不已，这就是善，就具有道德的价值。如何达到善，关键在于人们能否掌握宇宙变化之机。《易传·乾卦·文言传》透露了这种宇宙变化之机，也就是善的四种方式，即“元、亨、利、贞”。“‘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如果人能够把握这种宇宙变化之机，这种原始的善，并在实际生活中加以发挥，这就是“体仁”。“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所谓君子，就是以人的自觉，来处事处物，把宇宙的价值转换为道德的价值。所谓“体仁”就是体天地之仁，就是依据元者之善来尽人之性；“嘉会”就是把宇宙万物的和谐运用到人事上，从而产生一种协调的礼乐社会；“利物”就是把万事万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运用到人类社会，从而产生一个合情合理的社会组织；“贞固”就是体会天地长久之道，从而从事各种社会活动，让社会不断发展下去。

由此看来，道德价值实际上是人对宇宙本体价值的体验，并进行创造性投入的体现。从根源上看，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从自觉的天人合一来实现理想的天人合一，从尽物之性到尽人之性，最后达到尽己之性的最高道德目标；而这个最高的道德目标实际上也是最高的宇宙目标：与天地同生，与天地同化，与天地同创。

所谓“本体价值”，即为宇宙生命本体达到和谐的潜力，即生命自身的创造力。本体自身就具有价值，它是人可以追求的目标，可以享受的状态，可以安顿的境界。价值具有本体性，它是生命存在的方式、理解的方式、发展的方式。我们一般说的价值就是真善美，而真善美三者是统一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本体的存在；“真”体现了本体存在的一致性，“善”体现了本体存在的和谐性，“美”则体现了本体存在中主体的完整性。同时，也可以把三者都看成是一种和谐，“真”是事物内在的和谐，“善”是部分与整体的和谐，“美”则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和谐。总而言之，真、善、美都是本体创造性和谐的体现。

本体价值、道德价值、功利价值三者是相互联系的。其中，本体价值是前提，是一切价值的内在基础，是最高的价值。道德价值则是主体的行为方式，它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对宇宙生命本体取得认识之后所选择的行为方式，是人的投入和参与，要全面考虑到人的行为的动机与效果。而功利价值在其现实的层面上往往只是考虑行为的效果。为了达到既定的目的，有人往往可以不惜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所谓“兵不厌诈”，就是纯粹以后果来要求方法，为了达到好的后果而采取欺诈的手段。这从纯粹功利上讲当然是可以想象的，这等于是采用了一个rule，一个游戏规则或一个策略。既然是一个游戏规则或策略，那么就谁都可以采用。然而，这种游戏规则或策略的采用，应该而且必须有一个必要的底线（下限）。这个底线，就要由《易经》所强调的道德价值和本体价值来把握。在商场，我们还要讲商业伦理；在战场，我们也要讲战争伦理，讲国际公法，包括不能够任意杀人，不能够杀平民，不能够用残酷的手段杀伤对方，不能够毁灭与战争无关的文化及历史古迹，等等。而这些也正是生命、文化、价值转化提升之道。这表明，即使是在功利的价值里面还是有伦理制约与本体精神的。

这在管理上很有意义，它警示我们：只有把握本体价值，才能把握道德价值；而只有把握道德价值，才能把握功利价值的下限。这样，我们才能够维护经济活动的一定范围，使它不会因为手段而丧失目的，使人不至于在经济活动、管理活动中变成机械性的工具。现在我们在管理活动中的最大问题就是把人工具化、机械化。这就是我们现在之所以要强调人性管理的根本原因。所谓“人性管理”就是在肯定功利价值的同时特别强调道德的价值。而从《易经》的观点看，我们还要进一步强调本体的价值，所谓“人性管理”必须建立在“本体管理”的基础上，才能使人性永葆善性、真性和美性。

这里我们需要作一个特别的分析。为了取得更高的功利价值，我们应该运用道德，应该讲究人性，应该发挥内在的伦理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而且可以运用伦理来促进管理，来达到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从本体的眼光来看，伦理应该是在管理之上的更高的目标。人性是管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并且是能够使管理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管理并不是人性的最终的目标，人性用于管理最终是为了实现人性。我们既可以用人性来达到管理的目标，更应该用管理来达到人性的目标。换言之，我们可以运用伦理的手段来促进企业公司的发展；但企业公司的发展，其最终的目标却在于实现人类社会的伦理价值或文化价值，从而达到一个真善美的人类社会。

六、预测、决策论

传统的看法是把《易经》看成一部占卜之书，对此我们要具体分析。

首先，不能把《易经》仅仅看成是一部占卜之书。不错，《易经》的确具有占卜的功能；但是，它的价值却又不仅仅在于占卜。《易经》的价值主要在于它揭示了宇宙万物的本相，提供了一个整体和谐发展的宇宙观，从而帮助人们了解世界、把握未来。这样，它能够作为占卜之用也是很自然的了。因为宇宙万象的变化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人为了把握未来就利用《易经》来占卜。占卜作为一种实用的预测方法，是从《易经》的宇宙观中自然发展出来的，当然也有人们所可以应用的一面。所以，《易经》具有占卜之用，但又不能仅仅限于占卜之用。从管理哲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着重把握的是《易经》对于宇宙万象的说明性，以及它在本体论架构和方法论上的意义。这样，我们才能把《易经》正确地运用到管理上，使之发挥广泛的作用。

其次，我们不能把《易经》的占卜看成是神秘主义的。《易经》之所以能够发挥预测的作用，并不是它本身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帮助我们去揣测未来，而是有其内在的哲学理由和根据，否则就变成迷信了。在今天科学昌明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强调《易经》哲学本身所包含的基于周遍观察和动态思维的科学性与逻辑性，从而正确把握占卜的预测功能，把它作为掌握世界变化的可能方法之一而适当地体现出来。现代的预测，例如经济景气预测、气象预测等，都是基于科学的定理而对事物或事件发展的可能性所作出的推断。一般地说，对于自然现象的预测准确率很高，但也存在“测不准”的情况（在现代物理学中，就有所谓“测不准定律”：当固定一个变数时，就不能固定另一个变数）；对于社会现象的预测，由于其变数复杂，其“测不准”的情况就更多了。占卜是对人际关系的社会现象的预测，存在着极高的不准确性。这样，占卜还有没有意义呢？答案是肯定的。占卜对未来事物的发展所作出的预测与了解，是在没有确定知识的条件下，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审定和自我修正，提供一个拟似的信息参考系统，一个事物可能变化发展的方向，并为人们基于社会现象的不准确性而采取主动的态度，积极参与事物的变化，而达到发展的目标。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真正把握《易经》占卜的精神实质。如上所述，占卜并不是要我们去掌握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而是要我们去掌握事物发展的方向、事物发展的格局、事物发展之理，从而站在理性的立场，在经济和知识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参与和推动事物的发展，这才是《易经》占卜的精神所在。《易经》占卜主要是运用在人事方面，如果把人事问题完全看成是客观的，会陷入命定主义。《易经》其实并不主张命定主义，它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的是人的主动性、开拓性、创造性，而不是引导人们去寻求玄妙的命运。占卜就是要人们掌握事物发展的机缘，再进一步去创造与开拓，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和接受命运的安排。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占卜本身看成是具有启发性的行为，是作为主体性的人与客观事物之间互动的方式。

总而言之，对《易经》占卜采取正确的态度，就是要发挥决策的精神。所谓决策，是一种主体的行为方式，是在对外界事物认知的基础上所采取的理性的、主动的决定和选择——方向的选择和价值的选择。《易经》占卜作为一种预测方式，目的是为了使人们作出更好的决策。换言之，就是以预测来启发决策，而以决策来实现预测。从《易经》的角度看，预测与决策实际上是一阴一阳的关系。人的行为要达到既定目标，就要兼顾预测与决策，使预测与决策产生一种一阴一阳的互动作用，既使预测发挥决策的作用，又使决策发挥预测的作用，二者互补而又互成。而二者的紧密结合正是管理获得成功的保证。我们可以用下图表示。

《易经》占卜具有宇宙论的背景，它假设并描述了万事万物在宇宙中的存在和发展情况。《易经》的系统，从八卦到六十四卦，都是基于阴阳互动、刚柔相推、两极一体的模式来了解事物的。它所描述的宇宙变化，有其内在的变化逻辑，是一种辩证的过程，最后都可以看成整体之道的分化与整合，表现为阴阳的互动、乾坤的激荡、人事的刚柔、事物的进退以及各种现象的隐显等。宇宙万物的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就其阴阳互动、乾坤激荡这一基本点而言，又是十分简明的。只要我们抓住这一基本点，就可以把握和预测事物的变化。这就是所谓“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易传·系辞上》）。

《易经》占卜的方法论特点，则在于它是宇宙图像的投射。占卜是一种选择，但它比一般的随机性选择更有哲学的意味。这是因为占卜实际上是把整个宇宙的图像投射到某个现实的事物之中，使我们对所处的境地产生形象化的了解，启发我们对现实作出深度的解释，有意义的探索，从而帮助我们作出相关的预测，进行正确的决策。这一过程是主客观的统一，是已有经验、现实情况和未来发展的结合。宇宙广瀚无垠，存在着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在各种可能性即各种境地当中，我究竟处于哪一种境地？这就好比在茫茫大海之中，我所驾驭的这一叶扁舟究竟位于何处，走向何方？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航海图，这时候就要观察天象，凭借天上的星座来确定自己在大海中的位置。《易经》就是一幅“天象”，一幅周天的图像，其六十四卦代表着宇宙中的六十四种可能性。占卜作为实际的操作方法，就是在缺乏知识及紧要的情况下，从各种可能性中突显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从而使我们得到一种观照，帮助我们作出相应的决策，裁而化之，推而行之。

总之，《易经》占卜是管理预测决策的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它作为主体认知的方式进行预测，启发决策。只要我们正确把握占卜的精神实质，依据《易经》所揭示的宇宙图像，了解客观事物，并发挥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就一定能够充分发挥《易经》在管理决策中的重要作用。